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芦沟桥的炮声惊醒了余克和同伴，他放下教鞭，逃离魔掌，与党支部书记刘祥符一起，踏上了去延安找党的茫茫之路。到达西安，听说三原被封锁，转而考入“民大”。1938年春，“民大”解散，茫然中只有转回家乡。不久，又同一些老同学结伴，经新恢复的县委介绍，到竹沟新四军教导队学习，他被编入金文萍任队长的二中队任二分队队长。4月，党组织找其谈话，并由苏振东、金文萍介绍他重新入党，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6月，教导队学习结业，他被派往豫东商水黄楼，在何可人领导下做抗日救亡工作。初冬，他和二十多名干部一起，被派往国民党军骑兵第十四旅政训队做秘密工作。1939年初，随十四旅转入晋东南。
这个骑兵旅是国民党的一个杂牌部队，旅长张占魁处于扩张势力的目的具有两面性，在抗日的旗子下谋求我党的好感，因而接纳了我派去的二十多名干部，接受了带队领导人汪治所交的党员名单，也允许这些干部按*********的规矩进行政治训练。但部队内明显分为两派，以副参谋长周某为首的一派思想反动，对我派入的干部横加指责，处处刁难；以参谋长潘鸿飞和二十八团马团长为首的进步派，大胆支持我派入干部的工作，使部队的政治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俩也加入了共产党，并在连队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大了党的影响。加上“抗大”一分校领导人何长工的秘密配合，对张占魁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事为蒋介石得知，电令张占魁先驱逐了汪治，接着又驱逐了参谋长潘鸿飞。汪治走后，千斤重担落在了余克身上。严峻时刻党内又出了问题：副队长张某被******高潮吓倒，妥胁离队而去；何可人不听支部劝阻，与右派首领周副参谋长打得火热，并瞒着支部去西安，不知搞什么勾当；女党员白某意志消沉，不听劝告，准备嫁给旅长的侄子；另有两个女同志随便接受旅长的小恩小惠。余克因制止这些问题而遭旅长大骂，被视为“坏蛋”，面临杀身之祸。北方局得悉后决定，派入的同志择机全部撤离，余克妥善安排后先行撤出。接到北方局的指令后，余克和党支部的同志共同研究，决定用麻痹战术，在相对稳定后采取不辞而别的“开小差”式撤离。余克逃出后，闯过国民党第四十军的防地，回到了“抗大”一分校。他百感交集，像失散已久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十分幸运和温暖。不久，派入政训队的同志全部撤出。
余克从“抗大”一分校转到北方局，在太北党校学习了半年多。学习的主要课程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党的建设》、《党员修养》。学习中也进行整风，方法是自我检查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学习，主要是解决思想入党问题，同时，也打下了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对后来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启蒙。结业后，奉命支援华中，余克随干部队经过八个半月的长途跋涉，闯过无数道敌人封锁线，于1941年夏到达淮海区，被分配到淮阴县工作，先后担任区委组织委员，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1942年春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是年秋，敌人对淮海区进行“大扫荡”，余克到徐溜区帮助工作，偏听原淮阴县长夏仲芳之言，未经县委和区党委批准，擅自表态承认了夏之门徒庄小疤子的伪军中队为灰色武装，犯下了大错，受到县委、区党委的严厉批评和纪律处分。他深刻反省，从错误中接受教训，振作精神，干工作更踏实了。
1943年他担任了县委宣传部长，主要任务是参加“双减”和互助合作运动，办干部整风班，为基层培训干部，工作卓有成效。1945年春，他被提任县委副书记。是年秋，日寇投降，清江解放，他奉命向北撤退到滨海地区，被任命为中共高密县委书记。
此时的高密，是由两个月前的潍东县改称还原的。历史上并无潍东县，是滨海区党委根据当时的对敌斗争形势，以胶济铁路南、潍河以东之大片区域定名的。1945年8月15日，中共潍东县委、潍东县民主政府成立，辖7个区（其中的仁和区属诸城，牛沟区、沙河区大部属胶县）。日寇投降前，这片区域内西部驻有恶霸******张步云的三个团，东部有杂顽迟跃东团、张洪飞团，北部有伪县府的保安二团杜耀庭部、三团李凤鸣部，还有多股土顽。这些反动武装，虽经我军多次打击，已溃不成军，但仍残而不残，横行乡里，为害甚烈，气焰非常嚣张。9月初，县委书记江涛和方平区区委书记盛怀森、区长寇文斋先后被王金铭伪匪杀害，井沟区区委书记夏乃臣及区武装中队的嵇常厚、田学思在与王金铭匪队的遭遇战斗中牺牲，方平、井沟的工作几乎停顿。滨北地委先派孙朴风代理县委书记，二十多天后又派颜红任县委书记，不足二十天又改派余克履任。余克受命于危难之时。
11月初，余克偕新任县委组织部长邵晋藩、各救会长张平等到达高密南端的空冲水村，与县委、县政府的同志汇合。他首先全面了解了目前的对敌斗争形势。不几日，县长张秀潜调专署工作，新任县长祝恺然奉命赶到。接着，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分析认识了目前的国内形势和高密面临的斗争状况，克服了对敌斗争问题上的畏难情绪，坚定了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拓前进的信心。会议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抓住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减租减息和除奸反霸斗争，放手发动群众；讲究策略，减少敌对因素；组织武装自卫，扩大县区武装；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建立基层党组织，打好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会议决定，避实就虚，将方平、井沟区的干部战士调回，集中力量先攻克东五区，待积蓄力量后重新开辟方平、井沟；县委和县府机关主要负责人一律到各区兼任区委书记或区长，并要抓好基点，利用基点推动全面。对全体干部和县区武装工作队员进行形势教育，响亮地提出“反对退缩，勇敢前进”的口号，以鼓舞士气，坚定必胜信心。
