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林弹雨杀敌，
长刀所向披靡。
山高草茂林密，
忠魂埋骨之地。
我决定尽我所能，记录下我所知道的爷爷从前的故事。
一、身世
1919年的1月31日（农历1918年12月30日，除夕），爷爷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爷爷名叫李汉亭，名字是村里一位教书先生取的。爷爷说他的名字是很考究，却没有给我说具体来由，我只好妄自猜测一下：“汉”作为爷爷的字辈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亭”，我猜想应该是华盖之意，结合“汉”字，应为民族栋梁、达官显贵之意。改日向家里长辈求证一下好了。我在前文中说爷爷出自贫农家庭似乎并不准确——因为太爷爷后来当了工人并开始闯关东。但是太爷爷最终没把家迁到东北去，相反却在一次回乡途中染病英年早逝（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因为贫寒，爷爷无力安葬太爷爷。最后，村里的长辈们一人凑点钱给爷爷才完成了太爷爷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葬礼。为此，爷爷领着两个幼妹给每一位资助自己的村民磕了一个头。从此，爷爷开始给人当长工为生，最艰难的时候，甚至一度乞讨。
爷爷最开始当长工的人家，是自己的亲姑妈家（姑父是个地主）。这位姑妈实在糟糕透顶，用恶毒形容也不为过。所幸爷爷的表弟还不错，经常偷偷照顾他。一年过年的时候，爷爷放完羊去休息，赶在年夜饭之前，表弟偷偷给了自己一只鸡腿，爷爷刚开始吃，被姑妈发现了，姑妈竟然把鸡腿夺过扔去喂狗还狠狠揍了表弟一顿。。。盛怒之下的爷爷离开了姑妈家，四处漂泊，大部分时候是去店铺里当学徒。
爷爷当过漆匠，应该是出师了，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爷爷家，天天坐的木沙发就是爷爷亲自用土漆漆的，漆得非常好（现在成遗物了，还在爷爷的老宅里）；后来爷爷是去包子馒头铺当伙计，师父人很好，关系如同父子，如果我没有弄错，爷爷应该没有出师，因为以我在爷爷家生活十几年的经历来看，爷爷做各类北方大饼挺不错的但做馒头包子手艺明显不到家，更为重要的是，爷爷应当是在跟这位师父当学徒期间从军抗日的。
二、抗战
先从抗战爆发但爷爷还未从军时讲起。
我小时候看到爷爷大腿上有一处刀伤，从形状看应该是刺伤并且位于身后一侧，于是好奇地问伤疤怎么来的？爷爷说刺刀弄的。我更好奇了，怎么会是在身后这一侧呢？难道是被敌人从身后包围或者偷袭？爷爷摇头说自己征战十余年却从未在战场上负伤（顺便说说，我外公也是军人出身，解放战争入伍，和爷爷一样隶属于第二野战军，健在，今年81岁，也没负过伤）。
原来，爷爷有次在村道上放羊，遇到了一个过路的日本兵。这个鬼子是通讯兵，身上背了一大捆电话线，瞧见爷爷身材高大（爷爷年轻时身高最少1米79，身形很魁梧。医学资料说那个时代的日本男人平均身高才1米61），就强迫爷爷为他背电话线，为了防止爷爷逃跑，鬼子用刺刀扎在了爷爷大腿上顶着他向前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像是几个世纪一样漫长，爷爷的腿不停流血痛得钻心。终于，爷爷来到了镇上，鬼子去吃饭放松了警惕，爷爷赶紧逃走了。回到家，爷爷发现裤子已经被血染红了，抱着母亲和妹妹痛哭。（谢天谢地，爷爷的伤口没有感染）
这大抵是爷爷从军的直接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应该是爷爷的一位表弟拒绝当汉奸担任伪职被日寇杀害（小时候没敢多问，很可能是给他鸡腿吃那位，他说这件事时心情很沉重）。
1939年，爷爷20岁。这一年，爷爷从军了(是什么季节我忘记了，人事档案里有)。当时，山东已经全境沦陷，所以爷爷没有加入国军而是参加了八路。爷爷最开始的职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应该是个文职——8个村的联村主任——也就是乡长——因为根据地不可能完全和行政区划重合，所以邻近的数个村子会联合在一起组成联村行使乡的职能。
我的故乡位于微山湖以西，所以这片地跨山东济宁、菏泽、聊城一隅和江苏徐州大部的根据地被命名为湖西革命根据地（我不是专研党史的，有谬误之处请见谅。这片根据地应该又叫做鲁西革命根据地）。微山湖以西属于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八路军129师），以东属于罗荣桓的山东军区（八路军115师）。根据资料来看湖西根据地应该是一个地区级单位，今后在此基础上还建立起了冀鲁豫区。最著名的负责人有两位：万里（大名鼎鼎，无须赘言——山东省东平人，1916年生，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徐运北（山东省聊城人，1914年生，健在，他的职务我会在后文中叙述，他是带领爷爷南下贵州的老首长，百度百科里有词条的）。
第一个想说明的问题是爷爷击毙过多少名侵华日军、伪军。很抱歉，全数我不知道（我很自责），尤其是作为指挥官率部歼灭敌军的总数我不知道。但是，我所知的爷爷自己亲手击毙的日寇（含与战友合力，并非特指单挑）应该是四名。有两名是用枪击毙的（没问是步枪还是驳壳枪），一名是刺刀刺死的，一名是大刀砍死的（因为年代久远，如果其中有伪军也不得而知，但是有一名是日军军官，因为从他缴获了一把日本胁插即可知）。伪军嘛，应该很多——伪军战斗力和士气都实在太差了，真为咱中国出了这么多败类感到羞耻，但是离了伪军爷爷他们的部队也很难武装不起来——谁能送他们武器弹药呢？
我想说的是，抗战并不是很多狗血的影视题材里那般儿戏，这是段极其艰苦的历程。爷爷大概组建了一个连的兵力，最初的武器乱七八糟，其中一部分还是村里铁匠亲手制作的（铁匠师傅们真的很厉害，不只是会做火药枪，射子弹的步枪都能做），质量倒是不敢恭维，步枪开几枪就因为枪身过热而扣不动扳机（我怀疑甚至有炸膛的危险），并且子弹得打一发上一发（再加上上膛动作，真不知道得多少时间开一枪？！）。话说回来，子弹是非工厂不能加工的，所以比枪还金贵，爷爷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几个人能持有超过十发子弹。
游击战的历史就是一段袭击、撤退、袭击、再撤退的历史。鬼子扫荡是很可怕的，山东一马平川，人没啥隐蔽的地方，所以危急时刻要么躲在地道里要么躲上微山湖。地道不像《地道战》电影里那么浪漫（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挖地道尤其那种地下城似的地道），好些就是个低矮的坑道，勉强容纳得了一两个北方大汉，在里面非常闷热、狭窄，感觉就像被塞进了罐头里。有次鬼子大扫荡，爷爷一个人在地道里隐蔽了七天七夜才敢出来，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水和干粮应该不够用吧。出来后发现一位战友牺牲了，这位烈士实在很冤枉，因为他埋伏的地道通风口是在牛圈里，恰好一头耕牛鬼使神差地伏在了上面，导致他窒息而亡。。。
至于微山湖，大家可能要想起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和歌谣。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也是个炼狱。夏天蚊子大得像蛾子，有很强毒性，老八路们躲在里面一会儿就会全身几十个大包（可是谁敢用蚊香之类驱蚊？）；冬天时，零下十度的严寒会冻僵野兔更别说是人。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生存、更多人的生存，为了尊严——为了自己的尊严、更多人的尊严，为了自由——为了自己的自由、更多人的自由，这群汉子，选择的，只是默默忍耐。
