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清江团长要求我们迅速将钟绍文、许悦礼占据的乡公所，及匪特武装聚集的几所大院包围，待天亮后发起攻击。这帮匪徒由于连日暴饮，纵情作乐，睡得很死。天亮后，当我们冲进院内时，有的还在醉梦中未醒。一些醒过来的人想据守围墙、碉堡抵抗，但很快被炮火摧毁，500多匪徒只得束手就擒。在查点中，除匪首钟绍文带贴身保镖逃脱外，许悦礼、戴礼等30多名罪大恶极的刽子手均已落网。龙门县长李绍宗从远处赶来铁岗，在部队的协助下，重新组建铁岗人民政权。
在当地召开的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人民政府将罪大恶极的匪首就地正法，几百名胁从者经教育悔过后释放。会上，李县长宣布取缔大刀会，成立乡政府领导的民兵队伍，开展减租减息、清剿反霸斗争，树立起贫苦农民的政治优势。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铁岗乡一改原来的面貌，成了龙门县的模范乡。我军共投入6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以团为单位组织追歼。我师第390团化整为零、频频出击，在一个月里进剿100多次，速战速决，活捉匪首32名，歼匪1300余人，收缴枪500多支。其他团也相继完成了剿匪任务。
在两个月的剿匪作战中，共毙伤俘敌9000余名，向我投降的8692名，缴获各种大炮280 轻重机枪456挺，长短枪33000多支，电台20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至此，陆地的大股匪特基本肃清。
1951,我们移师粤海沿线,当时在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文化教员，在连部属“八大员”之一(八大员是教员、文书、通讯员、司号员、理发员、卫生员、电话员、炊事员)。每天和战士们一起出操，一起劳动，吃饭睡觉都在一起。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进行反美帝、仇视、蔑视美帝的教育，团里排演大型话剧抗美援朝的同时，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处在检举揭发，曾在反动政府任过职的军、政、宪、警、特人员纷纷被捕，这就是后来的“历史反革命”。在部队内部也开展这一运动。1951年初夏，一天师部召开动员大会，我第一次以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事前已经学习了几天的文件以及《人民日报》的有关文章。这天会场气氛不一样，布置了许多岗哨。在露天广场上临时用竹木搭起一个大台，姚国民政委先讲话，随后是师保卫部的干部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一声令下，突然，八名端枪上刺刀的武装士兵杀气腾腾地一声吼上了台。一字排开，对着台下。接着念名单，高喊一个名字，站起来!这人刚起身，身旁早有两个站起，摘去其帽徽胸章，扣上手铐，押上台去。这样一个接一个，片刻间台上站了十几个，每上来一个，武装士兵都要大吼一声，像练刺杀喊“杀”字那样，那阵势颇为吓人。逮捕结束后，这些反革命分子被武装押出会场，政委接着再讲话。那天，他没穿军服，只穿白衬衣，也没戴帽子，手里还拿着大蒲扇扇风，讲话也不是很严肃的，还不时发出笑声。说革命终于胜利，过去那些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反革命终于受到了惩戒，好高兴呀!他又号召有过历史罪行的人赶快主动坦白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广东的盛夏，使我们这些外来的年轻人着实热得喘气部吃力了。全身脱得只剩一条小裤衩，什么活儿也不干，坐阴凉地下，汗滴还是不住地淌流。但当地盛产菠萝和荔枝，那菠萝从草丛中刚割下来，削去皮，香味刺鼻。我们外行，不懂吃法，一人抱一个囫囵啃咬，无比香甜，从未吃过，大家吃得高兴。由于吃得太多，有的人嘴上都起了泡，尿液也一股极浓的菠萝气味冲鼻子。事后才知道菠萝不能这样吃，要切成片，新摘的浓度大要蘸点盐水吃。老乡们看我们那样啃着吃都好笑，以后我们也学会这样文明吃法了。荔枝树，当地也多，新鲜荔枝特别香甜。当地买也很便宜，这东西吃了不伤人，我们几乎每天吃。
1951年初秋，军政治部增设文化部，师设文化科,张敏任文化科长,文化科下设文娱俱乐部(指导各下属的连队俱乐部和机关的各军官俱乐部活动)、电影放映队、摄影组，出版书刊和领导全军的文艺工作。从各方面调入人员，文艺干事。当时各部的干事都是连级以上，许多是营级，初冬，开始了三反运动。这次三反，挨整的主要是掌过权，管过钱财物资的老干部，新参军年轻的同志，被组织起来，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进攻。被揭发出的犯罪嫌疑人在群众大会上检查，坦白交代，但没有一个能顺利通过的，一次、两次、十次甚至20次都通不过。大会开，又是小会查，进一步就是批斗.
