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南阳乡杜家嘴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幼年时就绰辍离家，跟随伯父到河南确山、泌阳及汉口等地刮肠衣、做学徒。1916年初，年仅13岁的许建国来到安源煤矿修理工场当学徒，后来进入刘少奇同志主办的职工夜校学习文化，接受革命教育。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烈火中，许建国经受了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2年秋，许建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安源煤矿大罢工。在罢工中，经陈昌仁、胡多谋介绍，许建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翌年3月，他又投身于路矿两局工会为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而发起的第二次安源煤矿大罢工。1925年秋，他又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会为要求发放欠薪而组织的第三次大罢工。罢工失败后，工会组织被破坏，工会主要干部先后被捕、牺牲。党组织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撤离安源，许建国被派往设在湖南醴陵的安源总工会办事处报到，然后前往长沙工会待机就业。
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许建国同另几位工会干部一起，由中共湖南特委派往湘潭组建产业工会，发展党的组织。他担任过湘潭县南区联合工会委员长，县工会委员兼纠察部部长。
1926年冬，许建国被派往长沙总工会纠察队训练班集训。四个月后，回到湘潭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领导四个武装纠察分队，配合农会打击土豪劣绅。1927年春，许建国领导群众清算了当地罪恶昭彰的劣绅晏容秋，工农群众为之扬眉吐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5月，湖南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国民革命军何健部三十五师反动军官许克祥率部进攻湘潭，形势急转直下，中共党组织决定紧急疏散。许建国在转移途中与组织失掉联系。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潜往长沙、武汉等地寻找中共组织。
1928年4月，许建国来到武昌粤汉铁路局机务段，一面做工，一面找党。次年7月被叛徒出卖，在武昌被国民党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侦缉队逮捕后押往长沙。反动当局以“暴徒骚事，危害民国”罪，判处许建国有期徒刑七年，关进长沙陆军监狱。在狱中，他很快找到了狱中中共支部，在支部书记唐近仁领导下，与同狱的陈奉石、马穆宾、乐天宇、向仲华等一起，进行了团结教育同监难友、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以及策划越狱等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
1930年7月下旬，红三军团一举攻克长沙，许建国和所有在押的同志被解救出狱，加入了红军，许建国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任副官长兼任团保卫员。此后不久，部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展对所谓AB团的斗争，许建国被诬为AB团分子，准备逮捕处置，幸亏团政委江华出面力保，他才幸免于难。1932年，许建国被提升为三团参谋长和代理团长，第三次反“围剿”后又被任命为三团特派员。他晓勇善战，机警灵活，枪法很准，多次出色地完成了艰险的保卫任务。
在三军团攻打赣州时，许建国负责三团留守处的保卫工作。一天拂晓前，他外出巡查，突然发现驻地被敌人包围。他双手操枪，打倒了几个敌人后，迅速赶回留守处，把一师政委黄克诚和前来联络的六师参谋长唐近仁等叫出来，由他在前面开路，冒着枪林弹雨，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此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他被调任红三军团一师特派员，负责全师的保卫工作。第四次反“围剿”时，他担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侦察部部长。1934年8月，红军整编后成立了八军团，周昆为军团长，黄旭为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耿飚为参谋长，许建国被任命为八军团党委常委、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1934年10月，许建国参加长征。红军进入贵州后，撤消了八军团建制，他被调往国家保卫局，负责保卫中央的年老同志。在艰难困苦的长征路上，很多年老或生病的同志掉队了，他负责收容他们，任收容队副队长。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就是在他悉心护卫下安全到达遵义的。
1935年4月，许建国调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同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地区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两河口、沙富和毛儿盖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问题，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许建国奉三军团代政委李富春的命令，带一个手枪队担任会议警卫，圆满完成了确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安全的光荣任务。
1935年9月，红军右路军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许建国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保卫分局侦察科科长，不久调任第一纵队政治保卫分局局长。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以原第二纵队为基础组成红一军团第四师，许建国调任第四师特派员。
