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任时，高密的工农业生产刚刚从三年经济困难中复苏，粮食亩产只有260多斤，棉花亩产仅40斤。他到任后，立即深入基层，走村串户搞调查，很快就摸清了高密生产的底子，初步形成了抓好高密工作的思路和设想。他认为高密作为棉花生产大县，棉花生产具有很大的潜力和优势，而棉花产量低，生产上不去，是高密落后的最大症结。他决心从棉花生产入手，以棉促粮，以粮保棉，把高密的粮棉生产搞上去。在经过反复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尽快实现棉花亩产过百斤的奋斗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率领县委一班人带头转变工作作风，走出机关，深入基层，到农村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围绕发展粮棉生产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在生产中虚心向农民请教，摸索生产规律，研究生产措施，一旦探索出成功经验，立即推广全县。在他的带领下，从县委常委“一班人”到各部、委、办、局负责人，除在机关留下主持工作的以外，都常年驻在基层和农村。他曾先后在城关公社的东三里、皋头和康庄公社的田家庄、康四大队蹲点驻村。下村蹲点时，不管远近，都是骑自行车下去，只带秘书一人陪同。地委考虑他年龄较大。为他配了一辆小汽车，他坚决不用，他认为自己若坐小汽车下乡就是搞特殊化，就难以服众。由于配来的小汽车长期闲置，地委只好收了回去。他要求干部下乡时要扎扎实实，不仅要驻在村里，而且要深入生产第一线，及时发现问题，指导工作。同时，他还要求县委领导带头，结合生产实际及时写出调查研究报告并定期交流。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春天带着指标下去，秋天带着产量上来。在工作中，他身体力行，带头亲手写调查报告，研究工作问题，总结生产措施和典型经验。由于决策科学，措施得力，高密的工农业生产很快就有了重大转机。到1965年，全县棉花生产就由63年的40斤提高到60多斤，到1966年达到了97斤，接近了百斤大关。而他自己蹲点抓得几个大队，棉花亩产则达到了150斤以上，创历史最高记录。高密一举成为全国棉花生产先进县，并多次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在工作中，郝清务真求实，反对阿谀奉承和吹牛拍马。在县委，他带头废除称“官”衔，见面互称同志。他最喜欢别人称他“老郝”或“老郝同志”，有称“郝书记”者，必当面纠正之。在生活作风上，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不管是外出开会或下乡蹲点，从不享受任何特殊照顾。不但大节清白，在小节上也从不马虎。下乡时，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衣食朴素，一年在农村至少劳动两个月以上。当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一般安排三间住房，但他却坚持与普通干部一样只住两间，硬是把安排给他的三间住房退掉。
郝清为人公正，坚持原则，从不搞拉拉扯扯的个人小圈子，并爱护同志，爱护干部，不但与他同事过的领导们提起他的人品就交口称赞，而且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也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郝清在高密任职期间，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日益发展的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从1964年下半年起开展的“四清”运动，使全县日趋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益发紧张，在连续不断和日趋升级的政治运动中，郝清虽然在形势的压力之下也曾违心地处理和对待过一些不该处分的干部，但他仍尽最大的努力，顶住各种压力，保护了一些基层干部和党员，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拥戴和好评。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郝清带领全县人民大展宏图，准备夺取粮棉更大丰收的时候，“文革”风暴骤起，厄运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1966年夏秋之间，“文革”风潮开始波及高密，破“四旧”，立“四新”，批“牛鬼蛇神”，揪“走资派”，打倒学术权威，大字报铺天盖地。先是在文化、教育部门发起，随后波及各个部门，最后矛头直指县委和郝清。到1967年1月下旬，县委被造反派冲垮，全县处于混乱状态。郝清在运动初期先是被逼签字表态要打倒某些教师或干部，随后就被勒令靠边站，检查交代“只讲粮棉油，不讲敌我友”的问题，最后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被押着到处游街和批斗。1967年3月18日，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高密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郝清以其崇高的威望，成为当时昌潍地区十几个被打倒的县委书记中唯一被“结合”进县革命委员会的，并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这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幸运，反而带来了更大的劫难。1967年6月中旬，刚建立的革命委员会被造反派视为“三凑合”而冲垮，全县再次出现无政府混乱状态，郝清则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活靶子，被无休止地轮番批判和揪斗。此后的一百多天里，他几乎是在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批头会中熬过的。大会揪、小会斗，县里集中批，各公社、单位轮流斗，有时一天批斗三四场。全县18处公社，社社轮流游街示众。批斗和游街时挂黑牌，戴高纸帽子、拳打脚踢，弯腰下跪，“别烧鸡”、“喷气式”，往脖上挂铡刀，举铁棍，无所不用其极，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
人间自有公道在。“造反派”无端强加在郝清头上的罪名和折磨迫害，不但没搞臭郝清，反而更赢得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在他遭受批斗最厉害的时候，许多干部群众偷偷到他家去安慰他，鼓励他，有的还给他送去鸡蛋等营养品。在批斗大会上，有的群众暗暗地保护他。当造反派对他凌辱时，许多干部群众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让他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同一个失势的造反派头头一起下乡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到社员家吃饭的时候，群众让他吃油饼，喝茶水，晚上让他睡热炕头，对他嘘寒问暖，不让他干重活。却让那个失势的造反派头头吃地瓜、睡地铺，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郝清在回忆这段刻骨铭心无公理可言的岁月时曾这样说过：“文革”中究竟受了多少次批斗，挨了多少次拳脚，受了多少次凌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同样，有多少人关心他，爱护他，同情他，支持他，他也记不清了。他只是把高密人民对他的这份情意深深地埋在心里，记在心底。历史是公正的，高密人民是公正的。这恐怕就是郝清在高密历尽艰难，受尽凌辱，却不记恨高密，而且时刻关心高密、眷恋高密的谜底所在。
1969年秋，郝清被解放出来，担任了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直至1970年10月调离。
（作者：高密市委党史研究室 岳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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