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石路过不去，决定仍回梨树林，天还没黑就出发了。在麦田里向西南方向前进。一天一顿饭，不久就又饿了。我们走上了一个土坡，有几株古老的柳树，树边有一间小破屋，一个盲人在里面做饭，我们开口要一点饭吃。瞎子笑了：“没想到你们还向我这讨饭的要饭吃”。他很慷慨，熟练地打开锅盖里面的窝窝头让我们吃。这窝窝头原来完全是由糠捏成的，一到嘴里就全酥了。谢过之后，我们又向南行，大胆地走进一个村庄没有发现敌人，摸了几个大门，都是锁起来的。排长灵巧地用树枝打开一家的旧铁锁，走进屋子看到案板上有几个高粱窝窝头和一把干干的杂面条。我们在猪圈内找到一捆秫楷，烧火煮面条，蒸上窝窝头。时间不长，面熟窝窝头热，三人吃了一顿夜饭，锁好大门，出村直向南方。天亮时已到达梨树林，隐蔽在里边，等待战友的会和。
十一、夏收
返回梨树林的下午，突然发现主任教员孙路平同志。孙路平三十五六岁，高高的个儿，细细的身躯，打起绑腿来小腿很细，一口南方话，使我们听课时蘋费力，但他诚实刻苦，与学员们打成一片。在这个时候，遇见老师真是令人高兴。在护林的小屋说了一些经历情况后，他告诉我们：抗三团学员、干部已有三十多人在这一带，三大队大队长李亚锋同志负责收容和组织工作。孙路平教员去后不久，李亚锋大队长就来了，他一眼认出我来，但不知姓名。我们向他报告姓名、单位、职务以后，他说明今晚要分配大家去附近村庄帮助老百姓夏收，以当长、短工身份来隐蔽自己。第二天一早见到政治队同学郭奇同志，组织上分配我俩一起到铁道线的梁家店一个地主家当短工。村长带领我们和当家的见了面，村长做了简单的交代，但没有说明是八路。给我们个人一把镰刀就下地了。在十几个长短工中，郭奇同志比我大七、八岁，是河南南阳人，在家劳动过，割起麦子来还可以跟得上。我十五岁前在家读书，夏秋间虽然也下地劳动，但没有跟大人并肩顶个的干过。割麦中眼看落后下去，想快些又掉麦秆，急得满头大汗。地主打着旱伞站在后面督促着：“伙计，手紧点，手紧点！”
日落回村，地主找我去认为我干不了。郭奇同志早已预料到此事，先通知了村长，村长赶到把地主叫在一边嘀咕了几句。地主满面赔笑地告诉我：“这样吧，我也正缺一个小工。从明天起，你负责担水、送饭、起粪、垫圈、摊场、跟车装麦”等，这些杂活我并不陌生，便满口答应了。
入夜，十来个短工统统睡在麦场上，由于疲劳和腰痛，又起梦来：战斗极为激烈，跳出道沟打算转移时，一梭子机枪弹射中腰间，我大声呼喊：“坏了！坏了！挂彩了！”梦中的呼喊，震惊了整个场院，郭奇同志在一边用劲地把我推醒，斥责我喊什么挂彩了，不怕暴露。这句话使我极为震惊，知道自己历来有说梦话的毛病，短工们都很惊奇地围绕过来。身份已经暴露，也只有依靠群众，告诉他们，我是八路，相信穷弟兄不会出卖我们，有的短工笑了，说“从白天割麦的样子就已断定你不是干庄稼活的！”“放心吧，兄弟，咱们都是有良心的中国人”。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在地主家干了半个月，李大队长通知我们当晚集中。傍晚向地主辞行，他也知道我们的来历，要开工钱，我们说明不要工钱，只要一件单褂、一条单裤。当家的慷慨答应。取出一件白粗布褂，一条紫花布裤子送给我。夜间十点钟，从几个地方陆续集中了一群人。李大队长说上级已派警备二团来接我们……，以原来的队为单位编班。抗大三团一千多名学员，在这里收容以后随军进太行的只有这七十几名。重大的伤亡损失使人心情沉重，一些好同志、好教员、好领导，如李泽民、范茨希、李振铎再也没有见到。部队的迎接又说明：党没有忘记这些幸存者，心情又十分激动。
我们与警备旅二团会合。副旅长马泽迎向大家说明要跨过德石路，去接受军区首长交给的新任务。话语不多，显然行动是决定保密的。我们立即成行，部队随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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