1936年2月，许建国调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随红一军团渡河东征。东征结束后，1936年9月，许建国与罗瑞卿、张纯清等一起，被调到保安红军大学学习，并担任中共红大一科支部书记。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6日，许建国离开红大，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副主席抵西安。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的秘书长兼军警督察处三科上校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下，许建国协助友军在清查特务间谍，维护社会治安，巩固友军部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完成了保卫中共代表团的使命。
1937年2月，中共代表团撤离西安，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中，童小鹏、龙飞虎等随周恩来返回延安，其余人员由许建国率领前往陕西三原县筹建第十八集团军驻云阳办事处，并任办事处主任，负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络任务和情报、保卫工作。同年5月，许建国被调回延安，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副处长。
1938年初，任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同年，中央成立了中央保卫部，许建国任部长。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除奸工作的重要性和除奸工作的方针、政策、方法，也作了重要论述。许建国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发言。
193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成立社会部的决定》，同时建立中共中央社会部，康生任部长，李克农、许建国任副部长。这一时期，许建国倡导和举办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亲自讲授党派知识、帮会、黑社会情况等课程。学员以后都成为各根据地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的骨干，在中央社会部保卫部的指导下，破获了一批重大案件，破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边区的秘密电台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特务间谍，为保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三）
1939年3月，中共中央派许建国（在此之前，他一直叫杜理卿。这次到华北，改称化名许建国，并一直沿用下来）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到华北敌后考察。考察组由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堃、杨宁、江涛、王志祥、伍彤、任远等13位青年干部组成。他们由延安过晋西北停留后辗转到达晋察冀边区，传达中央成立社会部的指示精神。同时，也审查晋察冀边区的积案。
抗战初期被誉为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侵华日军除集中兵力频繁进行军事“扫荡”外，还秘密派遣特务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特务组织也从平、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当时，八路军和地方的除奸保卫工作比较薄弱，存在不少问题，既有麻痹轻敌现象，也有敌、我、友区别不清，打击面大的“左”的倾向。许建国同志带领的考察组一到晋察冀分局，就组织专门班子，对晋察冀军分区办理的“李晓初托派案“、“熊大正国特案”等进行处理。我也从北方分局被抽来参加专案工作。
我是广东省开平县人，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我接受了革命思想，和进步同学一起组织读书会，号召同学声援“一二•九”运动。1937年6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经广州党组织介绍，我和一起参加学生运动的邹伦（解放后任中央调查部局长）和一名工人等三名党员及邹瑜（邹伦之弟，解放后曾任司法部长）等六人，离开广州步行前往延安。同年3月到达延安，组织上安排我们3个党员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我被分到十九班，刘仁同志是我们的班主任。3个月后毕业，我又到马列主义学院二班学习，同班的有金信、汪琼等人。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和汪琼、张勉学、宋汀等一百多人由刘仁同志带队，被分到晋察冀分局工作。离开延安时，我改名为方林。
当时，由于情况复杂，加之刑讯逼供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案件涉及的人员有几百人，甚至有不断扩大之势。案件涉及的人员，除了有从敌占区来的以外，还有不少边区的军、地干部，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如张珍（解放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藏伯平（解放后在中国文联工作）、李志民（解放后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因此，考察组在许建国的领导下，深入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分析辨别，进行了全面的复查，特别是纠正了刑讯逼供的错误做法，对一些被审查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谈话、复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经北方分局审批，平反了冤假错案，释放了错捕的同志，挽救了大批干部。通过这次审理案件，我对许建国的了解加深了，他工作深入，机智果断，政策水平高，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对他深为敬佩。
