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方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第三军军部
以派遣打入和策反争取两种方式，建立我党的地下情报组织。经过两年的努力，至石家庄解放前，石东办事处在石家庄的地下情报人员，发展到近20人，分布在石家庄国民党的政、军、警、特等部门。通过这些情报人员机智勇敢的斗争，为我党我军获得了大量的情报，积极配合了我党我军的对敌斗争，并为解放石家庄做了积极的准备。这些情报人员以林青和黎辉同志为首，其中以打入石家庄国民党第三军军部的情报人员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最大，但牺牲的代价也最大。林青和黎辉都是从小在石家庄长大成人的知识青年，两个人是在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好友，林青的父母是回民，在石家庄从事小商小贩的职业，黎辉同志的父母都是工人，一家人以做工为生。林青是我党在石家庄的地下党员，介绍黎辉参加革命，黎辉又介绍知识青年刘萍、王一夫、其弟李永锁，先后参加我党的地下情报组织。王一夫、刘萍打入国民党第三军军部，任国民党第三军军部《前锋报》上尉编辑，黎辉同志打入国民党第三军军部谍报队任少尉队员。利用他们在三军内部活动的有利条件，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林青同志打入石家庄《大同晚报》，任记者兼副刊编辑和营业部主任，《大同晚报》的前身是《石门日报》，主办人是国民党石家庄督察专员、高挺秀的亲信李俊明，李原是石家庄保安司令部中校谍报队长，林青同志以记者的合法身份并持有国民党当局颁发的“特别戒严证”，经常出入国民党的军警特机关，主动结识了国民党党、军、政、警、特机关的一些上级显赫人物，并和他们交朋友。通过和这些人物的接触，获得了国民党军警特的大批情报，特别是针对我地下党人员进行侦察逮捕的一些密谋活动，及时通知我地下人员转移，免遭敌人逮捕和杀害。黎辉同志在打入国民党三军谍报队前，曾任国民党三军炮兵营文书，对炮兵营的军事装备兵力情报了如指掌，还曾在石门警察局侦缉队任过队员，在侦缉队虽时间不长，但对侦缉队的活动情况有较深的了解，特别是黎辉同志在三军谍报队期间曾先后被敌人派到元氏、栾城、正定等外围据点，任三军谍报队情报站的负责人，每周回市一次，将国民党三军外围军事据点的兵力布置、军事装备、防御工事等情报及时上报。总之我党打入三军的情报人员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优势，对国民党三军内部的军事、政治等情报，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情报，及时上报。这些情报除特殊紧急情报外，一般每周通过秘密交通员送一次情报到石东办事处。情报的密写员就是黎辉同志的弟弟李永锁同志，李永锁是石家庄铁路的青年工人，年仅18岁，每次的情报都是由他亲笔密写，他在无比恶劣的环境中身担重任，工作认真负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好青年。
配合国共和平谈判的斗争
保卫我党和谈代表的安全，积极配合国共和平谈判的斗争。1946年2月石家庄军调小组“我方和谈代表陶希晋、王昭、徐德操等同志从解放区抵达石家庄，被国民党当局安排在石门旅社内。敌人在我代表团驻地石门旅社内外布置了大批特务，化装成服务员、小商小贩，并在驻地安装窃听器，监视我方代表的一举一动，而且还组织人员破译我方电台密码等情报。我地下情报人员林青同志及时告知我方代表提高警惕。在和谈期间，国民党组织石家庄市周围各县的还乡团、逃亡地主，准备到我代表团驻地，搞游行请愿活动，妄图要求我军解除对石家庄的封锁、要求还乡、要求修复铁路等阴谋活动。我情报人员将这一情况及时告诉了我方代表，为我方代表针锋相对在谈判桌上同敌人展开斗争预作了思想准备。为了破坏和谈，国民党32师谍报队队长李大头等特务，秘密地绑架了我方因公外出的和谈代表冀晋四分区副司令员张雨初同志，预谋将张雨初同志秘密活埋。林青同志在敌石家庄警备司令部第三处军统特务头子董震的办公室里听到这一紧急情报，他迅速赶到我代表团驻地，向我方代表陶希晋同志报告了这一紧急情报。经我方代表同国民党当局多次的严正斗争和交涉，迫使敌人释放了张雨初同志。粉碎了敌人残害我代表、破坏和谈的罪恶阴谋。
为解放石家庄提供情报侦察
参与石家庄战役，我们的情报侦察工作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石家庄。在石家庄战役准备阶段，我石东办事处将平时在石家庄搜集到的敌、军、警、特的全部情报，特别有关军事方面的情报材料，汇编成册印发给我参战部队。战役开始后由我带领林青和黎辉同志随军行动。我们同野战军四纵队情报科、敌工科的同志在一起共同研究石家庄的敌情，尤其是林青和黎辉同志是石家庄通、是石家庄的活字典，可随时向我军提供石家庄市内的有关情报。我军四纵是从石家庄东北方向向石家庄发起攻击的，首先扫清国民党外围防御的最高制高点盘云山，并迅速突破国民党外围防御的外市沟和内市沟，长驱直入火车站、大石桥核心防御工事，活捉敌32师师长刘英。我带领石东办事处人员于11月12日晨随军进城，此时范村据点的还乡团还在顽抗拒不投降，但因大势已去最终被迫投降。