不只是拿起枪来的才是汉子，才是英雄。村里有位烈士（我忘了名字，小时候在爷爷保存的资料里看到的）因为拒绝向日寇提供爷爷他们的情报，被捆在树上浇了汽油活活烧死。这位烈士死得很惨烈，漫长的过程没有求饶，唯有悲愤的怒骂声。
（请允许我插入以下文字以抚平我的内心：我想说我不是一个没有理性盲目仇日的人。但是，这段历史于我而言是一段国仇家恨。我没有理由不去仇恨侵略和奴役——世上任何人的奸淫掳掠都应该被谴责非难——我和大家一样坚信那些灭绝人性的、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肆意践踏都是世上最野蛮残暴、让人发指的行径！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历史的车轮向前行走着，但是，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对今天的日本，我会祈祷无辜民众在灾难面前平安健康，因为我们是无差别的人类。生与死面前，只有人类，无他。但是，靖国神社里的甲级战犯灵位、钓鱼岛海域横行无忌的侵略舰船，我无法视作无物。因为，这是在对人类整体的犯罪，或者说，一群没有人性的禽兽对一群无辜的人民犯罪！我害怕，没有理智的仇恨会让我们也渐渐变得和当初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一样。那样，我们会忘记了我们的初衷，忘记我们为何而战——我们，怎能变得和他们一样？）
具体的战斗历程，请原谅我没有文献来使之复原，也请原谅我那么多年来没有为爷爷整理出一本回忆录。但我记得，爷爷说，日本鬼子很厉害（对今天的日本，他也从未妄加诋毁，他说日本人确实有很杰出的一面，可惜我们总是不能正视和好好学习更不要说赶超）——单兵素质很高，战斗意志很强，没有投降和逃跑的。鬼子虽然个子很矮，但是长得很壮，比起爷爷们这群长期食不果腹、营养不良的山东大汉来说根本不会在体能上落下风。爷爷特别强调的是：鬼子拼刺刀的技术非常好，单个八路除非是自幼习武否则毫无胜算，一般都是两个对付鬼子一个，条件允许还会三个对付一个，所以后来都转为用大刀。抗战胜利受降那天，爷爷说鬼子们井然有序，让他感慨不已。所谓“师出有律”，然也——若我国人讲求秩序、遵循纪律，有何理由沦为散沙一盘任由列强欺压？！
我能记得的，还有爷爷的那些只言片语：“战争是残酷的，一个真正的军人绝不会以杀人为乐。”“当敌人和战友不断倒下，以为自己逐渐会对生死麻木，可实际上，那只是自己战胜了恐惧却同时保留了对生活的渴望。”“我还没反应过来，我的战友就倒下了。我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敌人长什么样。”“我的敌人死在了我的手里，那时我觉得很解恨。可是多年后我也会想，他也是个父母生养的宝贝疙瘩啊！”
总之，抗战里，爷爷牺牲了很多战友，他常常梦见自己和他们并肩作战。
活下来的每个人，都是幸运的。阵亡的、幸存的老兵们，都是伟大的。荣耀，只有生者和后来人能够目睹和感知。然而，生命，本身就是个伟大的历程、一个充满平凡与不平凡的奇迹。
请朋友们原谅我的文字是如此杂乱。今天讲述的故事结束了，争取明天继续。在此祝福爷爷依然健在的三位老战友，他们是：
杨明远，山东人，副厅级离休干部，现居贵州省贵阳市；
袁良骥，山东人，正厅级离休干部，现居贵州省遵义市；
李巨连，山东人，副厅级离休干部，现居贵州省毕节市。
补充：
1.我所知道的爷爷击毙的日军里，有一名是连排级军官。很值得一提的是这名军官是出身武士家庭，因为佩有胁插（一种传统日本刀，中等长度，用以近战防身和切腹自裁）而非二战时期的一般昭和式军刀，胁插上面还附有武士家徽。这是抗战时期爷爷缴获的最重要的战利品。从收藏角度来看，这把胁插也属于精品，因为年代久远，采用的是传统工艺和玉钢材质锻造，性能优异、装饰美观，今天应当价值不菲。而同时期的日军军官佩刀基本都是军工厂批量生产的制式装备，材质粗劣、工艺水平低下（相对传统日刀而言），徒具其表而已，很多只是用钢材切割冲压成相应形状罢了，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淬火、回火等处理，更不要说采用复合锻造结构和烧刃等工艺，即便如此，质量稍好的满铁造军刀都价值不菲（只要保藏较好）。
可是，最为遗憾的是，这把刀在六十年代中后期遗失了。说是遗失也不恰当，应当说是被无良之辈窃为己有下落不明：那时候大伯偷偷拿刀出去玩，放在同学家，同学家就起了歹心把刀讹了并谎称遗失。爷爷心痛不已却没有计较也不好计较——爷爷当时是那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是个很亲民的领导，而那家人却是普通农家子弟，我们一家总会害怕给别人仗势欺人的错觉（事实上爷爷的口碑流传至今，当年如果他不那么多顾虑而是坚持找回战利品的话，我相信每一个知道情况的人都会仗义执言的）。这把刀今日大抵成为废铜烂铁甚至很可能在公安八十年代收缴管制刀具的狂潮中被回炉处理了，可惜可叹！因为这家人丝毫不懂得它的价值！最为可恨的是，这是对一个出生入死捍卫国家的老战士莫大的伤害！
2.爷爷在抗战期间先后有三位通讯员，有一位牺牲了，事迹我不太了解，有一位我只知道姓李，后来在贵州担任省政府某厅厅长，还有一位在六十年代出任昆明军区某野战军副军长（或者是副师长，听故事时距离现在已经年代久远，记不清了。昆明军区七十年代末并入了成都军区），可惜文革时被迫害得太厉害，偾然开枪自尽，令人扼腕痛惜。
三、解放战争
爷爷对这段历史提得并不多，毕竟这是同胞人手足相残的一段历史，战争里死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贫寒的农家子弟。但是，为了记录一段历史，我决定还是把我所知道的一一写下来。（一个村子的乡亲们、同一个大家族兄弟们往往在三十年代中后期加入了不同阵营，于是，在这场民族内部的悲剧之战中幸存者们的手上往往毫不情愿但毫无选择地沾染了自己乡亲、宗亲的鲜血。）
抗战结束时，爷爷调入县城工作，担任政治干事并负责县委在县城里的宣传工作。内战很快爆发，战事越演越烈。进入1946年后，刘邓大军中相当部分被划归林彪、罗荣桓部和陈毅、粟裕部，紧接着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战略反攻序幕。然而，也正因此湖西根据地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援，处境维艰。爷爷参与了协助刘邓大军主力南进大别山的战事，作为地方部队的一员参加了著名的羊山战役。羊山是我的故乡金乡县下辖的羊山镇，当时居民仅一千多户（请参见百度百科）。在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国军被歼灭5万余人，被俘4万3千多人，刘邓大军并地方部队损失了多少人，我不知道，想必也不会太少。爷爷说，那是第一次亲眼看到浮尸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战役胜利时，朝霞映天，让老兵们嘘唏不已。大概是这一战，爷爷缴获了自己的第二把爱枪，一支美式M1卡宾枪（第一把爱枪是抗战时获取的驳壳枪也就是著名的毛瑟军用手枪）。也是这一战，爷爷的本家兄弟（我敬爱的堂爷爷，名叫李汉山，健在，80来岁了，居住在贵州省毕节市，是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的老人，很有些老艺术家李默然的风采）作为15岁的红小鬼经受了战争的洗礼。这位新兵蛋子的战斗经历着实让爷爷捏了把冷汗：堂爷爷所在的区小队在抗战胜利时获得了很多武器弹药，甚至有2挺重机枪，人数也较多，大约60人；上级命令是坚守阵地阻击敌军15分钟掩护主力迂回即可；小队长是位常胜军人，于是满不服气地用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坚守半小时，结果国军的中央军部队确实太可怕，猛烈的火力差点把阵地削平，15分钟时区小队就伤亡过半，第20分钟时堂爷爷他们发现再不撤退就要全军覆没。撤离时，离得最近的敌人已经冲到他们附近50米处！如果不是转移及时和福大命大，堂爷爷当时就阵亡了。