县委的这套策略实施后，果然奏效。一度沉寂停滞的各区，重新调整区领导班子后，加强了区武装组织的力量，局面很快改观，反动武装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很快得到遏制。县各救会长张平兼任牛沟区区委书记后，以反奸除霸开路，以减租减息解困，充分发动群众，很快将牛沟区建成了巩固的后方基地。县委宣传部长李振兼任道乡区区委书记后，充分利用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壮大了区武装组织，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奸除霸，很快扭转了被动，开创了新局面。县委组织部长邵晋藩兼任朱公区区委书记后，充分运用自己的对敌斗争经验，抓重点，克难点，树典型，推全面，成效显著。县武装部副部长祝剑锋兼任朱郭区区委书记后，大刀阔斧，先把群众畏之如虎，与伪匪沆瀣一气的朱郭流村一地主老寡妇搬掉，鼓舞了群众情绪，使减租减息和反奸除霸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引来了胶南县的同志参观学习。
不足三个月，所到之处呈现了一派新的局面，苟延的日伪保甲制随之取消，不少村建立了政权，基点村开始建立党组织，各救会、农救会、民兵队、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条件具备的村还开办了学校，群众情绪甚是高涨。县区干部队伍和武装组织发展壮大，各区普遍建立了少则二十余人，多则四五十人的武装中队；县武装大队已扩大成3个连近300人。余克率县委一班人，不失时机地调整部署，在巩固发展老区的同时，挑选精兵强将，于1945年底开始，先后开辟了柏城、城郊、呼镇、井沟、方平区。不仅在这些新区建立了党、政、群、武装组织，而且很快在部分村庄建起了政权和群众组织，减租减息和反奸除霸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使老区新区连成一片。对敌斗争的全面开展势不可挡，迫使各股残敌余匪纷纷龟缩到县城及铁路沿线。1946年初春，余克偕县长祝恺然到滨北地委汇报工作，受到地委的表扬。回来之后，滨北军分区独立二团开到注沟一带，给伪匪王金铭残部以歼灭性打击。不久，滨北地委又向高密派了一批干部，县区干部队伍进一步壮大，全县的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清匪除霸运动更趋高潮，两个月后基本完成。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县委在老区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满足无地和地少的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在新区则大力宣传党的“五四”土改政策，打击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普遍建立基层政权，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组织民兵，壮大武装。至此，县大队已发展为7个连队，800余人，对保卫解放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6年6月13日，我胶东军区五师向盘踞高密城之敌发起攻击，高密城首次解放，龟缩到城里的敌人绝大部分被歼，这对全县人民是极大的鼓舞。祝恺然县长率政府工作人员进驻城里，处理战后问题，向各界群众宣传我党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宗旨，将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布告周知，以安定民心。县委再次调整部署，乘势开辟新建了城厢、城西、坊岭3个区，接收了西部归建的中岭、双羊两个区。到此，除仁和区划归诸城外，高密已拥有13个区，解放人口30万。根据新的形势，县委决定以中岭区中队为基础，成立县武工大队，由王用勤、王立振负责。7月，本县人李彬被滨北地委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各救会长，带领一个工作队回高密，李彬被县委任命为武工大队政委，工作队员充实到武工大队，为高密西部地区坚持对敌斗争发挥了很大作用。
高密县城的解放，使胶东、滨海和鲁中南三大战略区连成一片，为江南北撤的部队开辟了一条通道。适逢滨北地委书记张彦路过高密，会见了余克，传达了胶东区党委的指示，对时局作了分析，认为：北线敌人占领青岛和济南，声扬半个月打通胶济线；南线敌人将进攻临沂，企图分割包围山东解放区，歼灭华东野战军。高密将面临拉锯局面，思想上要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张彦的分析令余克更加清醒，不仅认识了当前斗争的严酷性，而且更加坚定了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信心。他深入各区，利用“拉锯”的间隙，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用新的成果巩固对敌斗争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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