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应该感到欣慰了。一个团队，一个同仇敌忾的团队，一个团结在他周围的、对他无比信赖的团队，是赢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失去了这次机会，那么他们下次，或者是再下次，他们一定成功！
总参谋部为什么会对这次作战行动一再提出质疑，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已有所披露，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注：许世友）。回顾历史，排除人为因素，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借鉴。和平时期，在局部战争中，面对现代化的诸军兵种的协同和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建设和准备，由战区派出前指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是由战区负责保障，前指一定是由统帅部派出，级别高于战区，才可能做到保障服从作战的需要，而不是掣肘。这也可以算是对我军在研究未来作战的指挥体制时的一个参考吧。
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一日长于百年》。当一桩策划已久的大事件终于来临时，每一分钟都会像一年那样漫长。
北京，中南海。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
总参的否定意见是经报彭德怀同意的，可见彭老总对打这一仗也有所犹豫。但是，他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作战处长石一宸回忆：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张总指挥。当时，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他的话很简单，但很有力，表达了他的态度。（注：《石一宸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
真是好事多磨。打不打这一仗，自3年前的动议，到部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从最高领袖到政治局、到军委、到总参谋部，又层层走了一圈。这对力挺打这一仗的总指挥来说，就只能干好，不能有误了。我相信，这时，对父亲来说，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父亲说：“一路上，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黄昏时到的海门，气象突变，海上起了大风大浪，我们是坐登陆艇上头门山的，摇晃得厉害，16号晚上前移集结的船只在风浪里互相碰撞。我一到指挥所就打电话给聂凤智问气象，我要他让徐杰同志直接跟我讲，他说，西北风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个尾巴，明天就没事了。我听了觉得太玄乎了。追问他是真的假的，不行就说不行，没有关系的，我们再想办法就是了。他说是真的，没问题的。我和王德商量，一边准备天气转好按计划登陆，但如果还是不好，就再等一天。通知部队做好防空，空军无论如何要保证不能让敌机进入我待机地域的上空。”
前指空军气象科科长徐杰回忆：“1月17日夜晚，电话铃响了，是前指打来的，说海上风很大，登陆部队的隐蔽棚多处被吹走了，首长很关心天气。我和台长和预报员研究，认为不是天气图上大系统的变化影响，估计是小股冷空气尾部在海上扫过而产生的。我又和上海气象台通了电话，会商结果，证实了这股大风的来龙去脉，是副冷风尾部带来的短时大风，已经向南移去。”
父亲继续回忆：“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太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呵！”……
风平浪静。父亲没有去形容当时大海的样子，但我能想像得出：一望无际的大海宁静得就像熟睡的婴儿，深蓝色的天幕上，几颗晶亮的星星正向他眨眼睛呢！东方发白了……
1955年1月18日，当天的气象预报是：大陈海域云量为0～3，云高3500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3～4米／秒，能见度10公里以上。这对航空兵、舰艇部队、登陆兵和炮兵都是一个绝佳的天气。
一月份的大陈海域，预测只有3天的好天气。但实际上17日并不好，徐杰写道：“而18日傍晚，大批舰艇返航后，海上的平静就消失了，风力逐渐增大，云量也布满天空。19日，对大陈轰炸，机场上空云量减少，但能见度较坏，11时才转好；但下午执行任务时，目标区上空天气急剧转坏，云的层次增多，云底高有2000米，但飞行员报告下面还有1300米的云层。”也就是说，投弹高度只剩下700米，这对轰炸机是危险的。
徐杰又说：“急剧的天气变化，我们未能事先分析出来，但谁也没有去注意我们这次失误，因为战果是明显的，大陈的敌指挥部被我空军炸掉了。”1月18日，只有这一天，偏偏被他们抓住了。大海和天空，垂青于这些为共和国的统一而战的军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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