后来爷爷去探望堂爷爷时说了句：“知道厉害了吧！看你们还瞎胡闹！”（爷爷很会打仗，小时候常听爷爷的战友们一致推崇他仗打得最好最巧，大意是他一贯的出发点总是在如何保存我军有生力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歼灭敌人，从来反对硬拼）据说堂爷爷哭了。爷爷的战争警句有两句，第一句是“新兵怕炮，老兵怕号”。先解释新兵怕炮：许多新兵上战场时听到呼啸而来的炮弹飞行声和之后的爆炸声会被震慑得抬不起头来，总会担心炮弹偏偏命中自己这种随机概率事件发生在自己头上，却又不太懂得如何从呼啸声预先判明炮弹坠落地点来提前规避，总是等到炮弹离得非常非常近了才慌慌张张地扑到地上。爷爷也数不清教过多少新兵躲避炮击了，甚至自己把来不及躲避的战友扑倒在地自己卧在他们身上。再解释老兵怕号：号是指冲锋号。冲锋号响，意味着全军突击拼刺刀近战的时刻到来了，面对面的交锋意味着无路可逃，所以是最最残酷的你死我活。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句俗语此时再贴切不过。第二句是“越怕死越要死，不怕了就没事了”。很简单，越怕死越慌乱，会头脑搅得像是浆糊反而更照顾不好自己，所以更要出事。外公对此也有一样的说法：“首先你要坚信你能活下去，然后好好想怎么去赢得胜利就成！”
刘邓大军南下后，爷爷参与的战斗可以被概括为国共地方部队的拉锯战。爷爷声名大振的一役就是设伏击毙邻乡国民党乡长韩某（名字我忘记了，资料里有，今后补正）。当时国民党的县长往往都辖有一个保安团的兵力，而大乡乡长辖有一个保安营兵力的也不少见。这名韩乡长就属于麾下几百人枪的角色。我看了下爷爷档案里简洁的记录语句对这一战的理解是：没费什么劲，擒贼先擒王，敌人立即军心大乱被全歼。
后来问爷爷，有没有运气特别背的时候？
爷爷说：“有，有两次呢！”
第一次。奉命去聊城作战，但是自己的部队被上级留了下来，去指挥了别人刚组织起来的新兵。田野间的阻击战，敌军大约一百多点，我军六十来人，依托有利地形火力分层，完全没有问题。爷爷命令部队潜伏在庄稼下面，监视着敌人，要求敌人被放进了射程内再打。结果，爷爷大吼一声“打”并率先开枪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六十来人的新兵不知是怎么训练的，训练场上还凑合，真上了战场全部屁滚尿流哗啦啦十几秒钟全争先恐后逃跑了！在最最前沿的爷爷一下子蒙了！但是一两秒钟内他就镇静了下来，一边开枪还击一边寻找捷径撤退。对方的军官大声叫喊：“看见那个当官的没有？！不要打死他，一定要活捉！”乌合之众们倒是顺利逃掉了，爷爷被追了七八里地，中途在一块很泥泞的地里还被陷住了一只脚，鞋掉了也顾不上了，撤离到安全地点时脚都出血了。。。见到训练这群新兵的那个军官，爷爷愤恨不平地给直接了他一个耳光并且骂道：“熊包蛋！”
第二次。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有误。爷爷在一天中午带着十几名兄弟进入了所谓安全的一个镇子。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虽然感觉很诧异，但爷爷还是感觉很诧异。小心翼翼地到了目的地（一座大宅子），爷爷轻轻推开了门。。。结果里面躺着二十几个敌军！有几个醒了的敌军慌乱中边叫嚷其余人边摸枪！爷爷一个箭步冲了进去用刺刀刺翻了离自己最近的惊醒的敌人。十几名兄弟鱼贯而入拼死作战。刹那间，双方在这并不宽敞的院落里相互射击、刺杀。。。殷红的鲜血伴随着伤亡者的骨头断裂声和惨叫声飞溅四周。。。转眼，敌人全倒下了，但是爷爷的八个战友却也再也没有站起来。
对爷爷而言，解放战争的尾声就是淮海战役。同时，外公作为第二野战军16军48师师部的警卫员参加了这一役（昨天忘记郑重介绍下我的外公了。外公名叫王朝鲜，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1930年生，幼年丧父，家中独子，贫农出身但读过小学，读书天赋很高，在战争年代也没有中断学习。战后担任警卫排长，少尉军衔。后被部队送往北京轻工业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工商大学深造，学习工业，后来开办了贵州省毕节地区陶瓷厂并担任书记、厂长）。他们形容这一战时说：太惨了，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来形容。从没见过死这么多人，双方阵亡者的尸体垒起来像是一座座无边的高墙。。。（徐州、蚌埠这片并不宽广的土地上，双方不但投入了大约一百五十万军队，还有几百万推着独轮车前来支持解放军的民众，我实在是难以想象这幅波澜壮阔的悲情画面！）淮海战役里爷爷又一次遇险，但是福大命大：决战时刻双方部队纵横交错，态势复杂。一天夜里爷爷和通讯员在行军过程中迷路了，摸索了一段路发现前方有部队便跟了上去。走了好长一段路才从朦胧的月光下看到前方士兵头盔反射出来的光亮！这是国军！因为解放军是基本没有头盔的！夜色太深沉，征战太疲惫，双方才没有认出彼此军服的不同！（二野的部队那时一般都是灰色军服，三野的部队是黄色军服，国军是黄绿色军服。我后来根据黑白老照片的色调猜想爷爷当时隶属于地方部队，军服很可能和二野野战部队不同，不是灰色而是黄色）爷爷再一次镇静下来，拉着通讯员找准时机火速溜走了。。。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样做到的，反正没有引起敌人的警觉。而外公在这一役中也因为表现英勇、保护首长得力，职务升为班长很快又成为排长。
四、南下/剿匪
淮海战役结束后，爷爷正式开始了南下旅程。前文提到的徐运北直接来着他们这群下级走的（万里作为老领导在工作中接见过他们几次，但是这样朝夕相处过的却是徐运北）。之后的很多故事都离不开对徐运北的叙述。徐运北在1945年冬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区委党校校长、区委副书记、冀鲁豫军区副政委。1949年春徐运北任南下支队政治委员，爷爷就是南下支队中的中层负责人之一。南下支队是个干部团，任务是率领北方干部到南方新解放区进行建设工作（“南方”是个很大的概念，也反映了当时“组织需要我到哪，我就到哪”的风貌）。支队抵达江西后，徐运北担任中共赣东北区委副书记兼赣东北军区政委，同时成立了第二野战军赣东北军政干校，任校长。军政干校是个军级单位，负责招募当地知识青年（高中、中专毕业生和高年级生，还有少量大学生）以充实干部队伍。分为5个大队（师级单位），54个中队（团级单位）。爷爷被任命为第2大队第3中队中队长，中队指导员是老战友陈德风（这位老人也是山东人，1920年出生，2009年左右去世的，建国后担任过贵州省纳雍县县长、贵州省毕节地区纪委副书记等职务，副厅级离休）。在干校里，两兄弟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保存得很好，有副本，是张半身照（有个小秘密，一会儿就说）：两位英俊的年轻军官刻意换了身崭新的深色制服看起来身高相若，只是一个健壮（爷爷）一个清瘦（陈爷爷）。多年后陈爷爷到我家做客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他个子比我爷爷高很多，正在我惊讶不已时爷爷说那位陈爷爷年轻时身高大概1米91！那天照相时爷爷是站在凳子上的，所以是半身像！在江西境内的时候，爷爷一路行军招收学员，除了佩戴武器弹药（卡宾枪、驳壳枪、肋插）还背负着锅碗瓢盆，加之衣着朴素，平易近人，许多新学员还误以为爷爷是他们的炊事员！学员中我最熟悉的是后来担任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潘樵民，潘爷爷擅长书法，我爷爷去世时他心情很差，他还专门写了幅字凭吊爷爷：沉痛哀悼我最最敬爱的老首长！（多年来，哪怕他自己也担任了如此高的职务，却都一直尊称爷爷为老首长）
