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芳稷，原名牛树兰，1921年1月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第八区前屯村（现属安丘市）小学校长兼教员之家。其父牛景文是清末的落第秀才，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笃志乡村教育，崇尚男女平等，主张女孩应和男孩一样学文化受教育，男孩每年学费3元，女孩则只收2元；为人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办事公道，开明至诚，德高望重，名播乡里。芳稷7岁时，和姐姐玉华一起入了父亲执教的学校，1934年夏毕业。又是父亲的鼎力支持，姐弟俩得以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父亲的初衷是，姐弟俩乡师毕业后，能够继承乡村教育事业。姐弟俩深知父母的艰辛和不易，倍加珍惜时光，如饥似渴地苦读。令姐弟更加兴奋的是，学校里的政治空气浓厚，不仅有多名教师思想进步，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而且还有*********的组织秘密活动，经常以“读书会”的名义开时事讨论会，并向学生介绍进步书籍。学校图书馆也不乏进步书刊，但仍不能满足其所需，姐弟便节衣缩食，省下钱去“东方书店”买《大众哲学》、《辩证法》、《唯物论》、《母亲》、《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蟹工船》和鲁迅的著作单行本等进步书刊。
1935年，芳稷积极参加了反对校方无理开除进步学生的斗争，并以“牛半午”的笔名写文章，抨击学校当局，发表在《文学青年》杂志上。为此，被学校降为“附读生”（相当于留校察看）。1936年，他又参加了济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了进步青年文化团体“文化友联社”负责人。这年10月，他和姐姐玉华一起，经姐姐的同班同学胡旭介绍，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他经常参加这些进步组织的活动，思想非常活跃。1937年5月，他和姐姐一起，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济南市学联在撅山上召开的纪念“五•一”大会，学唱了《五月的鲜花》、《打回老家去》等革命歌曲，还听了同学们关于动员抗战的演讲，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大会号召，热血青年要脱下长衫，走上抗日行列。他心中的血沸腾了，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经常和同学们议论参加革命队伍打击日寇的问题，要为挽救危亡的民族尽匹夫之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芳稷的心。署假后，他和姐姐回到了学校，希望能从那里找到一条通向革命之路。谁想学校里令人满目凄凉，学校领导人奉国民党之命，已带着一部分同学南迁（即流亡）了。有的同学则通过党的关系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全校只剩下七八十名同学无奈观望。国家危亡，学子心焦，希望为挽救危亡的民族尽力。但时下姐弟没有贴实的关系，加入“民先”的介绍人胡旭已去了北平，推动了联系；对济南一带的各方部队又不摸底细，不敢盲动。他便和姐姐玉华一起，约了在济南另校读书的同姓哥哥牛树禾、姐姐牛玉温等人商量，决定先回家乡发动群众，宣传抗战，组织武装和救护训练，然后再想方设法去延安……。8月的一天，他们相约回到了前屯。
他们几个学生的抗日******，得到了父亲牛景文的慷慨支持，并一起参加了策划。决定：首先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抗战，在景芝西门外浯河沙滩上召开一次规模宏大的抗日动员大会，以扩大影响；其次，以前屯村的青壮年为主，组织武装和政治训练；三、举办夜校和识字班，以此为阵地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
那个年代，在贫病积弱的穷乡僻壤，召开一次规模宏大的抗日动员大会，决非易事。租场地，搭台子都得花钱，没有二三十元是不成的。牛景文一人包揽，他动员景芝镇上各商号自觉捐献。争取更多的人参加会议，也是他挨村游说，通过各村开明人士、小学校长和教师，去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经过不到20天的准备，大会如期召开，到会人数出奇的多，有人估计至少有七八千，有人说是上万。总之，虽非绝后，却是空前，连在旁边看“对台戏”耍大刀的人都被拉过来了。牛景文首先登台演讲，接着是牛芳稷等四五个小青年登台激昂陈辞。抗战的怒吼一下子抓住了与会者的心，偌大的会场鸦雀无声。演说之后，一群青少年上台演唱了抗日歌曲，最后演出了压轴戏——《放下你的鞭子》。与会的人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声，也是第一次看这样的小剧，“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走出农村工厂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人们触景生情，眼看日本侵略者很快就要占领我们这片土地了，不起来抗日，国和家都将不保，自己就要当亡国奴，失去生活的权利。民族灾难引出了浯河岸边的抗日怒潮，抗日动员大会像春雷，震动了景芝镇周围一二十里的村庄，唤醒了千万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百姓心！