1939年6月，根据彭真和聂荣臻同志的请求，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和考察组全体干部留下来，建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许建国任部长。又从其他部门抽调了一些干部到社会部工作，我也从北方分局调到社会部工作。社会部成立后，立即组织干部到各分区进行社会调查，深入研究边区的敌情和社会情况；同时，抽调县级以上干部，分期举办训练班，为建立各级公安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开展边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0年初，许建国同志的夫人刘桂兰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在社会部机要组工作。那时，社会部驻在阜平县瓦渣地村。我当时在社会部当秘书，我和齐义先（许建国同志的勤务员）与许建国夫妇住在一起。刘桂兰大姐是个老红军，参加革命之前是个童养媳，长征中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康克清大姐任政委）。她待人诚恳、热情，处处关心爱护我们这些年轻同志。那时，社会部为开展敌占区工作，培养干部，举办了各种训练班，刘桂兰同志虽然资格很老，可她却没有一点架子，和我们一样在训练班上课。她学习刻苦认真，对训练班上的同学非常关心。由于我和她住在一起，受到的关怀和爱护就更多。不幸的是，刘桂兰大姐因病于1942年去世。我们都非常难过，痛惜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好大姐。
1942年，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公安管理处，许建国兼任处长和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一直在机关工作，与许建国的接触日益增多。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日子，社会部的工作十分紧张，许建国不顾自己失去妻子的痛苦，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但就是这样，他仍十分关心周围同志的工作、生活，经常抽出时间和同志们一起谈心、交流。他严谨克己，待人真诚宽厚，工作中雷厉风行，使我对他的理解和关心也逐渐加强，由敬仰而产生了爱慕。在工作中，许建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相互间也加深了了解，1943年底，我和许建国结为伴侣。
许建国领导的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在加强边区公安保卫工作的同时，遵循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根据地为基点，陈叔亮、史光、杨宁等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平、津和敌后其他城市以及各个战略地区，建立情报联络点线，组织和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为晋察冀中央分局，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制定反“扫荡”计划、领导反“扫荡”斗争，提供了重要依据。
许建国在担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期间，还兼任中央情报部晋察冀第一分局局长。他以主要力量积极开辟华北地区以平、津为中心的各大城市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开展东北伪满地区的城市情报工作。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他还向华中、华南及海外建立了地下情报组织。在日伪的军、政、警、宪、特务组织内部埋下的红色种子，大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九•一八”以后，东北留日学生中的一批爱国青年，秘密组织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学生救亡会等革命团体，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1935年后，这些团体的一些领导骨干回国同中共取得联系，把工作重点转向情报工作。这些留日革命青年大多是伪满中上层人士的子弟，其中包括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子侄。他们回国后先后担任了伪满军政要职，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与内地交通联络不便，工作发展受到限制。在干部政策上一向不囿于教条主义的许建国，十分重视这支可贵的力量，曾派原在天津华北联络局工作的谢普生重返天津整顿东北地区工作。1943年又派李振远、周梅影前往沈阳，主持东北的情报工作。1943年底，还派张友恒赴东北进行了短期的视察。东北情报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包括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训练和作战能力以及军、警、特联防和镇压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措施等大量情报。东北情报工作局面打开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指伪满界)是可以突破的，伪满工作大有可为。”
抗日战争时期，平、津、沪等大城市的情报组织还团结民族工商业者、医生、教授、海外侨胞等爱国志士，有组织地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人才，向海内外募集款项、购买医药、通讯器材等重要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建国为贯彻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还组织力量，把滞留在北平的国际友人护送到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第一个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社会部也迁到张家口。各方面的条件改善了很多，工作相对稳定了，机关也壮大了，达到一百多人。由于条件好了，又有不少同志相继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和许建国也托朋友把刘大姐生的两个孩子从延安带到张家口，和我们住在一起。虽说条件好了，但社会部的工作仍十分紧张，由于孩子们的拖累，很多人工作不能安心，为了使更多的同志能够安心地工作，我在许建国的支持下，毅然离开机关，办起了保育院。开始时，保育院只收社会部机关同志的孩子，后来，北方分局各个部门及边区政府的很多同志都将孩子送到了保育院。1946年，蒋介石为夺取抗日胜利果实，公开发动了全面内战，攻打张家口。为保存实力，中央决定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放弃张家口，撤回根据地。根据许建国的意见，我带着保育院工作人员和几十个孩子最先转移到根据地。由于我们的安全转移，使得机关的同志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保证了机关顺利撤离张家口。后来，这个保育院越办越大，成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属下的机构，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部分领导合影
（四）
