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祝恺然又调中央商业部，先任干部局工资处处长，后任劳动工资局副局长。一接到调令，他便急于搬家，因为他深知税务总局的宿舍也很紧张，有不少同志正急待安排住房。商业部机关事务处的同志告诉他：“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住房，请过一阶段再搬家。”他说：“什么房都行，面积小，条件差都没关系，一定要搬。”事务处的同志说：“我们现在只有西直门外北礼士路的工棚（建筑工人的临时住房）。”他痛快地说：“可以，有房住就行。”他接着把家搬到工棚里，和商业部的部分职工住在一起半年多。他常说：“现在条件好多了，有房子住就很好了。战争年代天当被地当床，随便找个地方就能睡，照样睡得很香。”他就是这样时刻不忘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上任后，他总是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定，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从不做违背政策和伤害干部职工利益的事。担任副局长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时时处处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从不投机贪利。一次，夫人要趁星期天去商店买毛线，他知道后制止说：“今天不去买，等下 星期再买。”过了几天后又告诉夫人：“上星期六我刚收到国务院通知，从本周星期一开始调高毛线零售价格，所以我才制止你。这是原则问题，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地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1958年7月，祝恺然被委以支黔总领队，率北京财贸系统一大批干部到贵州工作。又是举家搬迁，他只带背褥衣物等，桌椅橱柜以及火炉厨具等一概未带。他对夫人说：“国家还有困难，我们不能因托运这些生活用品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我们需要的东西到贵州后再买就是。”到贵州后，他被任命为省委财贸工作部副部长。为了尽多地掌握第一手资料，正确地指导财贸工作，他牢记毛主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不辞辛苦，深入城市各商店企业和广大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足迹踏遍全省的山山水水。当年冬季，省委财贸部在大方县召开全省财贸工作现场会，推广大方县财贸部门工作成效好的经验。他大讲财贸部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大讲财贸干部职工应抱的态度和应具有的革命精神，对推动全省财贸各部门携手前进，开创财贸工作新局面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针对贵州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的实际，为做好民族贸易工作，他从中央争取到指标，每年给贵州拨白银100万克，加工成银饰品供应少数民族的特需，还把贵州享受“民贸三项照顾”的县由22个扩大到52个，有力地推动了民贸工作的开展。
祝凯然一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不弄虚作假，也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沽名钓誉。他到贵州之初，“三面红旗”刚刚举起，随着“大跃进”的开展，浮夸风愈演愈烈，许多基层干部对“三面红旗”产生怀疑。他通过下乡调查发现后，多次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反映，省领导也很无奈，他则有自己的看法。为了全省财贸工作不致受“左”的影响，在财贸口一次大会上他公开表明了不同看法，说“三面红旗”你愿举哪面就举哪面。语惊四座，与会者会后私下议论：“祝部长真敢讲！”人们以敬佩的心情看待他。殊不知，这也留下了他日后遭受批判的把柄。
“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言而喻，祝恺然揪心撕肺。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严重经济困难，财贸部成了“救命部”，他无奈地被挤进了抓生产救灾的干部大军，负责全省的粮食征购和调运。在那灾荒遍地的岁月，哪里灾情严重，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在深入农村调查时发现，包产到户不仅是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的良方，而且是解放生产力的妙策，便大力支持。1960年，灾荒达到极点，贵州省委却错误地认为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导致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这个错误的报告。当省委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祝恺然不曾推波助澜，而是在其职权范围内扎扎实实地抓群众生活安排，在正安县召开全省粮食工作现场会，推广正安县安排群众生活的经验，向各灾区发放救济粮，以减少浮肿病的发生。他在审定向中央报告的粮油征购情况时，毅然支持部下如实汇报群众的创举包产到户，被国务院“五办”收入《内部资料》，提供给最高层领导人，他深为自豪。为此，在“四清”、“文革”运动中遭受批判，他也没有遗憾，而深以为荣。因为他深知，群众利益至高无上，实事求是乃党员干部的最高原则。