抗日动员大会之后，芳稷着手组织军事、政治训练。他将前屯中心小学高年级12岁以上的青少年学生首先编成一个连，接着将前屯村自愿参加的青壮年编成另一个连，“女兵”由玉华、玉温组织单编一个班。军事教员由在济南上高中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牛树禾担任，政治教员由骨干轮流担任。在前屯村外的临时操场上，响起了训练的口号声和抗日救亡的歌声。后屯村有3个在外地上学的富家子弟，被前屯的呐喊声惊醒，找到芳稷要求参加活动。芳稷知道他们吃不得苦，就安排他们办墙报。
正当前屯的军事政治训练热火潮天之际，国民政府也想起“训练民众”了，便每个区派了一名“委员”作监督。派到八区的“委员”是位20来岁的初中生，身穿佩有少尉军衔的军装，戴着白手套，手提“哭丧棒”式的司提克，一副吓人的模样。9月的一天，来到前屯“检阅”。芳稷无奈，只得应付，将青壮连集合起来。“委员”围着青壮连转了一圈，脚踢拳捅，说列队动作不合要求，先来了个“下马威”。芳稷愤然退场，以表抗议。“委员”检阅完毕去了后屯，对那三位富家子弟说，牛某很可能是*********，你们以后不要和他来往。又说，他看中了前屯的一个女学生，要是牛某能“介绍”一下，他可以从轻发落，不到县上告发。芳稷听说后，既愤怒又伤心，国难当头，竟有如此败类！对那位“委员”不理不睬，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幼稚的芳稷，对抗战的长期性、复杂性并不多想，认为还是亲临前线持***杀敌痛快。适逢山东第二路游击队（张步云部）到前屯一带招兵，招兵者把这个游击队的战绩吹得天花乱坠，芳稷、张进等几个小青年心动了，相约报了名。入伍不久，发现这支游击队并不真正抗日，“抗日”只是一个招牌。知道受骗了，呆了3个月后，于年底便相约毅然离开。这是芳稷在抗日道路上第一次碰壁。
1938年1月31日，日寇进占了景芝镇，安下了据点，四处“清乡”。危急关头，为了对付鬼子的“清乡”，芳稷与张进等几个青年，又仓促地“拉”起了20来人***，进行自卫。但队伍太小，离据点太近，很难存身。后经一位熟人介绍，到西南20里外的支盘镇马海秋部入伙抗日。到后才知道，马部是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委任的，名曰二十八大队二中队，队伍成份复杂，“游而不击”，抗日游击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不几日，马某请芳稷给中队讲话，即“亮相表态”。芳稷毫不顾忌，大讲*********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的抗日战绩，侃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感慨，深得士兵们的赞赏，却惹恼了马海秋。第二天，马队中的曹涌涛（曹家郭庄人，为躲“清乡”入马队；1938年6月入山东省抗日军政干校学习，期间入党，10月被派往诸城县委任组织干事，年底任中共诸、胶、高工委代理书记）找到芳稷，赞扬说：“你讲得可真叫痛快！但光图痛快不行，要防备他们呀。”芳稷意识到，还没找着共产党，却先被人视之为共产党了，看来已经有人开始算计我们了。他和几个骨干份子商量，必须另寻出路。在马部一共住了一个月后，一个星月无光的严寒之夜，他们20来人相约拉回前屯，暂时潜伏起来。在抗日道路上，芳稷第二次碰壁。
在马部虽然受挫，却使芳稷意外地认识了三位青年学生，除曹涌涛外，一个是乔志一（原名乔光玺，高密县西注沟村人，1936年加入“民先”，为躲“清乡”入马部，不久离去；1938年6月入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期间入党，结业后任中共诸城县委书记；1940年春“肃托”中被错杀），一个是周建桥（原名周树椿，诸城人；为躲“清乡”入马部，不久随志一离去；1938年6月随志一入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并入党，结业后任诸城县委组织部长；“肃托”中被关押，后逃出离开革命）。1938年3月的一天，志一到前屯村找芳稷，商量自己搞抗日武装的问题。两人一见如故，首先展开了一次小小的论战。芳稷主张先找*********，找到党后再搞武装。志一却认为，当前形势有利，大小军阀互相争夺，不暇旁务；群众对那些名曰“抗日”实则残民的杂顽部队已经十分失望；如果有支真正抗日的队伍，定能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所以应当先拉起队伍，然后派人去找党。芳稷觉得志一的看法正确，最终达成一致，先搞队伍。志一转告周树椿负责伏留村一带的秘密组织动员，芳稷负责前屯一带的组织发展。志一伏留、前屯两头跑，负责联络。
经过多次共同商量奔走，两方各拉起20来人***，最后确定3月末的夜间，在前屯村西松树林会合。并约定，起事之夜，志一不出面，由芳稷主持，队伍暂定名为抗日独立中队，会合后开到景芝东的于戈庄驻防训练，因为那里偏僻，各方土顽武装都不愿去住。同时约定，志一于次日、芳稷于第三日到达于戈庄。起事之夜约11点，两方共40来人枪，如约在前屯西松树林集合。周树椿对芳稷说：“原来咱们商量同意入队的那3个洗手不干的土匪，又联络了几个人入队，不过都未下过水。”芳稷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是按和志一商定的计划办，队伍既然拉起来了，先开到于戈庄再说，遂下令出发。
第三天早晨，还没等芳稷向于戈庄走，前屯方面的带队人于振声和张进就把20来人枪拉回来了。经问于、张才知道，七八个土匪不听约束，喝酒之后公开表示，这支队伍应由他们“当家”。志一率抗日青年更不示弱，理直气壮。僵持之下，土匪们觉得抗日青年不好唬，就讲条件，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事件平息，土匪们走了。据悉，附近的一股土顽部队想“吃掉”抗日独立中队，在很难站住脚的情况下，志一决定，各方暂时拉回原地，分散潜伏，另作他图。
（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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