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分歧的背后往往是理念的差异。是的，隔海相望，区区两万之众，十来个孤岛，这对一支曾经有过20年战争经验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个不起眼的小仗。数百万的敌军都在我们手中灰飞烟灭了，我军有的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这理应是我们的骄傲。但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呢！就在我军通过运动战几十万几十万的歼灭敌人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在北非战场上，上千辆坦克的会战出现了。轰炸伦敦、柏林，动辄上千架飞机。在太平洋战场上，双方上百艘战舰对峙，一战就击沉三四艘航母，击落数百架战机。这种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战争规律，将是今后我军面临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在朝鲜，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和世界级拳王美国碰撞过，但那是山地作战。面对大海又会怎样呢？
一条海峡，真就这么难吗？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我10兵团28、29军攻打金门，登陆部队3个多团9086人全军覆没。
时任10兵团司令的叶飞在谈到金门失利时说：“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8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金门时碰了这个钉子。”
叶飞，是我军战功赫赫的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话，字字是血，是10兵团9000多官兵用生命换取的教训。
面对汪洋一片的茫茫大海，没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和空军，武力攻台就是一句口号。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过去的运动战、歼灭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渡海登陆作战，就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台湾海峡之战，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之战。解放台湾将是一场检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争，是一场比拼现代化程度的战争，是一场打钢铁、打高技术的战争。为什么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关键在于国家的实力和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一切历史的光荣，都要在这条海峡面前重新检验。
我的这些话，即使放在改革开放了20多年后的今天，也未必能得到主流意识的赞同，何况半个世纪前呢？这是两个不同观念的较量。看看我军多年来的教材吧，四渡赤水、陕北三战三捷、三大战役……这些贯穿着战场机动特色的战例，我不否认它的辉煌，但在掌握了制空权、制天权的天基平台的对手面前如何保障军队的机动和生存呢？
现在还可以找到父亲当年发表在《人民前线》上的文章：“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着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建设，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学习运动。”（注：1952年10月25日《人民前线》杂志151期）他对所属部队的干部说：不要总以为自己的部队过去如何能打仗，有战功，看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不要总是老子、老子的称呼自己，什么“老子的部队如何如何；老子革命多年；老子什么时候就当了什么干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133页摘要）
“老子当年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这是很多将领挂在嘴边的常话。他们大多来自赤贫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把菜刀杀出来，一身血污，坐了天下，今天他们眼里还有谁呢？无怪毛泽东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我们的高级指挥员，我们的元帅和将军们，你们说呢？
父亲是直接向彭老总汇报的。彭总同意这个计划，还有他更进一步的考虑。从美蒋在《共同防御条约》中的讨价还价看，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底线到底画在何处，一时尚无法看清。彭老总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正式签署的文本证实，除明确了美蒋共同防御的领土为台湾、澎湖外，又增加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彭当时认为，不妨先在一江山这个小岛上刺探一下，以摸清美国的底牌，这样做不至引起大的风险。但必须取胜，否则可能助长敌军气焰，甚至可能引起美国公开宣称“协防”，所以他说，杀鸡也要用宰牛刀。
8月2日，彭德怀主持会议，批准了父亲对作战方案的设想。8月24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华东军区关于大陈列岛战役行动方案。8月27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直接归军委指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委。
前指副司令员共4位，他们是：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是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
与此同时，浙东前指又成立了空军指挥所，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马冠三任司令员。不久，又成立了登陆指挥所，20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后勤联合指挥所，林维先任司令员。海军的实际指挥是华东海军司令陶勇。
10月31日，父亲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也就是说，浙东前指的司令员兼政委是由一名总参的副总参谋长担任，可见这场战役作战指挥层次之高。
1954年12月9日，战役决心下达到参战部队。
一江山，终于成了攻击的目标。从此，这个小岛一举成名，成了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标志，永远载入了我军的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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