至此，整个战役彻底胜利，石家庄人民获得解放。我石东办事处的人员，随即协助我军搜捕潜逃的残敌，特别是其中的军、警、特、要员。由于我地下情报人员同石家庄人民有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他们耳清目明，发现了石家庄警、特的第二号人物，军统特务、国民党军警联合警察处副处长、石家庄19号特务机关的副组长（人称阎王殿）锁庚元化装成商人潜逃到获鹿县南海村正密谋搞到通行证逃往北平。我立即带领我办事处的林青、黎辉等人赶赴南海村把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缉拿归案。与此同时，我情报人员还发现国民党专署少将、保安司令冯治安，潜逃到获鹿县于底村正准备潜逃北平之时，被我石东办事处的林青和我地下情报人员冯白丁等人捉捕归案。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和石家庄市公安局相继成立。根据上级指示，石东办事处合并于石家庄市公安局。至此，石东办事处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投入新的战斗。
我党战斗在敌人虎穴的情报人员，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随时有被敌人逮捕杀害的危险，但我们的情报人员却勇往直前、毫无畏惧。他们这种精神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党组织并没有给他们什么物质待遇，只是给了他们理想信念和胜利的信心。他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一心一意求解放，一心一意为革命。他们在敌人酷刑的摧残、威胁和利诱面前，坚贞不屈，以死为荣。没有他们的献身流血牺牲，就没有石家庄的解放和美好幸福的今天。革命英烈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最可敬的人。他们是无名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我们要学习他们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把我们石家庄建设得更加美好！
优秀公安干部会聚石家庄
石家庄的解放，公开的敌人被打倒了，但隐蔽战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蒋介石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对回到人民怀抱的石家庄疯狂地进行各种阴谋破坏，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复辟蒋家王朝对石家庄人民的反动统治。中央工委彭真同志及时指出“在军事上我们已经胜利，仗打得很好，地方上已经摧毁的只是敌人的上层，事实证明，敌人的下层正在积极活动，保存组织相机向我进攻……你把它消灭了，它还可以派特务来”。对此，中央非常重视，选派了一批对敌斗争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到石家庄公安、政法部门工作。第一任石家庄市公安局局长陈守忠同志是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秘书长；第二任局长陈叔亮同志是中央社会部第一室副主任；第三任局长王应慈同志是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情报专家，同时还是石家庄公安局的第一任侦察科科长；第一任石家庄人民法院院长阮慕韩同志是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老党员，全国解放前曾任北大教授。石家庄的解放，石东办事处完成了其历史任务，合并于石家庄市公安局。我被分配到侦察科任外勤股股长、副科长，外勤股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敌特的侦破工作。侦破队伍主要由石家庄解放前我冀中、冀南、冀西各解放区的军事、公安部门向石家庄派遣打入的情报人员组成。这些情报人员对敌情较熟悉，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有些人解放后仍潜藏在敌人的内部，为我侦破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除个别人有特殊任务外，把他们组成了三个侦破队开展工作，保卫西柏坡、保卫中央首长、保卫石家庄接待站309号（专门接待中央领导之重地）的安全是我们保卫工作的重中之重。
敌特分子的猖狂活动