解放战争时期，许建国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社会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等职。他根据国内形势和敌情的变化，除加强解放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外，继续采取多种形式，以大中城市为重点，加强派遣工作。
1947年10月，北平、石家庄情报组同时获悉蒋介石密令其第三军由石家庄撤守保定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迅速报告了军区司令部。晋察冀野战军根据这些准确情报，发起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取得了全歼国民党第三军军部及第七师全部、俘虏敌军长罗历戎、毙伤俘敌军官兵17000人的胜利。接着，又根据各地情报组织提供的情报，抓住战机一举攻克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打开了华北战场的新局面。
1948年秋，国民党九十四军三个师，新二军两个师，由空军配合企图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内线情报人员及时掌握了敌军的作战命令，但因电台发生故障，情报无法送出。为了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地下交通员将敌作战命令原文背熟，日夜兼程将情报送达解放区。许建国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聂荣臻司令员后，聂荣臻火速命令西线部队一昼夜奔袭几百里，迎击敌军。与此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采用缓兵之计，亲自撰写新闻稿，由新华广播电台播出，揭露敌人的阴谋，从而延缓和挫败了敌军的行动。
事后，国民党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惊叹“中共地下工作组织深入、机敏和细致，达到了神化莫测的地步。”
聂荣臻则盛赞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所属情报组织，在漫长的地下斗争中，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进行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组织上尚未受到较大破坏，个别同志虽然不幸被捕和受过迫害，但也经受住了考验。这和许建国领导与教育是分不开的。许建国十分重视领导骨干的政治素质，强调要恪守秘密工作纪律，重视区分敌、我、友界限；又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地结合起来，具有丰富的策略性和指挥艺术，因而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许建国善于正确执行党的“隐蔽精干”的秘密工作方针。在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方面大胆而谨慎，善于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策略以敌制敌或化敌为友。
1946年8月，北平国民党军统潜伏在张家口的电台被人民解放军破获，并逮捕了该电台的少校台长。许建国经过调查，了解到此人在技术上是个全能的老手，主要是通过技术为军统服务，没有大的政治劣迹，便向他讲清形势，晓以利害，指出前途，使其心悦诚服地为人民服务。这位台长后来在人民解放军的电台建设和介绍敌特情况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许建国知人善任，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主要看本质，经批评教育，只要改正了仍继续充分信任。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对同志体贴入微。他特别关心在外同志的安全，如逾期得不到消息，就焦虑不安，担心出问题。每一位同志到新的地区或敌区工作，每一位情报人员回根据地（解放区）汇报工作，他都亲自接待，彻夜长谈，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温暖。
许建国是我国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也是城市公安工作的奠基人。1945年8月，八路军从日伪手中解放了第一座城市张家口。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兼任公安局长的许建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组建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和群众性的基层治安组织，进行伪职人员登记，开展户口调查，加强侦破工作，严厉打击敌特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并且制定了治安、户口、交通等管理条例，摸索出一条适合城市社会治安管理的组织体制和工作方法。对此，他在中央通报的《怎样管理城市》的报告中曾详细地进行了总结，为城市公安工作提供了经验。
1947年秋，许建国在河北阜平举办了县以上及一般干部两个培训班，亲自讲授城市治安管理和国民党警察、特务机关的有关知识，为筹建城市公安机关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解放石家庄后，社会部先后派陈叔亮、王应慈、张季良率领一批训练有素的干警随军入城，接管警察局。他们在许建国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建立起市、区及派出所三级公安机构，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侦破特务间谍，审查清理战俘，搜索残余敌特人员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两个方面都进一步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以后解放天津、北平等大城市，开展公安保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长期主持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工作的刘澜涛说：“许建国是个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他不随风倒，不看人脸色行事。这对于担负特殊任务的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五）
北平和天津是华北地区两大名城。接管这两座城市，是一件很复杂很繁重的工作。接管工作做得如何，对国内外影响很大。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为接管北平和天津进行了一系列筹划。毛泽东在西柏坡组织平津战役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北京和天津的接管问题了。