言归正传。9月，军政干校被编为西进支队，目的地贵州。政委徐运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1916年生于山东省阳谷县，1991年去世。抵达贵州后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长）。支队在1949年10月1日到达的武汉市区，爷爷回忆说中午从汉口渡过长江到武昌时，在广播里听到的新中国成立。
言归正传。9月，军政干校被编为西进支队，目的地贵州。政委徐运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申云浦（1916年生于山东省阳谷县，1991年去世。抵达贵州后担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长）。支队在1949年10月1日到达的武汉市区，爷爷回忆说中午从汉口渡过长江到武昌时，在广播里听到的新中国成立。年底，万里跋涉的爷爷到达了贵州，参加了剿匪战斗。贵州境内山高林密，遍布洞穴，潜伏了数以万计的土匪。中队作为剿匪和土改工作队被派遣到各个乡村工作，因为事多而人少，大家不得不分散为几人一组，会同当地工作人员办公。爷爷此时随行的只有通讯员（此时的通讯员已经可以和警卫员正式划上等号了）徐胜日（江西人，后任贵州省毕节地区司法局、交通局局长，90年代病故）一人。在毕节地区大方县鸡场乡境内，爷爷和徐胜日遇险但传奇般地毫发无损！这次战斗被详细收录在了文献中，但因为书存放在家里，所以现在我仅能凭记忆描写大概：
爷爷和徐胜日俘虏了一个大土匪并收缴了许多鸦片烟土后夜宿在某地主家的碉楼，一起过夜的还有乡里三个工作人员。半夜，嘈杂声和枪声惊醒了五人。原来，三百多名土匪（数据源于战斗结束后周边群众对毕节地区军分区驻军报告的所目睹的详细情况，后同）聚集在碉楼外，要求释放被俘匪首并交还收缴烟土。要求遭到爷爷严正拒绝后双方激战（匪首被捆了个结实，动弹不得，嘴也被堵住）。爷爷和徐胜日大约各有80发手枪子弹，长枪子弹只有20来发，三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文书没有武器，吓得钻到床下，两个是武装民兵，有两把长枪也是大约各20来发子弹，有没有手枪我忘记问爷爷了。交战中，民兵倒不是孬种，但枪法不好而且没有作战经验，虽然力克恐惧心理但也只能做到颤颤巍巍侧身在射击孔处胡乱开枪还击（至少威慑作用还是有的）。爷爷吩咐徐胜日和自己开一枪换一个射击孔，造成人数不下十人的假象。
长枪子弹逐渐用光了。但是爷爷感觉到土匪也开始慌乱。一来即将天亮，二来土匪有不小伤亡（后来发现是当时就死了七、八个，总共伤亡十几个）。可是只依靠射程较近的手枪（哪怕是射程相对其他手枪较远的驳壳枪）是守不住碉楼的。僵局中，爷爷突然看到附近街头有个鬼鬼祟祟的影子。这个影子竟然一边喊话一边靠近，自称前来帮助他们的某某人（在国民政府的乡政府中任过职，爷爷判断他通匪）。爷爷思考片刻，决定突围。此时黎明，正是光线最黑暗的时刻。爷爷吩咐民兵看好匪首，叫某人在碉门处等候，和徐胜日迅速开门冲了出去，民兵迅速锁门。出门后，爷爷一把抓住某某挡在身前，在徐胜日的掩护下拖着某某向附近小路前进（人质加挡箭牌）。爷爷猛然看到了三具土匪尸体，在尸体的不远处还散落着一些带血的棉絮（土匪抬走自己受伤同伙所用的担架上掉下来的），于是判明了路径向另一侧撤离。走了一段时间，枪身渐渐听不见了，然后天一下子亮了。又走了很长一段路，平安无事，爷爷才松了口气。最后爷爷和徐胜日抵达县城搬了救兵。因为鸡场乡通公路，驻军马上派遣了卡车载着一个排的兵力在两人带领下回到鸡场搜索敌人。不过，并不愚蠢的土匪们已经逃了个干净，后来是被逐渐剿灭的。我查了下文献，贵州的剿匪是在1951年8月才最终完成的，共计歼灭27万8千多土匪。在此期间军政干校牺牲了一百多位学员。
（3.25讲述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还会记述新的故事。谢谢读者。）
五、1950年——文革早期
1950年，西进支队的历史使命完成，成员全部转为贵州省的地方工作人员。徐运北担任了贵州省委第一副书记，几个大队的负责人分别被任命为各地区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而爷爷则被任命为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爷爷的职务稍微有些偏低，原因和他的二妹夫不无关系。爷爷的二妹夫也是位老革命，和爷爷年龄相仿，更有文化且资历更老，因而在山东时职务也更高。这位老革命也被部队要求南下，拟任地区级领导职务，可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老革命最终抗拒了上级命令没有南下！很简单，贵州当时是蛮荒之地，山东则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谁愿意到贵州那传说中的虎豹豺狼出没之地呢？更何况当时的谣传中甚至还有贵州遍地瘴气、外人误入会离奇死亡之类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说法。现在大家当然觉得这些说法可笑，但是在那个时代，很多外省人却是深信不疑的。总之，不愿意南下的老革命并不止一个，一方面是不愿离开故土家园，一方面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莫名恐惧。上级心一横，解决的办法就一个：就地免除公职、开除党籍。考虑到爷爷的二妹夫功勋卓著，最后没开除党籍，职务一直降到了乡党委书记（58年到78年期间叫公社书记），此后几十年未有任何变动。爷爷作为他的近亲属为此受到了不小牵连，所以只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而非书记。
对于不肯南下的老干部们我既可以理解，又真的难以理解——毕竟他们抗战从军报国血洒疆场都不怕，怎么会那么怕到贵州呢？可见外界对贵州的误解有多么恐怖！其实这是个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和气候极好的地方。虽然穷，但是并不可怕。（今天贵州依然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省份，小康确实谈不上，但温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实上贵州城市和东部城市并未见得有多大差异，但是进入乡村这种巨大差距就很明显。当然，有人戏称中国现状是上海纽约化，贵州非洲化也非常贴切。毕竟省际、城乡差距时至今日也未见得扭转）