1963年7月，祝恺然任贵州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兼党组书记。上任后，首先迅速明确国营合作商业经营范围，积极开展供销社自营业务。他派工作组到黔西县进行试点，对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二类物资和没有收购任务的三类物资实行议购议销，随行就市，灵活经营，既改善了市场供应，又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老百姓非常满意。二是整顿健全供销合作社，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他根据供销社职工多、设点分散、业务面广的特点，多次深入调查研究，组织精干力量精心准备，自下而上层层召开供销社社员代表大会，健全理事会和监事会。此举既增强了供销社社员的民主监督和管理的主人翁意识，又提高了供销社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供销社的全面工作呈现了崭新的局面。三是突出支农工作。他深知，供销社的工作落脚点在农村，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因此，他始终把支农放在首位。凡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物资，从货源、调运，到储存、分配、供应政策、销售方法，总是亲自检查，即使到县、区检查工作，也从不放过。为便利大宗农业生产资料的中转、运输，他派人到正值修建的黔桂、川黔、滇黔铁路沿线选点，并从省社拨出320万元，在遵义、安顺、都匀、贵阳、谷硐等站，修建了化肥、农药中转站、库，从而减少了货物迂回倒流，省时省费，减轻了农民负担。他还亲自指导帮助建起了地方化肥厂，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黄烟生产是贵州的长项，他也抓住不放，从增加农民收入出发，既抓栽培技术的传授，又抓烟叶复烤厂的扩建，还抓烟叶的调运，有力地支援了卷烟生产。国家三线建设在贵州展开后，他一手抓工矿区的商业网点建设，一手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货源组织供应，努力为三线建设当好后勤。1965年，他到瓮安县永和区供销社蹲点，发现并总结了该社送货下乡的“铁脚板”经验，在全省供销系统大力推广，产生了良好效果。“铁脚板”经验被《大公报》发表，在全国供销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送货下乡的热潮由河南的“一根扁担精神”、北京的“红色背篓精神”，发展成贵州的“铁脚板精神”，成为老经新念的佳话。他还特别重视职业教育，经他多方努力，于1965年建起了贵州省供销合作中等专业学校，为全省供销系统和其他部门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他任财贸部副部长时，即协调解决了影响省商校教学的燥声污染；“文革”中他复职后听说省革委中的军代表要撤销商校，即面见省军委李副主任陈述：“省商校决不能撤，毁了人才培养基地，将后继乏人。”商校得以免灾。后来，商校迁建、扩建，他都费尽了心思，广大师生无不拍手称道。上世纪80年代末，商校已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
祝恺然以自己的崇高人格和朴实作风，赢得了崇高威望。然而，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与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受打击迫害，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遭受了无休止的无端批判，被打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个人存款被冻结，工资停发，每月只给15元生活费；此时他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不仅得不到治疗，而且生活上也得不到照顾，他只有忍气吞声，无奈地遭受长期折磨。正在读初中的一双儿女，也于1968年底被无情地赶往广阔天地练红心去了。但他坚信党的实事求是路线是不会变的；坚信自己的前半生是光明磊落的，是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是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坚信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一日，儿子带着全家人的心愿和营养食品到“五七”干校看望父亲，交谈中倾述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前途的担忧。他平和而严肃地对儿子说：“看来你是长大了，会用自己的眼光看社会、观察国家命运前途了。要知道，人的一生会遇到许多坎坷，要紧的是面对困难不能低头，面对曲折不失信心，一定要坚信明天总会比今天好。”他一向坚持原则，从不随波逐流，也不责怪他人，更不诬陷同志，所以，深得领导者、同事者和部下的同情。他大义凛然、敢于承担责任的无畏精神更让同事和部下佩服：“祝主任敢说敢干敢当，真是好样的。”