1948年11月8日，毛泽东致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说：“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关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毛泽东在信中还明确提出：“平、津、张三城当然要华北局负责准备。”
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黄敬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黄克诚电，指示：“荣臻、彭真、剑英、黄敬应时刻准备率领接收人员及工作干部乘车出发驰赴平、津。”
毛泽东强调：“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并告聂荣臻、薄一波电，任命“聂荣臻为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
这样，接收北平和天津两个城市的领导班子便基本上确定了下来。为了指导平、津两市接管工作的进行，中共中央从1948年12月30日至1949年1月21日先后发出了《关于平、津两市区货币问题的决定》、《关于新解放城市职工薪资问题的指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管天津司法机关之建议》等一系列文件。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部署领导下，平津接管工作有序地展开了。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局城工部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干部的准备工作。城工部责成平、津地下党组织领导机关，负责动员组织一些人，由城工部审查后，分别送往设在平山县的华北局党校和设在正定的华北大学等单位去接收训练。
12月中旬，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城工部的机关工作人员，六成被派往北平，四成被派往天津，参加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12月15日凌晨，去北平的由刘仁带队，前往保定集中待命；去天津的由杨英、于致远带队，到天津以西的胜芳镇集中待命。胜芳，属河北省霸县，是天津以西约40公里的一个重镇。地处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到这里集中的接管干部大都来自华北党校、华北联大、冀中党校、渤海军区、中央团校以及晋察冀、晋冀鲁豫、冀察热辽等地城工系统的干部。
时任华北局社会部长的许建国被中央指定参加天津的接管工作。他于1948年11月就由石家庄前往胜芳进行社会调查，为接管天津进行准备。
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复电华北局，任命黄克诚、黄敬、黄火青、许建国、张友渔、黄松龄、吴砚农、丘金、杨英等人为天津市委委员，黄克诚为书记，黄敬为第一副书记，黄火青为第二副书记；黄克诚、黄敬为天津市军管会正副主任；黄敬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许建国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
天津战役刚结束，他便带领干部进入市区，按照预定的计划接管国民党机关，搜捕战犯、特务，恢复社会秩序。原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是军统分子，在天津解放前夕，我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先做了他的工作。所以天津解放后，他没有逃跑，也没有进行顽抗，而是下令全部警察系统坚守岗位，要保护好全部档案、资料和物资等，做好向解放军移交的一切准备。接管干部一到市警察局，他便立即做了交代和移交。
入城后的第三天，许建国召集旧警察局全体人员，宣传中共政策，宣布接管办法。到1月21日，搜捕战犯、特务的工作即已基本完成，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天津市人民公安机关建立以后，许建国强调指出：“公安部门的一系列工作都应该首先研究国家的性质和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安工作是依靠大多数人来统治和惩罚少数人的，这与反动阶级的警察迥然不同。”他要求公安保卫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区分敌我界限。他把高度的责任心、坚定的阶级立场、熟悉业务、服从命令、执行政策、经常与群众联系这六项要求规定为公安保卫人员必须具有的品质。他的建警、治警思想在天津公安队伍的思想、组织建设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天津解放后，晋察冀社会部保育院从河北省阜平县搬入天津，命名为“天津和平保育院”，我担任院长。1951年底，为了更好的工作，在许建国的支持下，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
（六）
1952年1月，许建国调上海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社会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为了让我安心学习，许建国决定先不搬家，将孩子留在天津交给保姆照顾，只带秘书到上海赴任。一年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结束，才将家搬到上海，我调到上海市教育局任幼教处处长。
1955年大区撤消后，国务院任命许建国为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分管上海市的公安工作和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在沪时的警卫安全工作。还兼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195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分管政法、党群、外事等工作。
在上海工作期间，许建国十分重视干部和人民警察的政治素质，要求搞好警风和警民关系。上海解放后留用了大量旧警人员，未及时进行严格审查。1952年夏，他领导开展了整顿组织和警风的工作，对犯有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包庇犯罪分子、腐化堕落、侮辱妇女等“六害”的人员进行集中清理，纯洁了组织。在此基础上，于同年7月建立了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从而大大提高了人民公安机关在群众中的政治信誉，进一步密切了警民关系。同年冬，在全国第五次公安工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关于建设公安部门政治工作的决议》时，上海的措施得到了肯定。