言归正传。先介绍下威宁。县名取自威震安宁之意，充满了军事色彩，是个位于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县城，属于云南方言区。威宁是典型的高原地貌（贵州大部分地区都是起伏较大的山地地貌），县城海拔2400米（威宁郊区有2700多米的高山，邻近的赫章县更有贵州最高峰韭菜坪2900.6米），地广人多，物产丰富却又赤贫。在上海待过的人对威宁二字并不陌生，因为上海有条繁华的街道就叫威宁路，并且是地铁线路的重要站点。威宁路就是用这个威宁县命名的。爷爷上任后就忙着考察、慰问每个乡镇乃至每个村落（除了了解民情、指导工作还有运送发放物资）。因为条件艰苦，县委县政府只有一辆吉普车存而不用，所以，爷爷下乡的时候都是能骑马就骑马不能骑马就步行。几十年后威宁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回忆爷爷的形象，描述得都一模一样：手拄爬山用的柺杖，戴着草帽，脚上一双草鞋，偶尔是一双翻帮皮鞋，深色的旧衣服上满是补丁（现在的年轻人和小孩子都不知道翻帮皮鞋为何物了，抗战影视资料里面日军士兵穿的那种皮鞋就是翻帮皮鞋）。现在的领导下乡考察，去农家食宿，都要客气几句“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晚上随便找个地方给我挤一挤就好”。我不知道怎么评价这种“亲民”？反正爷爷是真的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他生活的常态。在群众家吃饭，是一定要给钱的（后来是粮票之类），而且得稍微多给点。饭量再大也不敢多吃，怕给人家造成负担（毕竟就是给人家粮票人家去兑换粮食也得费些周折），吃的也真的就是最普通的——当地的特产兼主食，土豆。烧一下，剥了皮半生不熟就下肚了。好在威宁土豆是世界优良品种，高产、个大、味美。
1951年5月的时候爷爷的老领导徐运北接到上级指示成立了贵州民族学院，并且兼任院长。贵州民族学院（即将更名为贵州民族大学）正是我的本科母校。威宁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成为了这所学校的早期学员，她就是我的奶奶。贵州民族学院实在和我们一家有极大的渊源：首任校长徐运北是我爷爷的老首长，学校众多负责人是爷爷的战友，奶奶、我的表姐（我四姑妈的女儿）、我都是这里的毕业生，此外我还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女朋友小段（我同专业的师妹）。民院的路名以各地区所在地和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名字来命名，很巧的是，我就读的法学院在毕节路，住宿的寝室楼在威宁路。这几年和爷爷说起这个话题时，爷爷总是会笑。（徐运北1952年被调往北京担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后担任轻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后来被撤销了，是现在的工信部组成部分之一。去年民院的领导集体去北京看望徐运北，我在学校网站上看到了消息，寒假里告诉了爷爷，说徐运北还活着，爷爷激动不已）
大概与此同时，爷爷被派往西南干校（在重庆）学习。学习完毕后，开始参与筹建撤销威宁县、建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贵州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54年时，威宁改叫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区，55年时改为县名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爷爷出任县委书记。和现在不太一样的是，当时的县委设有第一书记，之后依次排序是书记、县长。作为自治县，威宁的县委第一书记还是地委领导来兼任，因此第一书记也长期奔波在外只负责大政方针，县委县政府的具体工作由爷爷主持，而县长则由本地彝族同胞禄文斌担任（他得到爷爷的力荐）。禄爷爷后来担任了毕节地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健在，78岁了。他和爷爷的友谊保持了几十年，总是谦虚地称呼爷爷为老领导，工作顺利、愉快。值得一提的是，禄爷爷的四子（我称之为四叔）是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和我爸是同事加最好的朋友。禄四叔长得很帅，身材高大（一米八以上），四十岁，皮肤偏黑，而我爸皮肤偏白但也长得很帅（可以参见我校内主页的相册），于是全法院称呼两人为中级法院黑白帅哥（现在只能算“资深帅哥”了）。
又跑题了，再次言归正传。1955年也是解放军授衔的一年。因为爷爷还兼任了武装部党委书记兼第一政委，所以按照中校待遇（当时还设有大尉，所以中校等于今天的上校，而且那时授衔普遍偏低）领取了55式军服。55式军服是苏式的，非常气派，还配有程亮的皮靴，军官还有皮鞋。同年外公则从四川凉山地区剿匪回到驻地，被授予少尉军衔。一件轶事是爷爷将皮靴和战友调换成了翻帮皮鞋——很简单，那么帅气干嘛（其实我爷爷长得很英俊，四方脸，浓眉大眼），又不能当饭吃，刷皮靴要浪费太多鞋油，下乡穿又太可惜，还不如翻帮皮鞋实用。军服也舍不得穿，压箱底。全家无语。第二件轶事发生在此基础上：
某个星期天，爷爷穿着一身褪色的旧衣服在县城边散步，顺便背了个箩筐在路上拾粪（威宁畜牧业发达，牛马比较多，牛马粪不脏还可以当肥料和燃料）。碰巧来了一名到县城开会的村支书，村支书大包小包实在走不动了又急于去县委报到（会议是第二天召开，需要提前报到，安排食宿）。于是，他看到个子高大的爷爷就把爷爷招呼了过去，问爷爷能不能帮他把行李拎到县委去？爷爷点点头立马就把行李拎在手里。一路上人们惊奇地看着村支书，村支书觉得很奇怪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猜想村支书和爷爷攀谈的过程中也听出了爷爷的外省口音，大概爷爷就说自己是武装部里的北方老兵来应付他的吧。到了县委门口，爷爷把手里的行李卸下来，说：“就是这里了。我先走了，再见”。爷爷正要转身离开时值班工作人员看到了爷爷，热情地出来问候道：“李书记好！”结果，村支书一下子蒙住了。。。村支书一把拉住爷爷，问他是谁？爷爷说他是李汉亭。村支书立马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爷爷就对他说：“你大老远赶来开会，我帮你这点小忙应该的！现在好好去休息，明天好开会。这位村支书确实没想到眼前这样一个乡土、随和的人竟然会是县委书记，于是第二天逢人便说这件事。这个故事我是去年知道的，但在威宁安家的三姑妈给我说这件事其实在威宁流传至今、家喻户晓，经常被用来和现在的官老爷们作对比。
第三件轶事是我前些天偶然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游记，介绍威宁和云南的界河牛栏江一带风土人情。牛栏江沿线地形艰险，人烟稀少、居民非常贫困。外人能把这段界河走完的寥寥无几。游记是位记者写的，他说历任威宁县委书记中只有李汉亭和禄文斌走完了这段路。他说爷爷是徒手攀爬过了最最危险的大鸦手扒岩（从名字即知道情形如何）考察民情，而继任者禄爷爷则是带领山民修桥建路。
