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10年；主管武器装备长达30年，他对军队编制体制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思路和方法。我后来也曾在大军区的组织编制部门工作过一段时期，有机会多次带着问题与父亲作长时间的讨论。他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
他说：“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减，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
“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100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120万，也不是80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摊。这个部门分10个，那个部门分10个。要不了几年，又都回来了。”
“搞编制的人，包括搞装备的，一定是要懂作战、懂训练的。只有把作战研究透了，才能去谈编制，去谈装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制是静态的战术；战术是行动的编制。
和21世纪的今天不一样，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历了百年动乱和战争的中国，处在两大阵营对抗的东方前沿。面对敌对势力的颠覆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略包围，国家大战略的基本立足点是准备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基本设想类同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模式，只不过，增加了核战争的内容。但中国又不同于当年的苏联。
彭德怀对未来战争的描述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军队对我国的侵略，主要方向来自海洋。因此敌人不可能像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那样，在一个早上出动几百万军队，同时在全线展开，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不利的是，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可供登陆的地点甚多，而我工业、人口又多在沿海，不能轻易地过多地放弃这些地区。为此，要在沿海实行重点设防，配置坚强的守备部队，坚决固守。同时掌握强大的机动部队，在一定纵深内，对突入之敌实施歼灭性打击。要在我预定设防地区内抗击敌3～6个月，这样才能避免国家在战争初期陷入大混乱，使国家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注：摘编自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530页）
这就是父亲说的：“精简整编必须服从对战争状态和作战指导的宏观预测。”彭老总接着提出要求，军队的编制必须区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他认为，前者不应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为宜。多了，机动力量弱，则攻击力不足；少了，或轻视设防的重要性，让敌人轻易进来，也会陷入被动。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军队的装备水平，军队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会影响和制约着编制。彭老总提出，根据我国的工业水平和装备水平，应该争取达到，在防御时，1个陆军师可以抗击美军1个陆战师；在进攻中，1个军能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歼灭美军1个师。因此要求这次整编，多保留军部，并达到1个军部具备可以指挥4～5个师作战的指挥、通信条件。（注：摘编自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530页、531页）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来看，统领军队，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针对1952年依据苏军模式编制上存在的问题，父亲提出了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新方案。他认为，考虑到我军还不具备在沿海地带全部歼灭入侵之敌的力量，因此，不仅要组建适应沿海地区作战的守备师，还需要编制在纵深适应山地作战的野战师；同时，南北战场应有区别，区分为重装步兵师和轻装步兵师，以适应平原地和山岳丛林作战。在处理平战关系上，由于技术保障条件有限，考虑到平时管理、训练的效率，坦克、重型火炮、雷达、舟桥、工程机械、大功率电台等技术性强、保障困难的兵种装备，单独组成师团，隶属军或战区管理，平时通过演习合练相互熟悉，战时加强给作战师。解决平时管理和战时使用的矛盾。
鉴于现代条件下作战对火力的依赖，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步兵班不再编制轻机枪，集中到排编制机枪班；排不再编制迫击炮和火箭筒，改为连组建炮兵排；营编制炮兵连和重机枪连。以便各级指挥员掌握火力和集中使用火力。……
这是一个推行新政的年代。实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是一种改革，它不仅是物质和制度上的变化，也是一种内在机制的变化。它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我军固有的传统，只不过在当时，它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在为他人卖命，而是为自己打仗。毛泽东为之感慨：“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毛泽东问到，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靠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靠的是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就是官兵平等、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了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自己管理伙食，从菜钱中节余一点，名曰‘伙食尾子’，每人能得六七十文。”简单而质朴，但管用！
毛泽东又说：对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简直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的建军宗旨。
我们怀念那个时期，因为我们从那里走来，走向了胜利。但我们能永远这样吗？彭德怀有他自己的说法。
他指出了供给制所产生的若干弊端：不是按需要，而是按标准，需要不需要，照样供给；供给标准难以照顾到现实中的特殊情况，形成供给上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不是按劳取酬，而是一律供给，因而产生供给上的平均主义，难以鼓励上进；由于供给制的关系，不能不规定按军职来限制结婚等等。
他分析，当我军还不可能从国库中来领取军费，而要靠自己打土豪筹粮筹款，靠自己动手生产，或只靠农民交公粮来维持军费的时候，实行薪金制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指出：“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不同了。如果现在不实行薪金制，则数十万以军事工作为职业的军人，将不可能以自己的薪金来赡养其家庭。”他又说，这只是对于职业军人，也就是对于军官来说的；至于士兵，当兵是一种义务，且只限于很短的期间，对于士兵，还是实行供给制，除保证其一定标准的伙食、服装外，另发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费。
改革的萌芽产生了，不要以为对商品的认识只是我们后人的智慧。我们不谈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会怎样，单就军队建设来说，面临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冲击，我们过去战胜敌人的看家法宝，似乎受到了挑战，不再好用了。
但，什么才管用呢？
父亲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德怀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戴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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