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子村的和平生活很快就被战争打破了。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向各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内战爆发了，山东变成了重要战场，我们在平原留不住了，工厂准备搬家。那年秋天，我们印钞厂向北搬到了乳山县山区的东夼村、泽夼村。这两个村子都是小山村，相距只有二里路，满眼都是石头。但是山区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毫不含糊，我们还没有到，老百姓就把房子腾出来让工厂安装机器、办公。他们还帮助我们封锁消息，有一天，一个突然闯来的陌生人前来打听“福记栈”在什么地方？看他行迹可疑，全村老少没有一个人为他指路，他只好回去了。在人民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这里没有崖子村那样的大院高房，印钞厂只能分散在两个村子里，我们男女检封员每天挑着印好的钞票在山村的石头小路上奔走。这时，我被调到会计、统计股当会计和统计，和从上海来的陈正同住一间屋子。
陈正是我第一个密切接触的革命知识分子。他当年28岁，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的法律系，父亲是律师，由此想来家庭生活是很过得去的。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地下党的教育，他于1946年离开上海前往华中解放区。出来的时候，他带了满满一皮箱衣服和日用品。后来他从华中撤退到山东，迫于战争环境，为了轻装丢了不少东西，连皮箱子也丢了。但是有两本厚书他始终带着，一部是《六法全书》《六法全书》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法规汇编。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六法全书》。，另一本是《英汉词典》，这使我深为他的好学精神而感动。
由于从上海来，陈正睡不惯胶东农村的土炕，于是我们俩向老乡借来木板垫在炕上，这块木板为陈正解决了大问题。由于陈正的到来，我们印钞厂有了唯一的大学生。当时我们的印刷材料几乎都是进口货，那上面印的是英文，全厂几百号人没有一个能看懂的，唯独陈正凭着他那本《英汉词典》将各种英文说明译成了中文，对生产起了大作用。这也是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外语是非常有用处的。陈正还为工厂的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他草拟了钞票印制和发行的规章制度，还有回收废钞票进行销毁的制度。这些制度的落实，提高了我们印钞厂的工作效率。
1946年，在山东乳山县崖子村与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同事谭炳勋（左）合影，这是作者的第一张照片。
渐渐地，陈正熟悉了胶东的生活。在我看来，他对山沟里的一切都充满新鲜感，觉得胶东的山太美了。每天下班以后，他总是跑到山上的树林里走一走，尽情地呼吸泛着青草和树叶气息的新鲜空气。秋天里，他和我们一起帮助老乡摘柿子，在院子里帮助老乡推磨磨
豆腐。第二年春天来了，山沟里、山坡上的杏花、桃花开了，他会独自躺在开满繁花的树下，张开双臂仿佛要去拥抱大自然。在这点上，他和我不一样，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没有什么新奇感。看陈正的样子，我反倒觉得有些奇怪。但是在另一点上陈正深深影响了我，那就是他爱看书。我也爱看书，学陈正的样子，进了山沟，我把领到的一点点津贴全都买成了书。当时可以买到的书是《毛泽东选集》，还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我看得很着迷，也从书里懂了不少知识和事情。为这事我至今还很想念陈正。
印钞厂进了山，印钞的任务还相当繁重，生活条件却差多了，粮食和副食供应都缺乏，每天就吃高粱面饼子和地瓜丝汤，见不了几个油星子，劳动强度却有增无减。一进山，除了那台胶印机还是用汽车发动机带动以外，其余的铅印机都是人力蹬机，由工人站在机器后面，用一只脚拼命地蹬，累了就换另一只脚；两只手也有分工，一只手往机器里续纸，另一只手取出印好的钞票。为了减轻一点工人的负担，我们一有空就跑到车间帮着蹬机器。开始的时候我的腿跟不上机器的节奏，膝盖常常撞在机器上，几次下来也就学会了。
不用说，来到了印钞厂，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厂长荣世潍，他是我们全厂三百余人的主心骨。荣世潍矮个子，嘴唇有些上卷，给人一种朴实憨厚的感觉。他的细长眉毛下，一双眼睛由于经常熬夜总是带着血丝。他是小学教师出身，参加革命后先在北海银行一个县的办事处做过基层工作，又调到北海银行胶东分行担任过行长陈文其的秘书，后来到胶东印钞厂任厂长。荣世潍的工作非常辛苦，由于长期劳累经常咳嗽，年纪不大就患上了肺气肿。累红了的眼睛也经常困扰他，当时医疗条件差，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泡一杯茶，把眼睛靠近茶杯用水蒸气来蒸，这样可以舒服一点。我到工厂以后，厂里办起了墙报，我经常写些小文章投稿，可能是这个原因，后来我被调到厂部当了文书。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刷局第二印刷厂会统股全体人员在济南合影。前排左起：李辉、于黎、隋珍源、荣世潍、易鹏、秦道夫。前排中的女孩是易鹏的女儿。
在厂部就荣世潍和我两人，白天他到车间指挥生产，很少把股长们召到厂部来汇报，日常对外对内的书信文件也大都由荣厂长亲自起草和处理，常常忙到深夜，我帮不了多少忙。直到现在，每当我回忆荣世潍那副劳累的样子，我总是感到很遗憾，觉得那时我的工作水平太差了，没有能为他多分担一些。
20世纪90年代，我（左3）和王淑梅（左1）回到山东乳山县东夼村40多年前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驻地看望乡亲们。身后的房子是当年荣世潍厂长的办公室。老乡说，房子至今仍保持原貌。
印钞厂进山以后不久，1947年，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形势吃紧。由于工厂驻地分散，荣世潍经常在各个小山村里跑来跑去，我很不放心，有时就跟着他去。也有时他一个人走了，到时候还不回来，我很担心，就提着手枪到村口去迎他。每当我看见他的身影从大山里冒出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涌起一般按捺不住的高兴劲儿。
副厂长肖一心，瘦高个子，看起来比荣世潍大几岁，脸黑黑的。他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也是个大忙人。由于他没有成家，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穿一件又旧又脏的棉袍子，脚下拖着一双旧布鞋。我和他的接触就要少一些。印象深的是一次和他出差，晚上住店，我们和其他旅客睡在旅店的大炕上，他向店主要水喝，店主就舀了一瓢水倒在锅里烧开了递给他。老肖一仰脖子就喝完了，接着又向店主要水喝。这样烧了三次才算喝够了，店主和其他旅客都感到惊讶。1948年济南解放后，我们进了济南，老肖留在潍县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潍县支行行长。听说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后来死在潍县，真是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