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华东军区司令员兼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打来电话，叫我父亲立即赶赴华东军区所在地南京报到。何以如此紧急？
原来军委的命令到了，任命我父亲为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这期间，华东军区的人事有所调整。副司令粟裕不久前调总参任副总参谋长，原军区参谋长张震调总参任作战部长。父亲回忆说：“当时司令员、政委（注：指陈毅和饶漱石）都在上海主持华东局的工作。陈老总要求我立即到军区报到，把军事工作全盘抓起来。他说，政治部那边由唐亮（注：唐为政治部主任）负责；军事工作，就由你负责。我刚要说点什么，他就发脾气了，都不干，谁干？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还能说什么？我说具体工作我来做，重大事情，我搞好设想后，到上海向你汇报。他说，这还差不多！他其实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历来就是这样，只要应承了的事，不管高低贵贱、苦乐难易，拼了命去做，一定要做得最好。不是我的，我绝不插手。位置再高，权力再大，我连想都不会去想。”
其他野战军和军区也有类似情况，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计民生的事情包罗万象，当时凡是兼中央局职务的野战军第一把手，主要精力大都放在地方上了。按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指挥体制，参谋长不只是司令部首长，也是部队首长。苏军这方面就更绝对了，副司令管兵种、后勤，司令员下面是参谋长主事，计划、组织、实施全盘工作都掌握在司令部。在和平时期，参谋长就是个大管家。这和公司里老板和总经理的关系有些相仿。这套办法，效率高，但也容易形成独断，党指挥不了枪那还行？于是，又强调集体领导，常委决策。不过在军队中，尤其在军事干部中还是很有市场的。从父亲那里感觉得出，他，还有粟裕都是挺欣赏这套的，以后粟裕挨整，好像多少和这有些关系。父亲说，他一到华东军区就任，就感到“作战问题极为严峻”。
当时全国分为六大军区，除华东外，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军区，管辖地域与中央局是一致的。华东军区当时管辖的范围比后来的大军区要大很多，北至山东，南达福建，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南京、福州、济南三个大军区，只是江西和河南不包括在内。这种划分主要是针对东南沿海地区，有利于统一协调沿海地区的防务和守备。不足之处是纵深太浅，而正面又过于宽大，囊括的主要作战方向太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防御布势缺乏韧性和弹性。1955年以后，华东军区改为南京军区，将山东和山东驻军划归济南军区，中南军区的江西划归南京军区建制。再后来，南京军区一分为二，在福建、江西两省设立了福州军区。这都是后话了。
由于蒋介石退守台湾，自全国解放以后，到60年代中苏交恶，华东战区一直是我军的主要作战方向，尤其是东南沿海靠近台湾海峡的浙江和福建，素被称之为对敌斗争的前线。
丢掉大陆后，老蒋蜗居台湾。他不是个偏安苟且之人，发愤雪耻，收编残部，整练新军，挑唆国际社会干预，坐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期卷土重来。作为败军之将，这样做倒也无可非议，还算是条汉子。只是他一口恶气在胸，又无处发泄，处心积虑，不免做出了许多下作之事来。
他的空军，仅1950年，就8次轰炸上海，5次轰炸南京，2次轰炸杭州，宁波、海门、嘉兴、金华、衢州都难遭幸免。狂轰滥炸，炸的都是平民，仅对上海，一次就毁掉4家电厂，死伤居民1352人。对比解放军攻打上海不用重火器，对古都北平围而不打、力争和谈，人心向背，顺理成章。
国土防空问题第一次提上了日程，这恐怕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让人挠头的问题了。1953年1月，当彭德怀站在上海地标型建筑物——国际饭店顶层俯瞰全上海时，他忧心忡忡地说：“建筑如此拥挤，人口如此稠密，遭到空袭可怎么是好喔！”陪同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兼防空兵司令郭化若说：“第一次国民党飞机14架，炸沉黄埔码头上的舰船26艘。第二次17架，死伤群众1000余人，毁民房2000余间。”彭德怀说：“这还只是群众的损失，杨树浦发电厂被炸，停电停水，每天损失是多少？上千亿不止！”
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叙述：福州多是木结构建筑，一枚燃烧弹就烧了一大片……有位记者在通讯里把福州比喻为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涅槃”。一次空袭，就是一场大火。
华东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商贸往来发达，于是催生出了一个特殊的族群——海匪。古往今来，海匪盘踞岛屿，专以抢掠为生。以至从事地方志研究的学者们把它上升为华东沿海独特的历史现象。大陆解放后，许多恶霸、散兵游勇、土匪惯犯逃匿海岛，海匪人数激增。蒋介石是个曹操式的人物，“宁可我负天下人！”为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所以，国民党逃台后，又专事对海匪进行编组、授衔、训练、改装，演练与国民党军的联合行动。他们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实施海盗式的抢掠，或在边远偏僻之地空降袭扰。你想，这帮人抢滩上陆后，还能有好的吗？一无例外的是炸桥梁，毁公路，烧粮库，抓捕青壮男女。在海上则是劫持勒索过往船只，尤其是对国际商船，行绑架劫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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