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她出生在现下初镇南东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有一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因为父母亲早逝，一家人在大哥孙富同的支撑下，过着艰难的生活。孙富同是一位秘密共产党员，以打油和做小买卖为掩护，常常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后来他担任过乡长。在哥哥的引导下，孙桂珍十四岁那年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上。
孙桂珍说:“刚开始我哥召集人在家里开会，就让我在门口站岗。后来就给哥哥跑腿办事。当时哥哥还问我:‘你出去不能a露目标吗?’我说‘不能。’‘你自己一个人出去不害怕吗?’我说:‘不害怕。’‘你出去一定不要暴露目标，不能暴露咱家的情况。’哥哥还教我送情报时怎么走道，怎么应付紧急情况。从此以后，哥哥安排我今天到这个村送情报，明天到那个村送情报。后来改由宋达夫安排我送情报，我忘记他是哪个村的人。反正他是我们南边村的一个人。在现冯家镇上口村有一个秘密联络点，我经常去那儿去交换情报。那时候，为了防止别人发现，我就经常吃住在山里，几天几夜不回家。我接头的地方很多时候是在山上。”
孙桂珍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水道据点，而自己的姥姥家就在水道村。她经常打扮成要饭的或装着看姥姥到水道村，从事情报交换和搜集工作。
水道村南面有一条河，河旁边耸立一个日军的大炮楼。这个炮楼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扼守从南边进入水道村的一条道路。凡是从这条道路进入水道村的群众都需要接收日伪军的检查，有许多共产党人士和百姓经过这个炮楼时遭到抓捕。
孙桂珍说:“其实进入水道村还有其它道路可走，不过我常走南边的那条有炮楼的道。每次通过这个炮楼之前，我总是在周围沙滩上磨磨蹭蹭，目的就是听听伪军们的讲话，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
她出门的道具就是一个破篓子，装着要饭的。因为她来往水道村的次数太多了，一些伪军都认识了她。
每次进入水道村后，她就是东逛西逛。那儿有日伪军，她就哪儿去。她隔远偷听伪军的讲话。
孙桂珍说:“在水道据点，我经常能听到伪军们议论昨天到哪儿扫荡，明天到哪儿去扫荡。然后赶快回来，报告给组织。八路军根据我提供的情报，提前组织力量，对下乡扫荡的日伪军进行打击。”
在水道村，我方有一个秘密情报联络站。这个联络站设在村里的一个饭店里。每次到水道交换情报，孙桂珍都要装着要饭的，到这家饭店要饭。饭店的宋老板总给她一些吃的东西，顺手进行情报交换。这些情报大多是关于水道日伪军的人数、武器、布防和下乡扫荡等的情况。
有一次，一个伪军看见她又来了，就吆喝她过来接收检查。那个伪军没有发现问题，就一脚把她的篓子踢飞，篓子里面的破碗被打破了。她坐在地上装着哭起来。
1944年的阴历七月初六，也就是我军攻打水道据点的前夕，孙桂珍和单家瞳村一位二十岁的姑娘接收一个任务，到水道村张贴瓦解日伪军的标语。
她们俩在裤子里缝了一个布兜，把几十张白色标语装进布兜里，借口到姥姥家出门，来到水道村。趁着没有人时，她们俩从裤子里抽出一张标语，往盛在小铁盒的胶一蘸，然后贴在墙上。
孙桂珍说:“那天，我们还去了舅舅家。舅舅家的东炕上就住着几个伪军。趁着伪军不在家，我们俩把标语贴在东炕的炕膀上。别看他们不在家，但是往炕膀上贴标语时，我们俩还是挺紧张的，心里蹦蹦跳，生怕他们突然回来，发现我们俩贴的标语，把我们俩抓起来。”
那时候，孙桂珍还参加了村里的儿童团组织，到山头上站岗放哨，观察水道的日伪军进出情况。后来她参加青妇队，并担任青妇队队长，带领妇女抬担架，缝军衣，做军鞋，支援前线。她嫁到河南村后，还担任过几年村妇女主任的职务。（作者：于家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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