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间，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父亲，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和空军司令刘亚楼一起赶赴莫斯科。要求立即动身！
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冲击了雅尔塔会议划定的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苏走到一起了，东西方阵营的对垒平衡在起着微妙的变化。中共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高层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会晤。双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格局的走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准则和相互关系，以及党对国家大战略的思路和构想、外交政策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又就苏联援华问题、台湾问题、东三省及苏在华利益、情报资源共享等具体问题上，展开了讨价还价。说服、争辩、妥协、签协议、抠字眼、会上、会下，尽展各自的外交智慧，时间长达两个月。据现在披露出来的资料证实，苏联原则上同意在空军和海军的发展建设上对中国给予支持。父亲和刘亚楼如此十万火急地奔赴苏联，就是为了落实刘少奇这项谈判的成果。
父亲坐火车到满洲里，他回忆说：“战争过后，一片混乱，车站上、列车上到处是难民。给我订了个包厢，但外面过道上挤的都是人。一个老太婆很可怜的样子，我就把她请进来坐，结果她的乡亲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挤进来，最后反倒把我给挤了出去。哈！就这样，我一直站在过道里，捱到了满洲里。”随后他登上了苏联方面派来的专机，中途经几次加油后，到达莫斯科。
空军刘亚楼司令的境况就好得多。据跟随他的人回忆：“8月1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4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洲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洲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Ｃ－47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3天，9日方到莫斯科。”
父亲这个人啊！怎么说他呢？堂堂一个司令，和难民挤在一起过夜，喔……可他不觉得，他说：“这有什么？脱了这身军装，不也是老百姓。”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你爸身上可有故事了，“一次从部队检查工作返回，那是个小地方，临时订不到卧铺。我们劝他等等，首长说，站着也要走。车上人多得很，怕出意外，我和部队派来护送他的两个保卫干部围住他。站得久了，警卫参谋周裴正就动员旁边的老百姓给让个座。首长这下可真生气了，说你把人家拉起来了，我就能坐吗？看看头顶上的帽徽吧，向来都是子弟兵照顾好老百姓的嘛！还有你们这几个，干什么老是围着我？现在都是我们人民自己的火车了，有什么危险啊！旁边的几个青年学生听见就问，这位首长一定是老红军吧？请他坐下来给我们讲个红军的故事好吗？这样大家就挤在一起，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他讲了一路。”
空军刘亚楼的谈判非常顺利。
在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热情地迎接了中国客人。苏方答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2所。一年内，通过速成训练，帮助中国培养350～400名飞行员。这样加上中国自己训练的110名飞行员，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2个歼击团、1个轰炸团）。1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2个，轰炸师1个（均3团制）。
苏方还答应，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级教练机各15架，雅克－11（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15架，乌拉－9、乌拉－2高级教练机各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击机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2（图－2）轰炸机20架。作战飞机160架（歼击机120架、轰炸机40架），运输机4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434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80架、轰炸机20架。苏方将派出飞行教员和其他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以及派驻空军司令部和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878名。
同时双方还议定，半年后再商定第二批援助项目，即组建3个作战师的具体办法。刘亚楼司令表示，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签字后，维尔希宁元帅盛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观光名胜和航空设施。老大哥是慷慨的，盛在篮子里的礼物是丰盛的。
刘亚楼司令和代表团的同志对此感触颇深，他们说，苏方一直待我如上宾，这既是中苏友谊的体现，也是我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缘故。是吗？结论下得早点了吧！也许和坐火车的经历相仿吧，父亲代表海军在苏联受到的待遇和刘亚楼代表空军可是大相径庭了。
父亲说：“到苏联后，连海军的参谋长都没接见我。我说我们海军初建，希望苏联当老师，可苏方只派了个海军中校和我谈，而且谈得很简单。我看谈不出什么名堂，就提出到列宁格勒参观一下海军舰队。他们同意了，但只把我弄到‘阿芙乐尔’号上看了看。我提出看他们的战斗舰艇，他们既不答应也不否定，等了三天，也没有回音。他们接待很好，我和刘亚楼都出席了他们十月革命节的盛会。送给我一把海军的佩剑，镶金的，很漂亮，还有很多油画，有列宾的、苏里科夫的，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国后向总理做了汇报。”
“阿芙乐尔”巡洋舰，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据从俄罗斯回来的朋友告诉我，今天的涅瓦河上，仍然停泊着这艘百岁高龄的巡洋舰，舰体油漆一新，在太阳下银光闪闪，舰上挂着大字标语：欢迎各地的旅游者！
中国海军代表团难道是来朝圣或旅游的吗？简直是个笑话！这里带着明显的嘲弄。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讨价还价，但不能承诺了又反悔；即使反悔，也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比明明白白的拒绝更令人愤慨。用中国的观念衡量，难道连讲真话的勇气也没有吗？缺乏了真诚，难道还能是朋友吗？父亲在养伤期间积累起来的对苏联人的好感，荡然无存。虽然我看得出他十分欣赏那把做工精良的短剑。
同样是两个中国的代表团，反差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在这悖于常理的后面，难道还隐含着更深层的秘密吗？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的海军，第一次走到一起时，出现的尴尬场面，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在深不可测的大洋下面，隐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俄罗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对这个刚刚走上国际大舞台的GCD的领导集团来说，的确需要一个拭目以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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