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党之后，支部叫我兼做机关青年团的工作。县委、县政府是一个团支部，县财政科的股长翟俊峰同志为支部书记，我为副书记。当时青年团很活跃，县机关的文娱活动大都是团支部组织的，有时也编点现代戏演出。编剧兼导演是朱敦仁同志，参加演出的主要有黄震、胡伯超、陈辉、刘瑞霞、张胜英等同志。我也参加过一两次，有一次叫我演一位区长，县长刘修礼同志看后对我说，太文范了点，还要威武一些。我哪能演戏，只因是党员、团干部，不能不带头。机关团支部还和全县教师集训班团支部联欢，和李鸿民同志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他当时在梁寨区搞文教工作，是教师集训班的团干部，我们俩分别代表两个团支部讲话，彼此认识了，后来他调到县政府秘书室做文书工作，我们接触就更多一些。为了扩大团的组织，县机关没有建立团委，团县委书记陈继赞同志就指定我和鸿民同志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代团委审批新团员。
陈继赞同志调走后，新任团县委书记刘方俊同志是从湖东调来的，干过区委书记，年青有为，英俊潇洒，能和青年人打成一片。副书记宋兆胜同志、组织部长苗汝章、王保和同志、宣传部长王爱民同志，还有搞秘书工作的刘云杰、王广则同志都是新调来的，加上原来的邵金荣、张英杰、王忠勤等同志。作为机关团支部的代表，我还出席了华山县第一次青代会，
（六）
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之遭受水灾，全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机关干部下乡帮助工作，与群众同吃同住，有时甚至是自带一块豆饼与群众的瓜菜掺着吃，解决燃眉之急。这时的干群关系真是鱼水关系。当时的宋楼区是重灾区之一，区委书记是王继言同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浩同志与他一道在王连庄蹲点，开展救灾活动。有天下午，县委派我送一封信给他们，并顺带了解一些情况。王连庄离戴套楼三十多里，我徒步跑到那里，又徒步返回，走到胡楼村时天已完全黑了。那时刚下过大雪，遍地雪白，路上碰不到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走黑路，虽然身上带着一支短枪壮胆，心里仍然有些紧张。既怕敌人，又怕有“鬼”，头发梢支棱着。
在灾情严重、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有的坏分子乘机鼓动，华山县发生了朱窑抢粮库事件，在华东局刊物《斗争》上登出后，震惊了华东。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晚，县委派通讯员张业民等两人，给陈楼区委送信，他们警惕性特高，在送信的路上，看到迎面来两个人，问一声干什么的？未等对方回答，张业民就朝来人开了一枪，结果一人中弹而亡。为此，张业民吃了几年官司。这事在华山颇有影响，大家都从中吸取教训，遇事要谨慎，不能盲动。同时也为张业民惋惜，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杀害，他很小就跟着北撤，受尽了苦难。
（七）
我搞内收发，管理县委的秘密文件。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刊物《斗争》只在党内传阅。有天晚上，我整理文件时发现少了一份《斗争》，是否在县委委员、人武部刘化民同志那里记不清楚了，我心里很着急，唯恐丢失了，工作受损失，个人也要受处分。我当即向高天一、吴光道同志汇报了，他们说，明天去清点吧。我不放心，当晚风雨交加，我披上雨衣，到人武部住地苇子坑，叫开刘化民同志的门，把那份《斗争》找了回来。
在县委召开的全县评模大会上，县委机关提名推荐我为“五等功”。县委秘书高天一同志介绍我评模立功的条件后，李寨区委书记李学纯同志补充了一些我在李寨区的表现。其他区的书记们也都帮腔，说我工作积极，体谅照顾工农干部，写通知、发通报从来不写连笔字，个个都认得，省很多麻烦。我的提名被大会顺利通过，发给我一张油印的立功证。
１９５０年的春节，是我离开家的第一个春节，是在县委机关过的，平淡极了，过去的那一套旧俗统统没有了，大家只在一块吃一顿饺子。就在这天，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明德同志接到通知，要到滕县地委去开会，他什么话没说就笑咪咪地走了。大年初一，路上能否吃上饭还是个问题。
（八）
为适应农村工作的特点，县机关早上学习，上午办公，下午３点钟后休息。有的搞文体活动，打篮球、乒乓球，新来的县委委员、副县长赵庆升同志和赵后君同志经常在篮球场上拼搏。有的在田头地边散步、交谈，游哉悠哉。晚上如果剧团演出，不少人去看戏。当时有个华山县剧团，唱正宗的梆子戏。铁锤（郭金玉）的《虎头牌》、刘桂荣的《三上轿》带有进步意义，男女主角唱得又好，大家最爱听，戏园子里总是挤满人。全县教师集训时，送给剧团一个大幕，横标“华山县剧团”，为剧团增色不少。
