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主要记录了他中间热、两头冷的“三个二十年”，第一个20年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尝到过旧社会的辛酸；第二个20年是在革命队伍中前进，深感革命队伍中的温暖；第三个20年被推向被专政的行列，吃够了错误路线的苦头。去年，97岁的郑毓汉终于完成了他21万字的自传。日前，记者来到了郑毓汉的家，与他聊起过去的流金岁月。
第一个二十年 ：解放前的经历
1918年，郑毓汉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两间石头房，住着全家五口人：父母和三个兄弟，他排行老三。
郑毓汉从小喜爱学习，10岁时，靠着父亲卖馒头和哥哥在村校当老师的收入，郑毓汉终于上了小学，毕业后，他又考入了县立简易师范，希翼能像哥哥一样传道授业。读书的日子很苦，学校离家35里路，郑毓汉每周回来一趟，摊好山东煎饼晒干，卷起来往书包一放，再用纸包一小撮盐，等回到学校，就着开水一泡就是美味的一餐。“那时粮食不足，一天就吃两顿，但想着能学知识，心里还是美美的。”郑毓汉说。
这样平静的日子直到1937年下半年戈然而止。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惊中外，不久，郑毓汉的学校就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学校没了，全校师生也四处逃散，郑毓汉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就回到了家乡。
1937年冬，地方游击队开始建立。郑毓汉辗转得知当时的游击队领导人就是曾经的县立简易师范的校长，外号尹大鼻子。基于一腔爱国热情，郑毓汉找到他，要求加入抗战队伍。但尹大鼻子告诉他，参加游击队伍必须自带一支步枪。“我一介农民，到哪去找步枪？”最后，无处寻枪的郑毓汉只好回家种地。不久，尹大鼻子当了汉奸，郑毓汉才知道他搞的是地主武装。
冬去春来，战局越来越紧迫，村中每日都有人负伤。为了悬壶济世，也为了给抗战英雄提供方便，郑毓汉与父亲、哥哥开了一家中药铺，取名“济世活人”。一日，药铺进来两名男伤员，却报上女人的名字。几次医治下来，俩人伤势好转，总算道出真实姓名，并询问郑毓汉兄弟二人，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原来，他俩是共产党员，隐姓埋名于此，只为便于组织地下工作。
1938年8月，郑毓汉与大哥，邻居三人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三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此后，他们以药铺为掩护，秘密开展起抗日宣传工作。“那些日子，很像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情节，有些比那还要复杂惊险”。
1943年春，当地日军的据点被八路军拔掉，顺利完成任务的郑毓汉被调入平东县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因郑毓汉是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分子，上级对他很器重，1944年又将其调到城区，任区委组织委员，以后调七区任区抗联主任、区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四区区长和五区区委书记。但郑毓汉的两位哥哥，却没这么幸运，在1947年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时，两位哥哥惨遭国民党杀害，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第二个二十年：南下来到淳安、兰溪，后任金华市（县级）市长
1949年春节后，上级通知郑毓汉调往南下干部大队。路上，他听到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两位胞兄的尸体找到了，已妥善安葬，并被追认为烈士。这使他放下了一桩心事。
5月初，大队抵达杭州，稍事休整就赶到了淳安，组成了中共淳安县委员会和淳安县人民政府，郑毓汉任宣传部长。两年后，他又被调入兰溪县工作。兰溪县在解放前是金华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大县。由于水陆交通便利，工商业兴盛，素有“小上海”之称。因此郑毓汉到兰溪后，被安排做财政经济工作，并先后任财委主任、副县长、县长等职，除处理机关日常工作外，还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
期间，郑毓汉的夫人李瑞林、长子郑过江及其保姆、岳母、长女郑世英都搬迁到了兰溪。1951年8月1日，李瑞林在兰溪产下次子郑建军。加上新雇奶娘合计一家八口，借居在县府机关外的徐先生家。全家生活由国家供应，由开始供给制，转为包干制，每人包干月生活费15元。到1953年，兰溪县率先实行工资制，郑毓汉的级别定为14级，月工资123.5元。李瑞林在人事科工作，月工资65元，除了支付保姆工资外，衣食无忧。
在兰溪的这段时光，也是郑毓汉一家最快乐的日子。
1954年夏，郑毓汉被调往金华地委财贸部任秘书科长，家人也搬迁至地委机关大院中居住。随后，李瑞林从金华干校调至浙江省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女儿世英到环城小学就读。1956年，夫人李瑞林也从杭州文化干校学成而归，回金华任县妇联主任，工资级别为20级，月工资67.5元。1958年5月，郑毓汉又走马上任金华市（县级）市长。
第三个二十年：在崎岖的道路上前行
1959年3月，郑毓汉等市领导被错误划为右派，降职降薪，监督劳改。郑毓汉由行政14级降至21级，工资由123.5元降为57.5元。这意味着，郑毓汉的好日子到了头。
