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夏天，我和5位同学，其中我们村的就有3个，步行60余里来到文登县墨田村，参加文荣威联合中学的考试。当时，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有两所抗日中学，一所是渤海中学，一所就是文荣威联合中学，它成立于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以培养干部为目标的公费学校。学校创办以后为抗日输送了大批干部，学校也越办越大，到我们这一期，已经有两千余名在校学员了。
我们来到墨田村的时候，村子里到处可以看到来自胶东各地的青少年，非常热闹。学校安排报考的学生在村子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就在村头的田地里考试，试题分语文、数学、常识三大类。上午考完，下午就张榜公布录取名单，一张大纸贴在墙上，一大群青年拥挤在一起在榜上找自己的名字。我一眼就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还发现了5位同伴的名字，我们全都考上了!
记住了报到日期，我们掉过头就跳着、唱着往家里跑。
夏天是生命力最饱满的季节，也是充满了强烈希望的季节，一路上，一望无边的青纱帐遮盖了大地，也遮盖了村庄，就像大海一样宽阔，看了让人心里舒坦。我们浑身是劲，还没觉得累就赶到了家。
村里人一听说我们都中了榜，都说我们有出息。我父母也说我们家祖辈里没有出过读书人，我能考上中学是件喜事。他们虽然有些舍不得我离家远行，但还是高高兴兴地为我做上学的准备。
母亲用自己纺的线、自己织的土布为我缝了一个书包，又为我做了一双布鞋，还找来了一条小被子。父亲到人和镇上买了一条打背包用的布带子，为我打起背包。至于钢笔，还用我原来那支，是两年前父亲用粜了一升玉米的钱为我买的。我心里明白，为我上学家里花了不少钱。
万事俱备，唯独缺一个带把的杯子，这个东西少不得，因为部队里、或是政府上的干部每人都有这么一个杯子。可是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只有碗，而且连集上也没有卖的。这时，母亲想起来我伯父家的大儿子秦道德大哥有一只带把的搪瓷杯子，就跑到他家去借。道德大哥一听说是为我上学用的，二话没说就很高兴地把杯子送给我了。这样我的准备工作也就大功告成了。
说起这只杯子，一来是我在少年时期接受的最贵重的馈赠，二来也确实在日后的学校生活中帮了我的大忙。在一年多中，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只宝贝杯子。清晨起来要用它刷牙、洗脸，一日三餐要用它盛饭、喝水。由于不断地行军、生产，再加上训练时摸爬滚打，后来这只杯子完全变样了，从原来又白又亮的白杯子变成了一只黑铁色的、坑坑洼洼的杯子。但我一直珍爱它，直到参加工作了还带着它。甚至在60年后的今天，我也经常想起它。
出发的时候到了，我和秦蝉娥、秦道其背起了背包上路。我把那只可爱的搪瓷杯子用一根布带拴在书包带上，走在路上心情特别畅快。
报到的地点仍是墨田村，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这回，我可要认认真真地看看它了。
对胶东来说，墨田是一个普通的中等村子，四处都是疏疏落落的草顶泥墙的小房子，有时也能看到个别砖墙草顶的房子。村边场地上堆放着刚刚打过的麦秸，到了做饭的时候，一缕缕炊烟就晃晃悠悠地飘满在这些小房子的上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墨田村，它是我离开家走上万里征途的第一站。认真地说，我的人生之路就是从这个村子开始的。
如果说到这个村子的特点的话，那就是麦芽糖。墨田村农民有生产麦芽糖的传统技术。按照胶东的民俗，每逢腊月二十三，即离春节还有7天的时候家家户户要送灶王爷，把麦芽糖供在跟前，为的是糊住他的嘴，好让他上了天向玉皇大帝多说好话、甜话，保证来年风调雨顺。至于说不说假话反倒不去管它了。我不喜欢这种做法，它会使人们忽视说假话这种坏毛病，因为说假话是会耽误我们整个民族发展的。
话又说回来，墨田村的麦芽糖我是喜欢的，又香又脆，远近百里闻名，也是墨田农民在冬天里的唯一副业。
报到之后，我被分到中三乙班。那时，全校两千余名学生，每个班又称“中队”，每个中队有一位指导员。中队下设3个小队，每小队12人。我被指定为中队的二小队长，我们的中队长姓朱，年龄较大些，显得稳重。副中队长叫姚新德，是从部队下来的。在部队里他是个号兵，在一次伏击日寇的战斗中，他随连长冲锋，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头部，子弹从他鼻梁上穿过，又从左耳前穿出，他当场就昏了过去。战斗结束后，他被作为阵亡者抬到了坟坑前。就在战友要安葬他的时候，他奇迹般地醒来，于是被送到老乡家养伤。他的左眼最后还是失明了，在老乡的精心护理下伤愈以后，领导把他送到学校来学习。姚新德很活跃，会画画，能指挥唱歌，还能演戏。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到抗法战争中的越南拍摄过战争纪录片，这是后话了。
至于我的同学们，只有几位是来自农村的小学教师，年龄在25岁以上，其他大部分同学跟我差不多，都是从各县来的高小毕业生，年龄在14~16岁之间，多数是男孩子。他们都坚定、朴实，不怕吃苦，坚信抗战必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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