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我特意询问他，是最近才知道这个消息吗？对方回答是肯定的。我告诉他，关于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肃托”问题，中央早于1983年就已经下发文件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了平反。现在才问询此事，太晚了。林永涛告诉我，家里人只知道林元超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里，但根本不知道具体干什么。至1939年末以前尽管还有信件来往，但都是隐语，不好理解。从1939年末以后就没了信息；从此犹如石沉大海，再也无消息了。
1938年夏天落脚、开办于岸堤村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里确有位军事教员林元超。河北省交河县人；抗大毕业后，于1938年10月随黎玉、张经武一起从延安来山东抗日根据地；同年11月6日到达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驻地岸堤村。后分配至干校担任军事教员。在1939年夏天的反“扫荡”中，任干校第二大队大队长，率领二大队转战于沂蒙山区。1939年7月曾在帮助蒙阴县委打击消灭土匪恶霸武装的战斗中负伤。至于何时何地在“肃托”中被错杀，不得而知。
2005年初，笔者为写作《革命干部的摇篮---岸堤干校》一书曾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从中也留意到了当年岸堤干校在当时的内部锄奸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也进行了“肃托“，致使部分党员干部被逮捕，有的惨遭杀害。如教务处主任贾丰、军事教员林元超，校部秘书夏云，还有李国典等。但是，在所能见到的材料里面，对此事都是仅仅一提，语焉不详；缺乏对“肃托”过程的详细记载，被“肃”人员的遇害时间、地点不清，笔者感到无从下笔；所以在书中就没有涉及此“肃托”的情节。而今林永涛先生重提此问题，笔者只好如实相告；并对其寻找可能尚在世的知情人提供了一些线索。
随后，林永涛先生传来其父，也就是林元超之子林维钰近年所写的自传式长篇纪实文章，里面有一节详细地叙述了林元超离家之前的情况和离家后的点滴信息。剪裁一段如下。
“据家人和亲朋讲述，父亲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在三十年代初，他订阅那么多的报刊杂志，一定是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和时局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全民动员，奋起抗战，救国救亡。在前文提到的那本作文本中，就有一篇讴歌宋哲元热河抗战的文章，记得文中有一段儿歌体的文字：“宋哲元，大刀片，喜峰口，正激战……”，当是一九三三年的事。他对我的祖父说过，他要“尽大忠大孝，投笔从戎，奋勇抗战，报效国家”这样的话，祖父也为他的言行而自豪。果然，一九三四年春天，他离开了家乡，去了江苏，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到现在父子从未见过一面。在江苏时他对他二哥说，要到乡下去，动员民众，进行抗战，他的二哥要他等一等，说是安排好家眷后我和你一齐去。他凭着会计函授学校优等毕业生的资格在江苏省政府保安处当了一名军需会计。上海“八·一三”抗战时他作为一名志愿者去参战，途经无锡时他二哥给他买了一支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带上，他在无锡拍了一张小照：站在一个石台上，一手叉腰，甚显威武雄壮，他在小照上亲题了“将来的铜像”五个字（图1）。上海参战后回到镇江，收拾好行装，便踏上了新的征程。临行前他给二哥写了一信，说要走了，因沪宁线火车已中断，他二哥骑车赶到镇江，说是已去南京，追到南京，锅厂的人说已去了汉口。不久在徐州给他二哥写了一信，说是还到过长沙，到徐州时已集合了几十人。他们这些人又经西安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三八年抗大毕业后分配去了山东，驻地是山东沂水岸堤。后来知道，当时的沂水岸堤镇是中共山东省委的驻地。
父亲在延安和山东沂水的这段时间，曾多次给家中和无锡的二哥写信，五十年代初我见到一些保存下来的信函。一封从延安寄出的信上写着：“二哥，我毕业了，就要踏上回家乡的路程……”，短短只有几句话，是用变色铅笔写的，信封的寄信人处只写着延安两个字，但邮戳上的地名是肤施，后来知道延安也称肤施。去山东的路上，曾在河北冀州停留休整，给家写了一信，说是想看一看未曾见过面的儿子，爷爷怕是路上不安全，没有送我去，只是拍了一张照片寄去，这是我的第一次拍照，那时才四岁，穿着一件小长袍，皱皱巴巴，头戴一顶花格鸭舌帽，呆呆地站着，丑死了。在山东时信都是从山东沂水岸堤福源酒店寄出的，信中说：我在酒店每天写账教学徒，伙计们亲密如兄弟，月薪一元，无冻馁之虞。还有一信说：我在这里做的事，和郝村杨子敬在南京做的事一样。