上海经过三期镇反和工厂企业的民主改革等运动，肃反斗争取得了很大成效；在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间谍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建国在1954年12月上海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五年来的工作检查与贯彻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方案》的报告，指出“敌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肃反斗争已进入隐蔽、复杂的新时期。今后的方针是加强队伍建设与隐蔽斗争，保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
翌年6月，在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长罗瑞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再给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几次打击的指示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社论。上海在布置集中搜捕城乡反革命的同时，又开始了内部肃反。许建国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十分重视严格依法办事，力求把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和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结合起来。他在干部中反复强调“要做到防错防漏，不枉不纵”；“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决不允许草率办案”。
陈毅市长对许建国的工作很满意，1955年陈毅市长离开上海外出时，提出由许建国代理市长。但他不计较个人名位，力荐市委其他领导同志出任。
（七）
1958年下半年，根据陈毅同志的建议，中央决定调许建国到外交部工作。这一年夏天，在首都一次舞会上，毛泽东对许建国说：“杜理卿，外交战线要加强，你出国当几年大使好不好？”
许建国于1939年到晋察冀边区工作时改为现名，但毛泽东每次见到他时仍然亲切地呼其原名。许建国回答：“主席知道，我一向是搞公安保卫工作的，干外交是外行啊！”
毛泽东说：“外行可以变内行嘛，外交工作就是需要老同志去加强。”
许建国服从组织决定，愉快地准备迎接新任务。这一年初冬，他由上海到中央报到后，先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济南巡视工作。1959年春，又到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参观，返京后于5月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我也随调任大使馆一秘。
当时中苏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首脑会议上，以苏联为首的一些党的代表团，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攻击。以彭真为团长、伍修权、许建国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严正的反击。此后，许建国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罗马尼亚的形势及现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报告。他提出的应当区别对待东欧各国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周恩来的称赞。
许建国一到使馆，就亲自带领使馆的同志对罗马尼亚的政治、经济等情况进行深入了解。许建国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常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不可能有针对性地把工作做好。为能适应外事工作的需要，他还要求使馆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做什么工作的都要学习外语，并规定了学习时间，自己也身体力行，带头学习。他说，学会外语不只工作方便，而且只要你说一句驻在国的本国语言，就可以拉近两国之间的距离，更便于交流、合作。
1964年4月，许建国驻罗期满回国，参加了周恩来在四川召集的驻外使节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他对周恩来说：“只要是党的需要，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我都可以去。”
1965年8月，许建国赴地拉那上任，我也调任大使馆一秘。在阿尔巴尼亚的十个月内，他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城市村镇，深入实际，接触群众，就连这个国家北部最偏僻、条件最差、生活最艰苦、交通最不便利的山村，也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出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许建国十分注意把使馆建成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战斗的集体。大家虽然远离祖国和亲人，但在使馆中同样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一位曾在驻阿使馆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全馆60多人组成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大家庭，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个部门的同志不分彼此，情同手足。一旦有重大的活动或工作任务，全馆统一安排，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给人留下了温暖、亲切的美好记忆。”
（八）
1966年5月，许建国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中国进行访问后，就留在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由此被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1967年春，就在首都外交口闹腾着夺权，陈毅副总理处于困难的时候，许建国被周恩来叫到北京饭店，查询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由罗瑞卿部长交办的关于调查江青30年代历史问题的一封匿名信的处理情况。许据实以告，并说问题没有查清他就调离上海，结果如何他不知道。在场的张春桥狂妄地责问：“这件事我怎么不晓得？”