第四件不能叫轶事，而该叫历史。因为它是最最重要、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件事。大跃进时全国乱“放卫星”，爷爷在威宁时不停抵制这个趋势为此没少挨上级领导修理，可惜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最后，全国饥荒爆发，威宁也不例外。事态紧急，怎么办？第一书记出差了，要不要请示上级？上级意见会如何，又是否来得及？爷爷想了想，咬咬牙，说：打开粮仓吧，用国库粮赈灾，出了事我负责。要知道，在任何时代没有上级指示私开库存动用国库粮都是重罪！在那个时代，这个还是掉脑袋的罪！粮仓打开了，国库粮发放了，灾情大幅缓解。爷爷没有领取丝毫粮食，自己饿得浮肿。奶奶也饿得浮肿。贵州有些县（大都是些比较富庶、放卫星也比较厉害的县）则饿死了不少人。全国和爷爷一样壮举的地方领导不止一人，也真的有几位被抓捕、枪毙了！被枪毙时全县群众都哭了，但是，人还是没了。。。爷爷的厄运也到来了。第一书记（名字就不提了，他也是爷爷的战友，山东人，平日关系很不错的）赶回来了。听闻爷爷未经请示私开粮库赈灾，勃然大怒，立即带兵逮捕了爷爷，拘押起来。当然，他没有把爷爷直接给“镇压”掉，也舍不得这么做，而是等待上级指示。万幸，中央、省委对局势的相应指示及时到来，对爷爷这种举措的领导人予以免责，并要求加急赈灾。然而，爷爷和第一书记的战友情谊彻底破裂。于是，不久后他们两人被分别调离了威宁。爷爷被调往纳雍县，出任县委第一书记兼武装部党委书记、第一政委。
在此期间，我的二姑、三姑、四姑、五姑、我爸在威宁先后出世（我爸排行最小）。大伯是解放前在山东出生的，50年代中期从山东到贵州来生活，70年代又回到了老家，至今还留在那里，大姑则是51年在贵阳出生的。家中人口众多，生活压力很大。爷爷奶奶家双方的老人都需要负担——爷爷的母亲是60年代才去世的，虽然长期生活在山东老家的两位妹妹家，但爷爷承担了很大一笔费用；奶奶的父亲和继母都是70年代末才去世的。此外，奶奶的兄弟姐妹很多，作为大姐她要承担未成年弟妹的生活、学习费用（我奶奶的幼弟幼妹和她年龄相差20多岁，和爷爷更是相差30来岁）。一家人生活得很艰辛，乃至不如一般家庭。
3.26的故事讲述完了。谢谢读者。下一节述说的，将是文革时期直到爷爷离休的故事。
补充：
在此期间爷爷有最后一位警卫员，之后再没配备警卫员。这一任警卫员姓王，名字我记不清了，后来担任威宁县政协主席。长得和爷爷像是两兄弟，苗族，皮肤黑黑的，嗜酒如命，90年代去世。印象中每次他到爷爷家做客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爷爷装药酒的小箱子把酒瓶翻出来喝几口，然后再笑嘻嘻地说：“首长我来看你了！”
他是解放战争末期参军的。在威宁的时候，有一次他问爷爷离开战场几年了枪法有没有生疏？爷爷说，不会的。结果爷爷摘下手枪开了一枪，把在附近树梢中飞翔的一只麻雀打了下来（可怜的麻雀，手枪弹打上去应该是血肉模糊）。情形有如电视剧《亮剑》里楚云飞在李云龙团部露一手的镜头。
六、文革时期至1983年离休
纳雍在60、70年代时属于毕节地区中经济较为落后的一个县，穷的原因很简单，不是缺乏资源和物产而是因为交通太闭塞落后，因此爷爷到任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修通乡镇公路上（忽然想起现在各个县城里轰轰烈烈的拆迁改造，越发富丽堂皇的县城总是会更加衬托出乡村的凋敝），同是建设，两者实在有些分别（尤其结合那个年代）！过程应当可以表述为：科学选址，节约并预留出财政资金集中投入使用，亲自带领各级公务员动员群众一起施工建设。
据说，现在纳雍县贯穿各乡镇的几条主干道都是沿用了爷爷他们当年规划和修筑的道路，翻新了一下而已，并增加了更多枝节公路和进村公路。高中时给爷爷开玩笑说您还懂经济学啊？爷爷就回了句：”经济学经济我不敢说我懂，但是地理、交通我还是懂的，何况天下事情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就看自己肯不肯研究肯不肯努力。我修的几条道路是分别有目标的。去矿区的不用说，纳雍是煤矿特大储藏区，我的前任也一直在修这种路的，我做的只是把路修好点，要联通周边县市，免得时间长了被废弃——道路质量不好、路面太窄，以后还得返工，反复修补和拓宽。其他的路嘛，我考察了下，纳雍有很多农林物资，比如茶叶和樱桃、核桃都特别好，关键是矿开完就没了嘛，可这些东西不是嘛！以前没有公路，卡车进不去，这些东西都是农民自己留一点，再用箩筐挑到县城里再卖一点，茶叶和核桃还好储藏，樱桃大部分就烂在地里被糟蹋了，所以产量也上不去，卖不出去就没人肯多操心嘛！我把路修到主产区去，他们就能把土产卖到周围县市了！你说这个路现在还用不用？！”
是的，我忘了爷爷作为老战士，总是会有职业军人那种目的明确，条理清晰、直击要害的思考方式。何况军人怎么会不明白后勤保障和交通畅通的重要性？更何况还是一个自己建设过根据地的军人？想想这段话，是很符合经济地理学的要求的，甚至颇有些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的意味。先修到镇上、到主产区的主干道，今后再发展这些道路深入到乡镇之下的各个点就是后人的事了。
想想那时候我真是太低估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先辈的智慧了。实际上，知识的占有和智慧的运用并不是完全成対映关系的，如果是，那么我应该比孔子更具智慧有更大成就才是——因为今天任何一个合格的高中生都会比孔子有更高的知识储备！责任心，思考能力，真的很重要。（其实我爷爷是有文化的，因为进入部队伊始就要补习文化，他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好，学得很快。之后的几次干校学习是很严格的，尤其西南干校那次，学习的内容也并非只是意识形态而已。所以西南干校的毕业生经过毕业考试统一认定为中专文化程度）
好景不长。文革爆发了。
造反派打倒批斗老干部的狂潮很快到来。纳雍一小部分人（确实是一小部分人）拉开了横幅上书“打倒资本主义大黑瓜李汉亭”（这修辞用得实在是不敢恭维）。那些家伙把爷爷扣押了，逼迫他到县城中心的小广场上去。文革中，许多德高望重的人竟然被迫害得噤若寒蝉，唯唯诺诺地唯心承认了自己的“罪过”。爷爷没有。他那位已经担任副军长（副师长？）的刚烈的警卫员也没有。万幸的是，爷爷再一次活了下去，而那位副军长（副师长？）则悲壮地自戕了（真实版的李云龙——其实《亮剑》里很多人物和战例都是有现实原型的，李云龙的原型主要是王近山）。爷爷很有幸的遇到了一群同样正直的人解救了自己。
批判现场，造反派们问的问题和爷爷的回答如下：
“你是汉奸、特务、走狗。”
“放屁。”
“为啥抗战的时候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就你活着？为啥解放贵州的时候那么多学员都牺牲了就你活着？！说！”
“我们都死了谁打跑的日本鬼子？我们都死光了贵州现在能解放？土匪能打跑？还轮到你小子到这里教训老子？！老子扛枪的时候你狗日的都还没生呢！”
结局可想而知。。。爷爷挨揍了。。。然后被关押起来。