据说其人在南京当炮兵教导营营长，所以我大伯父认为我的父亲在八路军任营长，或是教导员，或者就是教导营营长，负责训练新战士，要么怎么说是写账教学徒呢？还有一信中说：我们的酒店生意很兴隆，就连你们那里和家乡也有我们的分号了，显然，所谓酒店，指的就是八路军或抗日根据地政权机关。一九三九年末寄出了最后一信：我们要做赶脚的生意，不卖店址，但通信就困难了。果然此后家乡被日军封锁，对外的邮路也不通了，从此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也不知转战到了何方，最后的归宿在哪里。一家人今天等，明天盼，直到抗战胜利，也没有什么消息，又经过了三年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了，还是没有消息。父亲不是在家乡参军的，地方政府无法认证我家的军属地位。大伯父甚是放心不下这件事，常想去山东寻找，他说古时有千里寻兄的故事，我就不能万里寻弟吗？一九四九年他去了北京，找到中央军委去查询，也无结果。后来《人民日报》常用通栏版块刊登寻找这类不知所终的革命军人的启事，我也明白了“献出一切”这四个字的份量。不久，家中收到一封从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寄来的信，信是寄给林元超收的，祖父拆阅后知道寄信人叫朱丹诚，是找我父亲联络的，祖父就给他回信告知一切，很快就又收到他的信，称祖父为老伯，说他是安徽宿县人，原名朱振琪，抗战前在南京和我父亲相识，父亲在延安时给他写过信，他后来也去了延安，在抗大陕北分校学习，还说在革命队伍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劝说我的祖父不要悲伤，这封信是对我祖父最大的安慰。我年龄稍长，大约是一九五零年，亲自去了一趟县政府，在县委找到我村的林廷昆，也是祖父的学生，在学堂里看到过我父亲去延安后寄给家中的信，知道这件事，所以我先去找他，请他帮忙，他是个歪脖子，抗战时十八岁了，民兵不要他，就一直当我们儿童团的团长，后来抽调到县委工作。我找到他时他很热情，就领我到民政局，民政局的同志搬出一大撂信函要我自己查找，那些信函都是各地部队寄来的阵亡通知书，民政局因无法送达家属而存档的，有地址不详的，有查无此人的，还有许多是曾经更名改姓的，哪里能对上号？我们查了半天，毫无所获。我想，全国有多少英魂无家可归啊！受大伯父的影响，我也产生过万里寻父的念头，谁知只迈出这么一小步，就觉得目标十分渺茫，只得承认现实，就此作罢了。
我没有见过父亲的面，更不知他长眠在什么地方，我不知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但见过他的照片，他的高大形象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是我心中的一座铜像。我深信，他离开父母，抛下妻儿，是为抗日救国而奔忙。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我十分崇敬他。他的结局没有给家庭带来荣耀，没有给妻儿留下遗产，却在我漫漫人生路上织就了一张无形的网。我不怨恨，也不惆怅，因为他给我留下了享用不尽的精神食粮。”
呜呼----哀哉！走笔至此，笔者也不禁潸然泪下。林维钰及其一家人70年来不知自己的亲人长眠在什么地方，不知林元超一生的是非功过。他们感情上承受着的是怎样的折磨和煎熬啊！林元超为民族而参与抗战，为抗战而遇难；然而他的结局并没有给家庭带来荣耀，更没有给妻儿留下分毫遗产，只是给后代在漫漫的人生路上织就了一张无形的障网。但林氏一家却是不怨恨，不惆怅。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本来，应是以林元超烈士身份而自豪门庭，而荣耀乡里；可是在这近70年里他们面对的现实是林元超的下落不明、失踪。这里面的责任恐怕不是他们林家不努力查询而承担、负责和了结的。
70年了，长眠地下近70年的林元超该有个归宿了。在外漂泊70年的英魂也该有个着落了。林维钰、林永涛父子万里寻父、寻祖的愿望也该实现了。但愿林永涛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也愿尚在世的当年知情人伸出援手，让你们的老战友的灵魂也能和你们一样幸福、快乐！
就在笔记截稿之时，获知林元超的后人几经辗转，在许多热心人士，以及部分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员帮助下，终于在山东省委组织部查找到了当年“肃托”平反名单中确有此名，继而在临沂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魏科长帮助下，查找到了当年的平反材料。申报烈士的申请现在已经由临沂市民政局呈报省里审批中。为此，林元超的后人特借此文，对“烽火公安寻根联络研究平台”、沂南县委党史办、临沂市委组织部、临沂市民政局，以及原干校四期学员青岛市统计局离休干部阎运来老先生及其女儿阎建秀女士，“烽火公安”网管魏代欣先生和革命公安后代冷松先生、热心人张亚波先生等表示衷心的感谢！▓作者郑玉强系山东省沂南县委党史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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