蒋家王朝对石家庄多年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和党团组织，分布在社会的各部门、各阶层、各个组织中，国民党党员的人数，解放后登记在册的即达6000余人。国民党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反动统治，强迫一些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参加国民党、参加三青团，把这些善良的青年人强拉下水，毒害青年。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分两大系统，其中在石家庄军统系统有七个组织、中统系统有五个组织，其成员达千余人。这些特务组织在石家庄战役前就有所准备，有的准备趁战乱之机逃往北平、保定，伺机再潜伏回来；有的准备潜伏下来，并制定周密的潜伏活动计划。为了集中力量打击特务的活动，石家庄解放后，我政府首先颁发布告命令所有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限期进行登记、脱离国民党、三青团组织，并发给他们公民证，以便尽快把一般国民党员、促使三青团员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把国民党特务分子、党团的首恶分子孤立起来。石家庄解放后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同从北平、保定派回来的特务分子相配合，在敌机持续不断对石家庄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它们的破坏活动一时间非常猖狂，并积极为敌机轰炸指引目标。1948年3月在石家庄解放后，逃亡到北京的保定绥靖公署第三联络组组长、军统特务任福禄，又窜回保定纠集从石家庄逃亡的旧部再派回石家庄，把潜回的特务组织起来成立三个组分别进行活动，在此期间任福禄曾亲临石家庄指挥破坏活动。1948年7月华北剿总第三联络组、石门少校组长赵振华潜入石家庄，草拟了石门工作计划，纠集其旧有人员设立联络处，架设电话、搜集情报、散布谣言等破坏活动。1948年5月，北平剿总二处派特务分子王林，身带密写情报的药物等工具潜回石家庄，侦察核实我中央领导机关、领导人是否住在石家庄周围的南新城村，侦察核实后，即马上派敌机来轰炸。我侦察科外勤人员肖真同志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马上向局长王应慈、市长柯庆施作报告，柯市长马上派人护送肖真同志到南新城村向华北军区领导滕代远同志作了汇报。敌人的情报是从哪里来的？怎么知道南新城村驻有我中央领导同志？通过追查这个线索，最后查清我华北军区管理处设在阜平县大丰烟厂的一个副经理孟建德经常由阜平到保定采购物资，被保定国民党特务军统发现并秘密收买为军统特务上尉谍报员，孟建德又发展华北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为军统特务，二人合伙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情报。
侦破“公教青年救国团”案
在这段时期内活动最猖蹶的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间谍分子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组成的特务组织“公教青年救国团”，代号“八一三”。其头目是比利时籍以宗教为掩护的国际间谍雷震远。该组织主要是以天主教中的反动神甫为基础，裹胁一部分天主教徒组成，直接受国民党军统局和北平行辕二处的指挥，总团主任雷震远，下设河北、绥远、察哈尔、山东、山西五个分团，河北省设有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门、涿县六个工作队。在石家庄“八一三”的主要负责人是吴雅阁，吴雅阁是天主教正定教区的神甫。吴雅阁先后发展赵雅客、宋平等90人为特务。1948年春，平山县天主教徒米二海到北平投奔吴雅阁，参加特务组织，吴雅阁指示米二海返回石家庄进行特务活动，并具体布置了5项任务。1948年4月，米二海窜回正定本笃庄，与特务头目宋雪晴（宋本笃）密商以小商小贩为掩护，到平山一带刺探情报。米二海多次到西部山区，搜集我中央领导机关驻地情报，刺探毛主席在西柏坡的驻地，绘制坐标详图数张，往返北平3次向特务头子吴雅阁报告。1948年9月初，刁化仁、吴雅阁还与特务李杰珍商定，计划在9月中旬用飞机对石家庄获鹿县南新城村、平山县西柏坡等地进行重点轰炸，果然于9月13日下午2时40分，国民党飞机21架分三路窜入石家庄市上空，特务李杰珍爬上民族街朋友家的房顶上，铺上红、白两床被子，为敌机指引轰炸目标。敌机对市政府、市公安局、铁路局等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敌机对我中央驻地西柏坡、华北军区驻地闫堡和华北军政大学驻地南新城村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市公安局是敌人轰炸的重点之一，侦察科内勤股长李智同志，就是在此次敌机轰炸中牺牲的。1948年10月下旬，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命，妄图对我石家庄西柏坡进行偷袭，并事先派吴雅阁为特务专程由北平赶到保定，为国民党偷袭部队当向导，还派特务赵雅客等人趁国民党偷袭之机，在石家庄郊区、正定、藁城、新乐、获鹿等地，策动天主教反动教徒混入我村政权和民兵队伍中，企图抢夺枪支，发动武装暴动。