那时的同志关系也很密切，大家经常在一块谈天说地，甚至打闹嬉戏。在年龄稍长的同志中，县委委员、供销社主任刘勤修、李寨区委书记绳昭云，县委党校副校长孟宪华，还有赵后君同志，他们谈得来，接触得多。从年龄上说，刘是老大，绳是老二，孟是老三，赵是老四。刘勤修同志的儿子“桂今”，就分别叫他们二叔、三叔、四叔，亲如家人。年龄比他们稍轻的李振堂、赵玉平、程德忠、孙德美（女）等同志，他们闹着玩就更凶一点，有时我也在场，不过只听不说。我们年轻的同志在一块，或打都拉克，或一起去看戏，或在街头走走，也感到无限欢快。
（九）
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在党内进行整风，主要是整顿思想作风，采取的方法主要是上党课，大家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教育，以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工作作风。整风之后不久，就接着进行土地改革，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山东分局为帮助华山县土改，从德州地委调来了土改工作队，带队的是德州地委宣传部长余惜光同志。鲁中南区党委团委副书记李清和同志也来帮助一个时期的工作。土改队来华山后，他们不习惯吃这里高梁面蒸的狗尾巴圈馍馍，因为没有别的也就慢慢习惯了。那时伙食分大、中、小灶，县级以上吃中灶、小灶，是细粮，其他都吃大灶，是粗粮。菜金也很少，多是吃豆芽青菜。华山县没有饭桌，都是蹲在地上，八个人一围就算一桌，菜不够就多放盐。
土改工作队分到区乡后，主要是帮助工作，都没有挂职务。余惜光同志坐镇帮助县委。吴光道同志主持全县工作。余是文化人，又是搞宣传工作的，口才好，语言丰富，作起报告来，有声有色，滔滔不绝，很有鼓动性、感染力。吴光道同志工作扎实，作风深入，长于兼听，执行政策稳妥，处理问题细致。他们两人配合，土改工作开展得很好。当时余惜光同志在宋楼区聂洼村蹲点，他带来的张建华同志也是笔杆子，会写文章，他与后君同志经常向滕县地委报送材料，地委的《工作通讯》上常见华山县的消息和经验。土改队还来一位刻钢板的同志，他叫艾玉生，擅刻方块字，速度快，质量好，所以华山县的材料不管在内容上、印刷上都是比较好的。
这次土改，强调面对面的斗争，反对和平土改，凡是确定为地主，又有民愤的，都要召开大会，发动群众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罪大恶极又有血债的，诉苦以后，坚决杀掉。解放以后，华山县开杀戒，是从枪毙顽区长韩锡久开始的。在县驻地戴套楼召开大会宣判时，他还向县司法科长杨荣廷同志要一支烟抽。拉到刑场处决时，连打两枪未中，他站在那里一动未动，第三枪打中了，头上一片“红光”，倒在地上。
在土改开始时，华山县出了一件大事。县长刘修礼同志因给母亲看病和治丧，在他的家乡丰县刘小营村当出三亩地，后以破坏土改罪被逮捕，判了六年徒刑。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了社论《接受马仲川、刘修礼事件的教训》。这件事在华山震动极大，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教育，从中接受教训，避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对这件事刘修礼同志开始没看那么严重，调他到滕县地委处理时，他还带着警卫员、手枪，到滕县一下火车就被抓起来了。这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处理的，也可以说是件错案，后来给平反了。
（十）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强调放手发动群众，除恶务尽。但杀多少要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这是内部掌握的，传达到县委。而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却在一次会议上讲了，泄露了党内秘密，为此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在镇压过程中，在处决胡楼村伪保长胡万选等人时，由于村党支部有人泄密，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劫法场事件。这次宣判大会，县长赵庆升同志在会上讲话，他讲完话处决罪犯时，一群妇女抱住胡万选不让枪决。在这种情况下，赵县长当机立断，下令把另两名罪犯枪决了，把胡万选又押回公安局，暂时把事件平息下来。后来，查清事实，做好工作，才把胡万选处决了。记得是刚下过大雪，枪决时把他头上戴的帽子打得丈把高，围观者齐声喝彩。劫法场是个大事件，影响很大，华山也出了名。
这次镇反比较彻底，每个区都集中枪决了一批，起到了震慑作用。当时七个区，一个区一个区地杀，群众拍手称快。镇反结束时，毛主席要求全国每个县的县委书记都要把本县镇反的情况亲自向他写一个报告。华山县委书记吴光道同志的报告是我帮他抄的，写得比较详细，但镇压的具体数字我却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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