远在广州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特地写来揭发信：“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一阅。”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黄永胜这封信？这封信源于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发过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送交揭发批判张爱萍反党言行的材料。奇怪的是，现在居然找不到文件签发人是谁，这样一个发到全军的通知竟然没有人对它负责。
父亲停职后，每日的“功课”就是被拉去批斗。总参、总政、空军、海军、国防科委以及下属的各科研院所；有斗他个人的，也有陪绑的，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彭真……有关的和无关的。
他说：“开始我还注意听听，都是些言之无物的东西，就由得他说吧。被斗的没有哪个服气的，我印象中，彭老总的头总是昂着，那些人整他就更凶。所谓搞你喷气式，就是把你的胳膊拧到背后向上抬，逼迫你弯腰低头。”
通常是一早被押走，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喷气式”和挂“黑牌子”无情地损伤他的身体。父亲左臂负过伤，每次批斗都被人强拧着。一次他终于大汗淋漓昏倒在地上了。空军的一个干部将他扶到后台，给他水喝。父亲说：“我没有能问他的名字，但我很感激他。”
妈妈说：“成天提心吊胆的。只是，人的承受能力往往连自己都会吃惊。后来摸出点规律。一般都是清晨4点，警笛的怪叫声一响，就知道来抓人了。赶紧弄些吃的，否则一天下来，人都虚脱了。只要人能回来，就是好的。”
但有一天，他没有能够回来。
1967年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
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
专案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
1967年6月7日，中央专案组二办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信，指控“在张爱萍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
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党委领导人立即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月18日。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
他完了！张爱萍彻底完了！大喜。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
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
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1967年12月26日，父亲被宣布正式逮捕。
两个月后，苏州消息传来，张瑞不是张爱萍。真他妈的扫兴。好在此时已经将张爱萍以审查为由关押入狱，反正目的达到了。他们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面前，任是铁人也得招供画押！父亲被抓走的这天，正是12月26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铁窗生涯。
妈妈回忆这一天：“下午，单位来人，说急着要找份文件，催我快去单位。我心生狐疑，交代了你爸爸几句，就匆匆跟他们走了。到单位等了很久，主任才进来，他说接上级通知，现已对张爱萍实行隔离审查。我立即要求回家，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还能不能见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在那个年月看得太多了，但他们不许……”
妈妈在民航局工作，是经吴法宪介绍的，吴的夫人陈绥圻“文革”时是民航革委会成员。她们还曾是患难之交。
我读过一部苏联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这部百万字的长卷引起了我对往事痛苦的回忆。苏联大清洗期间的捕人方式是在夜间，在寂静的深夜里将你从睡梦中拖走，让你连裤子都来不及穿。相比之下，我们要仁慈得多了，略施小计，从好处想，或许也是避免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场面。
父亲对这一天的回忆是：“你妈妈一走，专案组就来了，蒙上了我的眼睛，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我想要等到你妈妈和三子、艾子回来，临别，也该给你们留下句话啊！但已经办不到了。直到5年后，出了狱，才知道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我那年在军队，几十年过去了，在父亲平静的叙述中，我仍然能看见他像犯人一样被蒙面押解的那一幕，我的心在作痛。
“车子绕了很久。解下蒙布，是一间潮湿的小黑屋。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有一块床板，一张小凳。窗户都糊上了，灯老是亮着。皮带、鞋带都没收了。走路要提着裤子，睡觉脸要朝外，坐着要双手抱膝。门上有个小洞，外面蒙块黑布，便于向里观察。一人两个碗，开饭时从门底的洞递出去。上厕所要提前报告，有时等不及了，屎尿就拉在裤子里。除了提审就是写交代材料。”
我妈妈接着讲：“我预感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曾相互勉励，我说，只要你挺住，我就能挺住。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临别和你爸见一面。他们一直关我到深夜，估计是那边都办完了吧，才放我回家。看见三子脸上挂着泪睡着了，他看见我就哭了，说爸爸被他们抓走了。其实，你爸被抓走时，三子已经放学回来了，被他们关在外面，他是在窗户里看见你爸爸被带走的。”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人际交往上，也不是个爱计较小事的人，但他也绝不是个能随便就冰释前嫌的人。从“文革”后期被放出来，一直到他老年，他和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段经历。看得出，这在他心上留下了多大的伤痕。
他说：“这一夜，我眼泪一直在流，天亮了，枕头全都打湿了。斗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但现在我很绝望。我想不通，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租界里的英国巡捕房，流血负伤不下十几次，不论怎样困难，我从未流过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都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注：本书第一章有详述）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有一首歌，唱的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是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就非置我于死地呢？”
无论这个故事讲过多少遍，偶然碰及到这个伤口，我们全家人，讲的、听的，总会是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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