“我被划分为右派后，首先受到株连的就是全家老小”。郑毓汉说，当时消息一出，他们一家立刻就被赶出了机关大院。“之后我们到上浮桥，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房子，全家7口人都挤在里面，我除了被开除党籍，还被扣了10年工资，每个月只发10块钱，日子穷得不得了”。不光郑毓汉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当时读初中的长子郑过江也在学校受到歧视，被辱骂为“小右派”，受尽欺凌。就连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侄女郑世芳也被牵连，她毕业后原已分配在青岛任教，就因郑毓汉的错案发生，她被改派到边疆内蒙工作。为此，岳母带领郑瑞兰、郑过江，去投奔在南京工作的两个儿子。
此外，夫人李瑞林也从妇联主任降为乡干部，先后调到县属乡镇：罗店、新狮、朱基头、乾西、江东、澧浦等地边工作边检讨，在各种大小运动中当斗争的“活靶子”。李瑞林告诉记者，最穷的时候，家里就靠吃玉米粉和番薯藤过活，“后面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也去求过组织部长，希望将我也开除党籍，放我们一家老小回山东老家种田，可组织部长说我没犯错，况且还有60来块的工资可以养孩子，如果回老家，那就一无所有了。后来，他还劝我，如果想划清界限，可以和毓汉离婚”。
一听“离婚”二字，李瑞林马上坚定地拒绝了，“这日子再苦，我也不会丢下毓汉一个人的”。此后，李瑞林开始四处奔走在各个农村，而被戴上“帽子”的郑毓汉，也被下放到金华县商业局畜牧场，负责养兔子和种菜，直到1962年9月离开，郑毓汉在这远离闹市的劳动场地，从手执纸笔的干部彻底改造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饱尝了社会的人情世故和苦辣辛酸。
回忆起那段时光，夫妻俩如今依旧唏嘘不已。“那时，我被调到农村做妇联工作，走到哪就睡到哪。毓汉下放，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根本见不到面。每次回来，只能看到空荡荡的家，他就躲在家里写诗，说‘找不到夫人，找不到家’，等我回家看到，心里酸得不得了”。
后来，夫妻俩就约定，如果李瑞林不在家，就让郑毓汉去公社找她。如果公社也不在，就去农村，“每到农村，我们俩都会在村头找两棵树，在树下放两块砖头做标记，如果联络不上，就在砖头下压一张纸条，写明去处，毓汉看到纸条，就能知道我在哪了”。一次，郑毓汉走了三四个小时的路，赶到了王文元村看李瑞林，可找到天黑都没见着人，眼看着宝贵的探亲时间就这样流逝，他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郑毓汉在一片荒山脚下看到了一棵树，树下是熟悉的标记——两个砖块。他马上跑过去，果然在砖块下发现了李瑞林留的字条。原来，原本在王文元村的李瑞林被上级临时指派到山上开荒种橘子树。时间紧急，怕郑毓汉找不到自己，上山之前，她在山脚的树下留了字条：“我在山上的石头屋。”
“那时，我们见面就像打游击，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李瑞林笑道，这样特殊的见面方式也成为了那个悲苦20年中唯一一点甜蜜的回忆。
1962年，郑毓汉回到金华二中，负责养鸡兼种花。本想在养花方面搞些名堂的他，还没来得及做出成绩，就被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连鸡带花统统吹掉。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结束。
1979年2月，金华县委领导找到郑毓汉谈话；3月，地县平反文件下达，错案终于得到改正，郑毓汉从21级升至13级，并于同年8月30日，调至浙师院金华分校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专门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自此，62岁的郑毓汉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
如今，旅游、书法、作诗、写小说，成了他晚年生活的全部
1983年，苦了一辈子的郑毓汉从岗位上退休。除掉枷锁后，他做了很多过去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他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学画、学书法、学钢琴、学诗词，并把自己创造的诗集成册，取名《学步诗稿》，共收录近200首诗，出版社是“家庭出版社”，意思是“这本诗集，是我们的家庭刊物”。李瑞林则将人生所见所感编成朗朗上口的山东快板，“郑毓汉1919生/1928把书念/1938去抗战/1948下江南/1958关牛栏/一关关了20年/等到79年平反/回头看看已年老……”闲来无事，就自己唱上一曲。夫妻俩还一起出去旅游，先后到过杭州、黄山、福建、北京、泰山、南京等地，并回到了山东老家，认领了一名家境贫困的女孩，将她带到金华读书。
“孩子没户口，上不了学，我就自己在家教她写毛笔字，后来，给她报名读了电大”。怕小女孩读书跟不上节奏，郑毓汉自告奋勇想当“陪读书童”，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孙子劝他，不如把时间花在写作上，就写他一生的经历，也好给子孙后代留点宝贵的回忆。
此后，从上世纪80年代起，郑毓汉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起了自己的人物自传，直到去年，这部洋洋洒洒21万字的小说才正式完成。小说记录了郑毓汉“中间热，两头冷”的六十年人生经历，期间有辛酸的童年、艰苦的革命岁月、失去亲人的痛苦（两位哥哥捐躯革命）和被误解的苦衷，也有同志之间的温暖、以苦为乐的情怀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小说虽然没有出版，但自学电脑的郑毓汉在家人的帮助下，将此文上传到了网络，获得了不少网友的点赞。
如今，回忆起曾经的艰苦岁月，郑毓汉和李瑞林总是释然一笑：“20年的劳动中，只有一个信念，凡是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就努力去干，只想干好，不能干坏。现在，苦尽甘来，儿孙绕膝，我们终没有白活这一场。”记者 郦莎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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