在连队，我住在队部，和连长、指导员在一起，了解情况较多。日常参加战士们的生活学习，印象最深的是“夜间教育”。这是部队特有的一项职业教育，半夜熟睡，突然哨声嘹亮，紧急集合，急促的哨声催人赶快起床，着装，打背包，拿武器，装备齐全，跑步集合，不超过三分钟。有时是由军直属队组织的，事前一点不知道。半夜听到集合令，有的战士慌慌张张，当时还不许点灯，摸着穿衣服，把裤子穿反，衣服穿歪，钮扣对不齐，帽子戴反，种种洋相不一而足。过去在东北打仗时，常常是紧急行动，入关后就不是很紧张，看到连队有些新战士就耐心的给他们讲解要领。睡觉脱衣都自己规定程式化，先脱裤，后脱衣，一件件都放在固定位置，摸着穿一点不乱，不用找。在连队，这“夜间教育”和真的战斗一样，紧急集合拉出去，要人走家搬，驻地不留一点痕迹。尤其是，这紧急集合一点规律也没有，昨天刚练完，算着今天定能睡个好觉了，不行，突然又是紧急集合哨。更糟的是，越是刮风下雨的不良气候，偏赶这时候“夜间教育”，又往往是半夜一点，正睡得香的时候，有什么办法!不许点灯，不许说话，不许发出声响，动作要快，跑步集合，大雨淋着，急行军，拉出去十里八里没准。全身湿透，裤管里全是水。高一脚低一脚，水里泥里乱踩，真够呛!谁也不敢埋怨，当兵就是这样。这里是海防前线，随时要应付紧急情况，战备一时也不能松懈。由于经过部队这种训练，自己养成了好习惯，不仅睡觉衣裤都按顺序放好，而且自己一切生活用品用具都按固定位置摆放，不用找，不用看，随时都可以摸到。在没有光亮看不见的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活。遇紧急情况又停电的夜晚，有很好的暗视力，能从容不迫地、有序地做好该做的事，直到老年仍如此，确实大有好处。
准备赴朝参战。部队开始了新一轮反美帝的教育，认清美帝是“纸老虎”的本质，宣扬我军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五次战役的光辉战果，世界人民反美帝的斗争波澜壮阔，全国人民支援志愿军是最有力的保证。认清战争的不同性质，我们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因而必胜等等。我和老戴又都随工作组下连去开展反复深入的教育，到7月末就开始志愿赴朝参战动员，战士们一个个写自愿申请书、请战书、挑战书等等，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直到普遍一致地坚决要求赴朝参战，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美李匪帮”(李是指李承晚)，保卫祖国安宁，保卫世界和平。这项教育上级非常重视。
1951年9月,开始搞军衔鉴定。每个人都要写自我总结.部队即将实行军衔制，当时的级别是副排级、正排级、副连级、正连级、副营级、正营级，再上就是准团、副团、正团级。我们冀东很多老乡大多在副连级到团级之间，也有正排级的，评定级别的标准是德、才、资三方面，组织部门选定，也有群众评议一关。大家对级别都是很在乎的。那时，革命部队内个人努力争取的就是两个目标，一就是组织问题——入党，再一个就是提升级别。当然这都要靠自己提高觉悟，接受考验，在革命斗争中作出贡献才能实现。以前我只以为革命部队内部都是只讲革命，没有什么高下的，不知道同志们之间也存在着为实现个人进步(入党和升级是进步的具体体现)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更不知道这中间甚至还有倾轧排挤的明争暗斗。这都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帮助”的形式进行的。士兵将实行义务兵制，应征入伍，服役期满退役。军官则为职业制，官兵差别将加大。干部与战士的服装有区别，1951年起，士兵服装改套头式，胸前两口袋，而干部则为四个口袋的制服，不同于中山装的是衣袋是暗袋不是明袋，上衣腰身稍束，有两条缝纽带。以后的军服，官兵有明显差异。成为职业军官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因此，1951年下半年开始作军衔鉴定.
1952年新年前后，陶铸同志来我部队视察，检查工作。军长是张才千,听说是过去新四军五师李先念的部下,陶铸原来在我们纵队当过政委,与副军长李化民和谭浦仁都是老相识了.1952年他是四野政治部的副主任，后改为中南军区，他是政治部主任。陶那时四十二、三岁，十分精神，他给我们做了一次形势报告。他是湖南祁阳人，口音明显是祁阳话，但口齿很清楚，报告没有讲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镇反、三反讲到抗美援朝，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壮大，讲到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讲到海防前线的台湾问题等等。这个报告内容丰富，讲得生动，使我信服，他是一位很有学识和风度的出色领导干部。
这年李占魁的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谈占魁牺牲的事，要求我给部队反映一下，给他们落实烈士待遇，我把情况给团政委说了，他让我找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处有组织股、宣传股、保卫股、民运股等，组织股长让一位干事给我开具了李占魁的烈士证明，我按照地址给占魁的父亲寄了去。1954年，我回家探亲时，占魁父母告诉我，收到我寄的证明后，村里按烈士待遇予以了落实。俱乐部和各股平行，等于是“文化股”，是军师文化科的基层业务单位，主任也是股长级的干部，也必须是党员才能担任(股长以上全部是党员)。刘是在1营当副营长,是新党员。他原在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中被俘后投向我军，是所谓的“解放战士”。部队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按政策一视同仁，不许歧视。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一样通过努力，可以入党、立功、提干。但老刘有明显自卑感，他在许多场合总是先主动地说：“咱是‘解放兵’，啥事都得更自觉一点。”他也确实是各方面走在前面。不过他并不谨小慎微，卑躬屈膝，相反，他倒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说话做事都很痛快，不缩手缩脚，大家关系都很融洽。（赵德明口述 雄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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