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中央最高决策层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钱，而在于组织和协作；不在于再投入多少，而在于如何挖掘出各个部门的潜力；不在于争论上马还是下马的利弊，而在于怎样去做，才会成功。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换一种思路，说不定，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他的报告，给中央开出了一个吓人的清单。他举例说：“生产二氧化铀所需的树脂，明年需要320吨，而今年才生产了20吨，还不到十六分之一。要满足二机部的需要，要各种设备1305项，82000台、件。各种仪表436项，5100台、件；新技术材料240项……”可怕啊！怪不得主管经济的部门坚持要下马呢。
可报告紧接着说，上述这些东西，许多都蕴涵在各部门之中啊！他在列举的同时，也给各个部门下达了任务：放射化学工厂（用化学方法从原子反应堆中提取钚）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专门用来吸附矿石提炼中的铀），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二机部所需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负责42000台件；三机部15003台件；在所需的各类仪表中，一机部264项，4700台、件；三机部143项，785台、件；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
有趣的是，报告还顺便告诉各个部门：“上述这些，有的有设计图纸、样品和技术要求，有的没有。没有的，要各个部门组织力量攻关突击。”他似乎已经预见到中央同意后要转发这份文件，干脆在这里给你们一次说清楚算了。报告还提到，“技术专家、领导骨干、医疗和其他保障人员，还需要分别再增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范围内抽调。”
“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他又补充了一句：“装备器材自带。”言外之意，是告诉军队，中央不管了，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吧。
“电力……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增加发电机组、高压输电网建设等，由煤炭部、水利电力部和某某省分别解决。”
“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古、湖南等省或自治区解决。”……
他似乎在说，原子弹是国家的事，你们谁都别跑，都有一份。
至于钱嘛，当然也要增加一点喽。报告中写道：“……共需人民币787万元，折合为110万卢布，120万美金。”他想，这点钱，应该不会让国务院为难的。（注：以上所列数据见《张爱萍军事文选》238～245页）我的父亲在两弹一星事业上折腾了大半生，但我对这个事业却是陌生的。在研究父亲的人生时，这个领域的朋友们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当今的时代，任何一项高科技事业，都是众多领域先进技术的荟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之所以能在两弹一星事业上异军突起，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就是在于共产党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能够高效地集中国家的整体实力，把蕴涵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的潜力调动和挖掘出来，集中于一点，形成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原子弹既是一项科学研究，也是一项庞大的国家工程。在理论和技术上突破了，实现它的关键就看组织了。尤其是再加上上世纪60年代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艰苦创业的团队精神，奇迹就出现了。这是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采用经济杠杆都难以做到的！
现在有些人要算清原子弹的成本了。把这些统统折换成钱，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算法，市场经济嘛！但是，即使是市场经济恐怕也不都是用钱能算得清的。抗洪救灾，动用了那么多部队，难道都要加在农产品头上？三峡大坝，用了上千个亿，航运、灌溉、防洪、气候调节，难道也是谁受益就收谁的钱？企业有企业的算法，国家有国家的算法。我认为，父亲的成功正在于他悟到并把握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造就了一批有特殊才干的领导人。他们非常实际，一个猛子扎下去，就能抓住第一手材料；他们又很有悟性，很聪明，能够迅速进入情况，抓住要害。当他们涉猎一个全新的领域，当他们面对许多从未见过的纷杂事务，当他们面对艰深的科学原理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报告和问题时，他们就有这个本事，能很快地领悟到事物的要害所在，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准备期”，也没有所谓的“鸿沟”。一切仿佛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领导者的跨越。他们不是专家，也永远成不了专家，甚至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成为专家，而且，如果他们一旦成为了专家，可能就一事无成了。奇怪的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专家，无不对他们信赖、敬重，赞叹佩服之情溢于言表。
我可以毫不掩饰的自豪地说：我的父亲，就属于这样的领导干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人做成了最为扬眉吐气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炸响原子弹，另一件是建成大庆油田。说到大庆，我想起了余秋里。我觉得，余秋里在中国石油工业上的作为，和父亲在原子弹上的作为非常相似。余秋里原是总后勤部政委，1958年1月，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称他“儿童团”，说他“精力充沛”，要他和年长他10岁的李聚奎上将对调，出任石油部长。这时的余秋里，可说对石油工业一窍不通。但是，当他用很短时间了解了中国的石油勘探状况后，几乎凭第六感觉，就决定将石油勘探的重点转向东北的松辽平原。当松基3井果然喷油后，他立即强烈地预感到松辽平原可能会有“大突破”，于是决定把1960年的石油工作重点转向松辽地区，并正式给中央写报告，请求1960年开春在松辽地区搞一场石油大会战。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赫赫有名的大庆油田就这样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一场历时1000多天的轰轰烈烈的大会战中诞生了。1963年，大庆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1965年，中国的石油已经完全能够自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时代的语言是：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当然，父亲也想去学。我哥哥至今还记得，那时候，父亲专门找了一张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贴在饭厅的墙上。哥哥从哈军工放假回家，父亲还要考考哥哥，但我发现他自己压根没有朝那张表上看过一眼。后来我哥哥说我讲得不对，他记得元素周期表上明明画了两个红圈，标示出了铀235和铀238。其实，他的确不需要下大力气去学这些。需要他们的是深入到第一线的吃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的是慧眼识人、任人唯贤和组织协调的领导艺术；需要的是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拍板的魄力和勇气；需要的是能够影响和鼓舞周围人的激情和信念；以及那么一点点的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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