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事接连不断地发生。张步云部派人到各村搜***，散存在前屯村民家中的近20支土造步枪全被搜去。接着，1938年5月，张步云部与厉文礼部发生火并，前屯一带不仅是战区，而且是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为了躲避为张、厉两部当劳工修工事，芳稷和张进不得不离开前屯，逃到张进的亲戚家存身。张、厉两部一打就是3个月，把景芝、前屯一带糟蹋得满目疮痍。9月，芳稷才得以回家，不幸又染上了流行的瘟疫，卧床不起60多天。
志一、涌涛和周树椿实现了找党的梦想，10月底托人捎信告诉芳稷，学习一结束他们就会回来，八路军不久也会打过来。芳稷深受鼓舞，心想，只要病一好，马上就去找党。
1939年年末的一天晚上，时任诸胶高工委代理书记的曹涌涛来到芳稷家，见面便开门见山说，不是天天找*********吗？今天就偿还你的心愿。接着谈了去根据地和在岸堤军政干校学习的过程。并说，这次回高密，是奉命开辟这个地区党的工作。芳稷问：“我能参加党吗？”涌涛说：“能！太能啦！当然能啦！过几天我就拿表来，你要填入党志愿书，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他俩在一个炕上，一直谈到下半夜，国际、国内、边区、本地，无所不谈。芳稷被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珍闻深深感动，久久不能入睡。
1939年1月10日，涌涛又来到前屯，对芳稷说：“你的入党，组织已经批准，但要补填入党志愿书，还要填写党员登记表。组织上的意见，叫你担任高密县第八区的区委书记。”“你下一步的任务是，在你这个村先建一个支部，我那个村也建一个，你看还有哪里可以搞？”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从此开始，3月，涌涛又介绍牛玉华入了党。涌涛是一个思想相当成熟、且重视策略的人，根据形势环境，他对芳稷说：“要是有点保护色就好了。环境这么复杂，没有点掩护，我们的活动是很容易惹人注目的。”话虽如此，但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正在为难之际，机会来了，山东省高密县抗日民众运动巡回督导团负责人王麟阁不期而至。王是高密人，老同盟会员，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忠诚卫士；高密两次独立的急先锋，护国讨袁的坚强战士；参加过国民党，“四•一二”后又主动退出；山东“反蒋”秘密组织负责人，为此遭通缉；出任过蒲台县长，口碑甚好；“七七”事变后组织过抗日大队，因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交印辞职；后组织起二三百人的抗日游击队，不久参加八路军，编为山东纵队第九支队，王任司令员，3个月后被误解而免职；曾拒绝蒋介石的封许，并多次拒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委任，为抗日主动申领了“督导团”的头衔。他清楚省政府设立“督导团”的本意是“限共”“******”，但他反其道而行之，利用“督导团”的名义作掩护，开展抗日活动。这次到前屯是慕名而至，他和牛景文是同辈人，深知景文名重乡里，父子在景芝开过万人抗日宣传动员大会，景文是有名的“抗日派”，故想在这里建个“督导分团”，由景文挂名，芳稷负责。两位老人一拍即合，芳稷心领神会，但必须向工委负责人曹涌涛请示才能定夺，遂即回应麟阁，慎重考虑后再作正式答复。
两天后涌涛来到前屯，芳稷报告后涌涛非常高兴，十分果断地说：“好！花钱难买！咱们就利用这个名义。虽然这个名义不能遮挡日本人，却可遮挡那些国民党杂顽。麟阁其人我知道，与他合作可行可信。”从此，前屯的抗日青年们有了“合法”的保护色，纷纷加入了“督导团”，抗日宣传更大胆了，不仅在本村，还可以到外村，煞是痛快。
“督导团”的名义还有力地掩护了党组织的发展，牛玉温、李振、王寄语、张进等，都是先加入“督导团”，然后秘密发展为党员的。接着，前屯党支部建立，芳稷兼任支部书记。同时，芳稷根据原来的关系，到逄家庄开展工作，发展了3名党员，建立了逄家庄党支部，由逄读任支部书记。令芳稷遗憾的是，逄读经不起考验，后来动摇退缩了。但由于芳稷处理得当，未发生任何问题，受到曹涌涛的表扬。芳稷建立的前屯党支部，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同日、伪、顽坚持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3次共向根据地输送了19名抗日骨干，堪称坚强的战斗堡垒。
党支部建立后，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一些党的文件，对抗战形势和前途初步有了认识，坚定了信心。在发展壮大党组织的同时，侧重对青壮年和妇女进行抗日教育，方法是组织冬学和妇女识字班。将原来的夜校和识字班扩大巩固提高，加重政治教育，突出抗日宣传。芳稷亲自编课本，做为识字班和冬学教材，内容包括：怎么产生的阶级；男女为什么不平等；中国人为什么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等。除在前屯村开展活动外，还将曹涌涛从根据地带回的传单刻蜡版翻印，向外村散发，或贴进景芝敌据点内，搞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1940年2月初，曹涌涛与芳稷研究，确定送前屯支部的党员李振和积极分子李干到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学习。