奇迹，应该说不是奇迹，是个传奇——夜里，爷爷作为武装部第一政委训练过的民兵们自发武装起来砸开了关押处所的大门把爷爷救了出去，并且几个人一站护送一段路程，总计上百人一站一站地将爷爷护送转移出了县境，让爷爷去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爷爷道谢的时候眼眶湿润了，那群平凡又伟大的民兵却都说：“政委，我们都是您带的兵，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清楚。说这个太见外了。倒过来我们要是有难，您也不会坐视不管的。”（向这些民兵致敬，虽然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你们今天也年事已高，当中一些人甚至可能已经去世，但是我还是默默地说：谢谢你们，祝福你们。你们共同的名字是：好人。）
家里人则是在奶奶和大姑的带领下去了黔西县，大伯则是回到了山东老家。奶奶他们在黔西的日子比较艰苦，但是不太危险。因为文革这段动乱的历史充满了太多故事，所以敬请读者朋友们容许我跑下题插入一点爷爷身边人的故事。先从奶奶讲起。
我的奶奶家庭背景很不一般——奶奶的爷爷是黔西县的首富兼商会会长，黔西是当年贵州最繁华的县城之一，而且因为临近贵阳地位很特殊。但奶奶不是贵州人，奶奶是十多岁才从重庆璧山搬迁到贵州来的。说奶奶家是资本家，也无不可，因为黔西的粮油、茶叶、酱醋、糕点这几类店铺作坊全部是奶奶家开办的，甚至小半个县城都是奶奶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并无不当，奶奶家最初只是从重庆到四川泸州再到贵州毕节这段商道上的挑夫，帮人家贩运货物的，全凭一家人吃苦耐劳在途中还超负荷地背负了自己家制作的手工艺品和土特产来贩卖，以此起家。后来到黔西买房置地开办作坊，由于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又乐善好施，所以生意兴隆迅速崛起为首富。县志里有一段往事记录了这个家族的辉煌：30年代的时候2000多土匪攻打县城，情势危急，恰好路过400多人组成的一个黔军营因故在黔西附近行军（不清楚要开赴何地从事何种任务，没有记载），奶奶家说服了营长出兵营救县城，并允诺负担军饷。营长经过请示带领军队驻扎进了县城，激战几十天最后击败了土匪。军饷的主要部分当真由奶奶家承担，大约5万大洋，其他富商也有出资添补，但是普通居民家没有（只是劳军），因为这些仁义的富豪们不让。令人嘘唏（也嘘唏下那个腐败的社会，政府军居然像是雇佣军一般来做分内之事）。40年代的时候，家族和重庆的某人做生意，遭到这位无良老乡坑害，于是去重庆打官司。结果因为某人在重庆有极强大的官方背景，败诉。其间腐败的当局收取费用无数，掌权官员又索要贿赂无数，败诉后又再赔偿和支出费用无数，总计又是大约5万大洋。从此，家族走向没落。分家。奶奶的父亲行二，人称张二菩萨，分得一部分家产，因为为人心地善良到了极点，是个大慈善家却又不擅经营，47年左右家庭彻底衰败仅剩余一两间店铺。因此，50年划定出身成分时奶奶家被幸运地认定为小商贩（那个术语我忘记了，所以用这个词）。
奶奶因为读过中学，所以50年成为威宁县委工作人员并认识和嫁给了爷爷。而奶奶的一位表弟则万分不幸，这位民国时代的重庆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本来在地区司法局工作，因为家庭出身被认定为大地主，文革时竟然被无辜判刑，刑满释放后在大方县一个农村安家生活，有幸“高攀”了一位对自己很好的贫农出身、目不识丁的大龄寡妇为妻，带着寡妇原先的两个孩子和后来两人又生育的五个孩子艰难度日，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平反恢复公职。感叹不已！
文革中，造反派们几次组织奶奶家的工人、管家去批斗奶奶家，要大家“忆苦思甜”——结果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工人们都哭着一个也不肯上台，管家哭得最伤心，说大半个县城的人都得过张二菩萨的好处，问大家是不是？结果台下几千群众一起说是啊是啊，有几个还特别说自己家无钱下葬老人时都是“张二同志”给了几个大洋才买了墓地和棺木，另有几个说年关吃不上饭带着小孩去敲张二菩萨家的门，结果素昧平生的张二菩萨竟然叫他们一起吃饭。。。如此总总，批判会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像张二同志学习的总结会，造反派头子目瞪口呆！
所以，文革中奶奶和家人虽然过得很艰苦，但是平安。外公家却没那么幸运，被打倒的外公被关进了乡下牛棚重新劳动改造，所幸他经过自学成才精通中医，经常帮附近农民看病（经常包括采药和给药，贵州山区天然中草药很多），大家很喜欢他经常招呼他吃饭，所以也算不幸中的万幸。外婆则是在非常偏远的乡村小学当老师，幸运的是小学生们没怎么对这位善良的老师造反，还算尊师重教。
言归正传。爷爷离开了纳雍，暂时回到了军队，在贵阳市的郊区花溪区空军军营中安身。被临时委派修建磊庄（地名）雷达站，这个雷达站现在还在使用，离贵州民族学院不远。雷达站修建完毕后军方邀请他留下来工作，爷爷没有接受，他说地方上更不太平也更需要他，而且自己在地方工作多年（虽然兼任武装部第一政委）自感已经不是个跟得上形势发展的合格军人，所以他得走。但是他多停留了些时日，参与修建了遵义（我记不清是不是在遵义了，存疑）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后才离开。
紧接着爷爷只身来到了毕节——这是我家来到毕节的起点。毕节作为毕节地区的中心城市，地委行署所在地，当时是个县，现在是个县级市。地委行署安排爷爷担任战备办主任，爷爷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两年。战备办是干嘛的，读者可以查下百度百科。在任期间，在毛伟人高喊“广积粮、深挖壕准备应对苏修美帝发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口号要求下，爷爷主持修建了毕节地区境内的所有防空设施。几十年后来看，在毕节这种原离前线又没什么军事目标的地方修建防空设施，不能说没有必要，但也不能说太有必要。爷爷晚年也坦诚这些防空设施是劳民伤财，虽然质量过关但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能使用的估计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了，他爬山去看了下（我后来也去看了），回来感慨地说，好些防空洞都被附近农民拿来当猪圈或者杂物间更或者修建成超大型粪坑了！
爷爷的工作岗位很快被调整为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现在没这个部门了）兼地区农业局局长，在任大约七年。其间，爷爷遇到了两次升迁机会，但是最终都错过，至于为什么错过，相信大家看了都会感叹：
第一次，经省委组织部考察、地委通过任命爷爷为毕节地区行署副专员，任命文书已经签署即将下达，然而，情况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在此其间，地委开会，书记主持会议，象征性地让大家民主生活多提意见。会场沉默。地委书记也是个山东南下的老干部，资历比爷爷稍微早一点，也属于老战友的范畴，平日里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搭档和下级都忍气吞声。因为这位书记去世多年，而且也是抗战起枪林弹雨走过来的老战士，又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爷爷竟然开口了：“书记，您什么都好，能力、资历、品行各方面都没得说，就是太霸道了，希望您注意下工作方式。大家都是战友、都拥护您的，何必伤了感情。”地委书记没说什么。没想到这位书记的心胸竟然如此狭隘，竟然过分到去立即穷尽一切办法、不顾及影响地拦住并撤销了对爷爷的任命，让爷爷继续原地踏步。这位地委书记后来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很快就被调往省政法委当副书记，众叛亲离，晚景有些凄凉。可叹！
