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欣喜若狂，对反扫荡和我父亲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后，我军在副师长张爱萍的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分散与集中的战法，寻机反击，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转入反攻后，连克敌伪据点30余处。盐阜士绅在慰军大会上说，将卒用命，神出鬼没，于此足知中国不会亡！连国民党都说，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新四军能保全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攻，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
抗战8年间，至少前6年，看不见胜利的曙光。残酷而持久的对日作战，就像漫漫的黑夜，渐渐成为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鬼子装备先进，每个小队都配有几挺“歪把子”轻机枪，还配有掷弹筒；连进攻有山炮、野炮掩护；营团进攻就有坦克。可我们，一个连有一挺机枪就不得了了。战士们能用上“汉阳造”，就算是最好的装备了，而可怜的几发子弹，根本不敢随便用，打起仗来，多靠近距离肉搏。
父亲说：“攻坚我们不行，运动战也很困难，只能是游击战。现在可以是游击战加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配合一定的攻坚战了。没有大口径火炮，没有坦克，就谈不到攻坚，所以，我以后抓装备，陆军一定要重点发展坦克装甲，我们那时的牺牲有多大啊！”“看见鬼子缴枪投降了，那种感觉就像在长久的黑暗中突然看见一盏灯。就是这一次，我相信，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父亲的预感是对的。一年后，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又过了一年，鬼子投降了。
妈妈四处飘零的艰难岁月，和海上遇险九死一生的遭遇，父亲是以后才知道的。妈妈回到部队后，给父亲洗衣服，看见他贴胸的衣袋里揣着一个小本子。在扉页上写着一行小字：“请捡到本子的朋友：通知我的爱妻李幼兰。地址：宁波小港大琪头李善祥家；通知我的父亲张体元。地址：四川达县罗江口镇张家沟村。”
哦，地址写错了！我妈妈家当时确切的地址是镇海江南大碶头。这是生命的托付！但却是一封无法送达的遗书。他真的是没有退路的。苏北大平原——不是他的奖台，就是他的坟墓。回顾胜利，当然是愉快轻松的，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但假如失败了呢？那一切都会是沉重的了。他没有留下遗言，只留下了亲人的地址。对家乡的父老们来说，他们的子弟，牺牲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上，难道还需要再说什么吗？
妈妈经常说：“吃梨子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分梨，应了分离的谐音。但我不这么认为，只有切开了才能见到核，所谓分梨（离）见真心，这有什么不好。”这个本子妈妈一直保存着，父亲那一贯龙飞凤舞的字体，在这时变得异常工整。我想，他大概是怕捡到的人辨认不清楚吧。
关于3师在开辟华中根据地中所起的作用，对3师作战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分歧。华中局一些同志的看法是，皖东、皖北、皖东北根据地之打开，3师主力未参加；郭村战役、两次黄桥战役，3师只在次要方面配合作战；曹甸战役、蒋坝战役，均未完成任务；保卫盐城作战，亦不能令人满意。产生这些的原因是由于3师负责干部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发生错误。很机械地保存主力并使之绝对化。不了解华中根据地是要顽强坚持，我们不能撤走与放弃的。
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在华中局会议上说，不是我右倾机会主义，而是军部对反摩擦、反扫荡作战指导原则有问题，要加以纠正。黄认为曹甸战役与黄桥战役不同，不宜打。黄桥战役是自卫反击，曹甸顽军则已退守，不能算是有理；黄桥是运动歼敌，而曹甸是攻坚，不能算是有利；黄桥结束不到两个月，再打曹甸，不能算是有节。
我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刘、陈要打曹甸，要我们配合打车桥，进一步压韩德勤。黄不干，认为攻坚不值得，伤亡太大。黄直接给八路军总部彭德怀那里发电请示，引起刘、陈的不满，彭也不好干预，要黄还是听刘、陈的。最后，还是没有打下来，伤亡较大，从此，彼此就有不同意见了。”
也有些研究者认为，黄克诚狠抓根据地建设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难以抗击强大于我数倍之敌的。但在毗邻敌心脏地区，造成过大的声势，尤其是在根据地的敌我态势没有调整、战场建设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急于扩大对敌占区文化界、知识界的统战影响，势必过早暴露自己，造成被动。
这些分歧，一直延续到15年后的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和彭德怀被打为反党集团。在揭发批判的热潮中，华中抗战的老账又被翻出来了。除了重提黄克诚在作战中一贯消极、右倾保守外，还提到了这次盐阜地区反扫荡，说黄是放弃指挥，退却逃跑，化装隐蔽。上纲到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王明路线，黄克诚是一个言行不一、不向党交心的伪君子。
在3师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认为，黄克诚同志是掌握了反扫荡的全局的，将作战交由张爱萍副师长机断指挥。在敌反扫荡前，从最坏处准备，跳出敌包围圈，以利前线指挥员放手指挥。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黄一直没有离开过盐阜地区。
父亲说：“工作中有不同认识是很正常的，把这些分歧带入政治领域，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父亲顶着高压，在黄克诚庐山落难时保持着对他客观的评价。他说：“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卑鄙的事情。”
黄克诚岂能不明白呢？他在《自述》中写道：“会议调整了对策，集中了所有和我关系多的人，要求他们揭发我、批判我。为了避免包庇反党分子之嫌，许多人都要表现一下。也有几个和我共事很久、了解我为人的同志，在会上一直没有发言。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连我都担心他们会受连累。”
黄克诚是条硬汉。“文革”中，专案组知道他当年受过华中局的严厉批评，想利用矛盾让他揭发当时的领导人。他说：“我们是因工作中意见不同有过争论，这在革命队伍中是常有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认为他们叛党。”
难道历史真的是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姑娘吗？革命战争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历史，战争年代不能回避，现在回忆历史就更用不着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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