李振、李干打扮成走亲戚的样子，冒着茫茫大雪，穿过三道敌人封锁线，走了两天一夜才到达五地委驻地。李振入地委党训班，李干入农救训练班，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3月，曹涌涛根据地委指示，第二次从前屯调进步青年到地委学习，经与芳稷商量，前屯党支部决定派牛玉华（党员）、牛玉温（党员）、牛玉丽、李自珍四位姑娘前去。比起李振、李干出走，这四个姑娘困难得多。因为，前屯一带在杂顽张步云的控制之下，一旦被其侦知后果不堪设想；玉丽、自珍尚在家庭阻拦中，事后家长出来吵闹，要有应对办法；四个姑娘沿途遇上敌人盘查，要有应付措施。最后决定，四个姑娘都扮成天主教徒，若遇敌人盘查，就说去教会上学。四人到教堂借了十字架和《圣经》，并临时抱佛脚地学了学。涌涛与芳稷商定，举事之夜让张进（党员）在村西头放三***，四个姑娘听到枪声就到村西苇湾崖集合出发；事后若有人问，就说是景芝的敌人下来“清乡”，把几个闺女吓跑了。涌涛、芳稷觉得这理由还不够周到，便请牛景文老人定音：“让她们放心走就是了，不管谁问，我就说是我让她们到沂水城上学去了！那天半夜里枪声响了，四个姑娘闻声而至，在曹涌涛的带领下，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到达五地委驻地。
涌涛这次走的前一天夜里，与芳稷推心置腹地作了长谈：“我这次到地委去，可能回不来了。听说地委正在‘肃托’，牵连了不少人，我可能成为一个对象，因为受牵连的人中，有我很熟悉的。去年冬天地委就派来了一位特派员，找我问长问短，接着派来了新的县委负责人。我在这里开辟工作才开了个头，却硬要调我去‘学习’。偏偏新来不久的县委书记孔楚白又被国民党杀害，这些都是不祥之兆。”芳稷说：“凭什么怀疑你？我也去地委，给你作证！”涌涛平静地说：“不，你应当留在这里，这里需要你！不管怎样，事实会证明我对党的赤胆忠心！”不幸被涌涛言中，这次与芳稷夜间告别，竟成永诀。涌涛在“肃托”中被关押，刑讯逼供，反“扫荡”转移途中遇上敌人，被“左”倾分子下令杀害了。
1940年5月初，在地委党训班学习结业的李振，以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回高密，主持高密地下党的工作。根据李振的决定，芳稷打入张步云做地下工作。他先是学报务尔后在一个旅部电台当了台长，控制了敌一部电台。他忍辱负重5年，为我军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1945年7月，讨张（步云）战役前夕，他奉命撤离，回到抗日根据地，入山东大学短期学习后做管理工作。1946年8月，他被任命为新华社记者，派往淮北前线，从此与新闻结缘，半年时间，发表颂扬我军且很有战斗力的文章200多篇。1947年初，党组织决定所有前线记者一律就地参军，芳稷遂于是年2月在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参军，历任二纵（后改为军）政治部《拂晓报》社总编辑、社长，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等职。
朝鲜战争爆发后，芳稷随军入朝，从始至终战斗在朝鲜战场。1954年1月奉调回国，任总政治部《八一》杂志社编辑组长、副总编辑。除编好杂志外，撰写了数十篇杂文，起草了若干篇社论、评论，对加强部队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1960年改任总政治部《工作通讯》编辑室主编，为提高部队领导干部的领导艺术和指挥才能作出了不懈努力。1962年年底调军事科学院，此后一直从事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为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作出了很大贡献。十年动乱中，芳稷被诬为“‘托匪’发展的假党员，真叛徒”，而蒙冤受迫害，关押在变相的监狱，劳动改造数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昭雪。1982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
芳稷一生工作勤奋，任劳任怨，热情奔放，不畏艰险，曾受到过多次奖励，数次获得过“工作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并荣立过二等功一次和三等功两次。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谦虚谨慎，扎实诚恳，实事求是，追求创新。离休后他仍坚持读书学习，发挥余热。他曾作《七绝》一首鞭策自己，诗曰：“学书学剑两无成，鬓上霜飞不再青；所幸童心犹未泯，余心当似火初红。”他明确表示，“只要不死，就将从青年时代的活动中吸取积极的东西。尽管我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贡献余生、余热的愿望还是真诚的。”他非常重视地方党史工作，多次应邀为家乡撰写翔实的资料，将党组织的那段历程和他的革命引路人曹涌涛、乔志一两烈士的高大形象、光辉业绩，真实地留于青史。
2004年3月5日，芳稷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 83 岁。（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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