第二次，又是经过考察，爷爷被推荐为地委组织部部长，而原来的地委组织部部长被调动为地委常委（当时地委设有常委，现在不在设常委，委员即相当于当时的常委）兼行署副专员，结果这位部长战友（他的夫人还是我奶奶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岗位，组织部长嘛，管官的官（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不想分析他是什么考虑），坚决反对坚决抵制，为了不调动，他竟然穷尽方法去诋毁我的爷爷说我爷爷不堪如此任用导致我的爷爷再次没有升迁（天哪，搞不懂，最起码他推荐我爷爷担任同级别的其他职务也可以嘛，比如他不肯担任的那个职务）。真是《投名状》那样，兄弟是拿来出卖的。
不过爷爷似乎很看得开，因为，省委给予他的行政级别远高于他的职务级别，他是正县处级职务享受正地厅级待遇（离休后会出现一个关于干部待遇认定问题的大变动，这个变动着实令人心寒，之后叙述）。
文革结束了。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农业局关系到一个当时还没有什么工业的毕节地区的国计民生（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有什么第三产业），可以说爷爷的工作是很辛苦但又很有意义的。此时，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升迁机会到来，爷爷再次错过了这次机遇，但是这次并非来自于他人的破坏，而是自己的主动放弃：78年的时候六盘水地区改建为地级六盘水市，作为对爷爷多年来业绩的肯定，拟调动爷爷担任六盘水市市委副书记（居然是这么高的职务）。可是，当爷爷知道市委书记竟然是当年带兵抓捕自己那位威宁县委第一书记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说：“这是原则问题，我不想和这种竟然认为框框套套重要过几十万老百姓死活的大事的人一起工作，我的原则和他不一样，我就是老百姓出身，我们打天下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什么？！”纵然那位书记竟然出面表示和解，爷爷也没有答应。也许爷爷偏激了点，但是，我能理解。
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坚持道义坚持理想远比升迁更为重要。这就是政治伦理。
怎么办呢？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此时的毕节地委书记是禄文斌，爷爷的最后一个职务诞生了，地区供销社主任（那时的供销社和现在的供销社是天壤之别，请大家不要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觉得我爷爷是不是被排挤去坐了冷板凳）。禄爷爷的考虑是：他的老首长几乎一辈子都在为农民农村农业服务，此时发展涉农经济和城乡生活水平的重要部门是地区供销社，而且这个部门在经济上又非常宽裕，那就请老首长去当主任吧！
在大城市里长大的读者可能不知道供销社是干嘛的，大体说来供销社的职能就是在城乡提供生产工具、生活物资，收购农副产品。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每个中国人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的机构。那时的地区供销社除了若干下属供销社（所有县级、乡级所在地都有）以外还有若干下属企业，比如土产公司等等。农林牧渔副都要涉及，连烟草部门当时都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构成单位。可以说供销社几乎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成立的一个组织。起初是个由农民入股组建的，是农民自我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的原始积累是农民的股金，性质也是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民间的经济组织。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社的性质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供销社历史上经历的两次转为全民所有制和两次退回到集体所有制，几次体制变化后，供销社的性质就慢慢地从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变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或全民大集体的企业。这个性质的变化和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很有关系。因为，在五十年代初期，推行了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生产资料的垄断经营，供销社要承担起政府配置资源的职能，也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供销社的历史背景。供销社历经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一些领导者物欲膨胀、损公肥私带来的消耗后，并没有走向衰亡，依然存在。放眼世界，全球更有国际合作社联盟。我想，它今天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各种现今国企通病但又有巨大潜力的国企（严格意义上而言，供销社本身是个事业单位，下辖企业）。
一句话，爷爷继续为农民、为农村服务，直到1983年离休。离休前的最后一项重要任务，很值得一提。爷爷接受地委的委托，去大方县考察干部。候选干部中，有一位县政府办公室28岁的副科级年轻干部，毕业于贵州大学哲学系，给爷爷留下了深刻印象。爷爷回去对地委汇报时说，这些干部都还不错，但是县政府办的那位小同志特别优秀，实在是非同凡响，我想他以后必成大器，希望组织考虑一定要对他委以重用！于是，这位年轻干部第二年被破格提拔为大方县委常委兼县委宣传部部长。爷爷是对的，这位年轻干部现在已经是某省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鉴于此，我不会提他的名字以免给他造成麻烦，毕竟多年来我们家也从未因为这件陈年往事去拜托人家什么）。记得当初他对爷爷万分感激，以至于之后的很长一些年月里多次来探望爷爷，爷爷只是对他说：“不是我提拔你，是组织提拔了你，要谢你就谢共产党吧。如果你要谢我推荐你，不如谢你自己，是你自己有能力。好好努力，做该做的事。”说这个故事，是一方面为爷爷的工作岁月划上句号一方面再次表达下我对他知人善任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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