上述敌特机关针对西柏坡党中央和石家庄的种种阴谋破坏活动。在我党打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情报人员李智同志和我党打入“八一三”特务组织的唐九州同志等情报人员的配合下，我市公安机关粉碎了特务机关的种种破坏活动。敌人虽猖狂一时，但最终纷纷落网，经过一年多的激烈斗争，捕获特务分子400余人，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1949年初，北平的解放，剿了敌人的老窝。从此石家庄的社会稳定，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敌斗争的胜利，深入虎穴的情报人员立了大功。英雄无名，但石家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支援兄弟城市
石家庄是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大城市，各项工作具有试验田的作用，负有总结城市工作经验和支援兄弟城市的责任。石家庄公安机关经过一年多同敌人的激烈斗争，锻炼了队伍、培养了干部。平、津解放后，我市公安机关及时向平、津公安机关输送了一批经过对敌斗争锻炼的特情人员。1949年9月19日，华北最后一个未解放的省绥远省宣布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原套军政人员原地不动，我党我军派人进去同他们共事，即“以傅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称之为解放战争中的“绥远方式”。中央决定，调石家庄市的成套班子，市、区、局、部、委去接收绥远省省会归绥市，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吴立人同志带队并任归绥市市委书记；调石家庄市人民法院院长阮慕韩同志任归绥市市长；调石家庄市公安局局长王应慈同志任归绥市公安局局长，并调石家庄市公安局侦察科的部分同志到归绥市组成归绥市公安局侦察科，由我任侦察科科长。归绥市是华北地区最后解放的一座省会城市，华北各省、市逃亡的特务都聚集在此地，再加上此市是和平解放的，大批的特务混入起义队伍中，其对敌斗争的困难性、复杂性可想而知，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又有我们在石家庄对敌斗争的经验，经过二年的努力，最终战胜了敌人，粉碎了敌人大规模阴谋叛乱的活动，挖出了敌人九个地下武装叛乱组织“反共救国军”，保卫了党和人民的安全。我同呼和浩特市（绥远省与内蒙合并后，归绥市改为呼和浩特市）的广大人民共同战斗了十余年，曾任呼市副市长、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干部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等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随着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成长壮大，我支援兄弟民族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
重返石家庄
1964年，我从内蒙回到石家庄，被分配到河北省政法干部学校工作，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批判斗争，后期下放到工厂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我重新回到政法战线工作。1978年重建人民检察院，由我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第一任检察长，同时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1979年党和国家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逮捕拘留条例》等法律，使我国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我市政法机关组织广大干警认真学习法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同时，加强政法队伍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从严治警。在打击严重犯罪分子的同时，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防结合，专门工作同群众路线相结合，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率的发生。经过数年反复的斗争，使我市的社会治安大为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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