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众多描写两弹一星的作品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多是毛泽东“中国也要有原子弹”的高瞻远瞩；是陈毅元帅那种“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的决心；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们顶酷暑、冒严寒，在戈壁滩上贡献自己青春的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颗原子弹的高层领导者们是如何来组建这支大军，指挥这项事业的呢？
光阴似箭，一转眼便到了1962年下半年，那份要在1964年炸响原子弹的报告，送上去快要一年了。父亲遇到焦虑的事时，总爱用他的四川土话说：“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下，这一年，又传来了蒋介石要卷土重来的消息。东南沿海紧张起来，广州军区、南京军区的部队开始向福建方向集结。中苏交恶，不仅直接影响到与朝鲜的关系，连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也多少使人感到了不安全的阴影。1959年平定叛乱后的西藏边陲，中印关系再度紧张。友好邻邦越南，与美国的战争不断升级；原来主要以防备美蒋进攻的“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正面临着多个战略方向的挑战。总参谋部后来向中央报告：国家经济布局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隐患。工业过于集中，仅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大约60%的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人口过于集中，全国除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外，有25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城市；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聚集在附近；几乎所有的水库紧急泄洪能力偏小，而大型水库中，有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
对形势变化的估计，必定将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对策以及机制的变化。虽然一切仍是模糊和不确定的，敌人是谁？他在哪里？可能从哪里来？什么时间来？达到什么目的？又会是多大的规模？没人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和方针提出来了。
还有另一条历史的主线，即被放大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对整个国家政权稳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提法进一步升级，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实际走向是两相背离：经济继续维持调整；政治则向越加强调阶级斗争的左的方向发展。但并行只是暂时的，政治总是要统领经济的。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被强调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倒真是“处处都有敌人”了。于是，反过来又加剧了对形势严峻的判断结论。整个社会的政治形势就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越来越攀高，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说得好：“形势比人强。”核战略的精髓是：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它毁灭人类的巨大威力，可以使任何战争的野心家回到谈判桌前来。
共和国需要核弹。父亲的这份报告当时是一式两份：送书记处一份，送军委一份。书记处那份邓小平批示上报毛泽东。军委那份呈送了林彪，贺、聂两位老总，以及罗瑞卿。
现在重新审视这份报告，它确留有一个尾巴。“要统一抓起来”，这句话好说，但做起来可就难上加难了。怎么抓？谁来抓？谁有这样高的权威和能力？父亲的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我想，这大概就是邓小平为什么要直接呈送毛泽东，而毛泽东也需要思考的问题吧。我问父亲为什么不再写得具体些，他说：“这就不关我的事了。”
武器装备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军队陆海空军和各兵种；国防工业系统；国防科研系统；国家科委和中科院系统；国民经济各部门，如邮电、冶金、化工、交通、轻工等等。上述这些机构和部门，又按常规武器、战略武器的不同门类，以及研究、生产的不同方式，分别归口在由军委和国务院双重领导下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以及总参谋部来管理协调。国外称这一领域为：中国的“军事－工业界集团”。这里涉及到的经费、利益、人事、产权等等，没有哪个部门是可以单独统起来的。遇到矛盾，只有靠领导人个人的权威来协调。如贺老总、聂老总，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们分别执掌国防科委和国防工业委员会。罗瑞卿职务就更多了，总参谋长、副总理、书记处书记。贺老总的国防工委解散后，成立国防工办，罗为主任，他还分别担任了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就是说，制造什么、合不合格，由军方说了算。但你毕竟是国务院副总理，总不能看着军工厂揭不开锅吧？最后还得是和稀泥。
原子弹工程如此紧迫，必须统一领导，形成合力。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上面怎么办？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总参谋部三家，似乎哪家都不足以牵这个头，似应有一个统领协调这三家的更高层、更具权威的组织形式。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书记处书记之上的超重量级的领导人挂帅出场了，只有这样的人物，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威，才能统领起这支大军，才能组织这次以炸响原子弹为目标的空前规模的大会战。符合这个条件的大人物，在全党当时只有两位，他们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一个国务院总理，一个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从中择一。
1962年10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国防工业口的汇报。他说：导弹和原子弹都需要中央有一个专门机构来抓，做组织工作、协作工作，下命令的工作。这两弹要搞个小的机构，不这样抓，这里一拖，那里一拖，时间过去了。这种尖端，各国都是这样抓起来的。我们社会主义要抓得更好。无非是创造条件，使它能够顺利地前进。（注：《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
10天后，罗瑞卿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重申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再次强调了原子弹的研制“绝非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明确提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是这样写的：“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张爱萍、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这份为原子弹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报告上去的第四天，毛泽东就批准了。毛泽东的批示是：“同意。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事。”
毛泽东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大力协同”是针对谁讲的？当然是指中央了，这样的事情，必须由中央亲自组织协同。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这颗原子弹，它后来成为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最基本的方针——大力协同。
这一天是1962年11月3日。
但这个小组织叫个什么名称呢？周恩来说，既然是专门为搞原子弹成立的，就叫它“专门委员会”吧！在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情况，为处理某件特殊的重大事件专门组成的高级别的委员会，如清除叛徒等。于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西花厅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了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时距父亲的调查报告递交到毛泽东那里已经过去11个月了。
毛泽东在中央专委成立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我是后来才看到的。他在“1964年”底下画了道线，在“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和“最好是总理抓”划了道线，在贺龙、富春、张爱萍三个人名字下画了线。他看得很仔细，还把王鹤寿的名字勾到了前面。中办下发时给它加了个标题：《罗瑞卿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并对名单的排列顺序按职务做了调整；若干年后在一些权威性的书籍中，不知为什么把罗瑞卿的名字拿掉，改为《关于成立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忌讳什么？罗瑞卿是个军人，是总参谋长、公安部长，当初他可是当仁不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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