许建国说：“你当时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
张春桥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点了许建国的名。此后，造反派几次来抄家，索要材料。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竣。为防止意外，他一方面将多年积累的材料及重要笔记忍痛销毁，一方面嘱咐我说：“我可能被捕，而且短期内回不来……要相信党，我总会回来的。”
果然不出所料，许建国很快被外交部造反派“隔离审查”。不久又被转走，不知下落。几年之后，才打听到他被关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许建国被关押以后，我也被赶到江西外交部干校劳动，原来在身边的四个孩子到外省插队落户，一个幸福的家庭被弄的支离破碎！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处境有所改善。这一年的5月，被关在秦城监狱7年、年逾七旬的许建国被送往安徽六安“养起来”。由于长期的单独关押和摧残，他出狱时已身心憔悴，面容枯槁，行动都不那么正常了。
1977年初，许建国患了肺癌，同年10月4日病逝于安徽省合肥市，终年74岁。他在临终前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书中曾发出这样的呼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呼喊，表达了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无比愤懑，也表达了他对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的坚强信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大地。1980年3月，中共中央为许建国平反昭雪。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许建国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王震、乌兰夫等中央领导同志献了花圈，李先念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致悼词。追悼会后，许建国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九）
我和许建国结婚33年，在一起生活了26年（“文革”期间许建国被关押了7年），我们有7个孩子（其中包括刘桂兰大姐的两个，后夭折了一个女儿）。几十年来，虽然许建国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没有忘记关心我和孩子们。他在政治思想和日常生活中都时刻关心着我。我在上海工作时，每天是骑自行车上下班，许建国经常嘱咐我要注意安全，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身体。
许建国的组织纪律性特别强，从我离开机关做保育工作后，他从不跟我谈工作上的事情，严格保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到上海来，都是他亲自负责部署保卫工作，从不马虎。每次我都是和其他人一样，在中央领导离开后才知道。
许建国身为高级干部，在工作上身先士卒，生活上严以律己。他从来不表功、不贪功、不搞小圈子，团结干部默默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长期在华北工作，1952年初调到上海工作时，除带两个秘书外，一个华北干部也没带。上海公安干警对他平易近人印象深刻。他关心干警生活，经常深入到集体宿舍问寒问暖。
许建国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主管民政工作时，经常带着秘书深入到里弄访贫问苦。1956年冬，他到上海静安区一条里弄访问居民，发现一户居民生活困难，入冬后几个孩子还穿着单衣，他抚摸着孩子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当场取出30元，送给孩子们的母亲添置棉衣。回机关后，他立即要求民政部门检查和改进社会救济工作。他自己的生活节俭廉洁，凡外宾赠送的礼品一律送市政府外办。
1952年，我们刚到上海时，市政府安排我们一家住在岳阳路145号，这套住宅比较宽敞，还有一个大花园。许建国认为住的太奢侈，不必要。他主动让出这套住宅，创办了公安俱乐部，丰富了干警的的业余生活。后来我们住到荣昌路60号，那是一幢英国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可许建国感到公家支付的房租还是太多。1957年他自己物色了康平路147号一幢二开间的三层楼房，五个房间，面积不足百平方米，我们一家十余人住进去比较拥挤。由于房子小，秘书、司机等只好另住他处。当时按规定，副市级以上干部的宿舍，可以免收会客室或书房的房租，可老许则坚持要交房租，不要组织照顾。1958年“大跃进”时，上海市委决定市级领导干部搬到刚竣工的工人新村，同工人们住在一起。这个新村是“大跃进”的产物，造价较低，质量较差。老许坚决响应市委号召，第一个搬入新村居住。这年春节，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来家中看望许建国，他不在家，我陪同他们参观我们的房间，当看到拥挤和简陋的小孩卧室时，两位元帅笑着说：“孩子们就这样像小狗似的挤在一起呀？”
干部定级时，许建国定为行政六级。1957年国家调整工资级别，因老许还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公安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将许建国的工资调整为行政五级。当时在上海，只有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原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民主人士）是行政五级；市委书记处其他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都是行政六级。许建国是1922年入党的，按他的革命资历，提为五级是相当的。但是许建国认为这一级别对他不妥。1958年，中共中央决定降低高级干部工资，他除了按规定降低外，还主动要求市委行政处将他的行政五级工资标准改按行政六级标准发薪。
许建国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但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鞠躬敬瘁的高尚品德永远激励着我们，他永远活在我和孩子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