1970年2月，无辜的祝恺然被“解放”出来，他被任命为贵州省贸易局局长，不久，改任贵州省商业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憋了五年多的劲头终于像火山一样迸发，他愉快地走马上任。面对被动乱折腾得千疮百孔的财贸战线，他负重奋起，只有加倍努力。然而，被摧残的身体已力不从心，但他仍忘我地工作。一日，他发烧到39.5度，刚吃了药躺在床上发汗，省领导来电话叫他去汇报工作。家人劝阻，他却说：“这点病算啥！”硬是要走，女儿又气又急地说：“你一点也不吸取教训，还这样拚命，运动再来还得整你！”他严肃地说：“这是什么话，我们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与我一起参加革命的9名同志，有7人战死疆场，我作为幸存者，应多为党和人民做贡献，有什么可斤斤计较的呢？‘文革’中受点委屈，比起战友们的付出又算什么呢？”多年的财贸工作实践令他深知，商业工作千头万绪，但焦点难点是猪肉供应，此时贵阳市居民每月连2两肉吃不到。因此，上任伊始，他在抓日常工作的同时，首先从发展生猪抓起，使市场供应情况逐渐有了好转。时光冉荏至1972年，省革委成立以一位省革委副主任为首的贵州省畜牧家禽业发展委员会，祝恺然兼任副主任和办公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他恪尽职守，雷厉风行，便带上几名工作人员来到开阳县蹲点调查，历时一年半。他深入基层与干部群众一起座谈，查找阻碍生猪发展的根本原因，研究探讨生猪发展大计。为了提高人们对发展生猪生产的认识，他组织力量将毛主席、党史央历来关于发展生猪生产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历年有关文章、各省出台的发展生猪的政策汇编成册，印发全省各级组织。他也曾组织开阳县的区、社领导干部到湖南省的养猪先进单位参观学习，以开阔眼界，坚定信心。年底统计，开阳全县生猪存栏达13万头，比上年增长30%多。他根据开阳点上调查掌握的大量事实资料，综合分析后，向省委写出了《关于我省发展生猪生产的请示报告》。在那个“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为民请命难于上青天。他的《报告》引起了省委领导层的争论，焦点是给社员划拨养猪饲料地走的是什么路？生猪奖售政策是什么主义？在省委研究生猪发展的一次会议上，争论仍很激烈，他的意见有被否定的危险。他愤起发言，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从而扭转了局面。会后，一位观点与他相同的省委领导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还是我们的老祝同志行，即席发言，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胜利了，你就代省委起草文件吧！”贵州人民幸甚，省委遂于1973年2月发出第57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养猪业的几项具体政策规定》。这个文件凝聚了祝恺然的全部心思。然而，贯彻执行这个文件，同样遇到很大阻力，部分地、县、社领导干部受“左”的思想束缚，不肯也不敢执行，省委个别持反对态度的领导人公然声称这个文件是错误的，要下级坚持顶住。直到1975年，他因坚决贯彻省委57号文件而被罗织了五大罪状，受到大字报的围攻。他泰然处之，一边上书省委书记，报告事实，陈述己见，请求省委做好各级党委的工作，保证党的政策落到实处；一边深入基点开阳县向各级干部宣传党的政策和省委57号文件，与县委一起制定符合县情的鼓励社员养猪的具体政策。为此，他多次放弃节假日休息，甚至连年夜饭都是在开阳县商业局吃罢后才赶回贵阳。一次，他因糖尿病严重发作住进医院，省食品公司高级工程师程华信前往探视，一见面他就问生猪收购情况，生猪发展有什么问题。程直言相告，仔猪价格下跌，群众不愿养母猪。他即令程通知经理杜忠，明天乘车来见，一起去开阳。程劝他病愈出院后再去，他执意不肯。次日早，杜经理来到医院，他在医生查过房后便与杜一起去开阳调查，找出了症结所在，提出了改进措施，并发现乡间兽医利用中药制剂治疗猪牛流行病的经验，令省食品公司责专人前往总结，向全省推广。又一次，他在深入基层调查时发现，惠水县食品公司生猪库发明的“酵曲粉”发酵饲料效果很好，便利用星期天约同省食品公司分管养猪技术的副经理赵康等5人赶往惠水考察，认为此法简便易学且省燃料，生猪育肥快，应向全省推广。尔后省食品公司将“酵曲粉”制作技术专印成册发至各县，并分两批为各县培训了技术员，提高了全省的科学养猪水平。为了发展养猪事业，他可算是呕心沥血，执著不辍。杜忠在他逝后的悼念文章中说：“凡是涉及发展养猪的事，没有他那么上心的，没有他那么投入的，可谓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他的不懈努力引起了省委书记的重视，1974年，省委在开阳县召开了全省有各地、州、市、县负责人和养猪先进单位、先进个人400多人参加的现场会，会后省委又发了《生猪生产开阳现场会议纪要》，肯定了开阳经验，再次明确要坚决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973）57号文件规定的各项政策；1975年、1976年分别在思南县和惠水县召开了全省养猪工作会，进一步推动了省委57号文件的落实；1978年11月又在贵阳召开了全省畜牧工作会议，区以上党委负责人、养猪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1300多人参加，经过会议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省委（1978）85号文件——《关于加快畜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贵州的畜牧业走上了大发展的道路。综观贵州生猪发展的历程，无不渗透着祝恺然的心血。有人说他具有超前意识；有人说他见解独到，目光深邃；也有人说他辩证法掌握得好。是的，他的思想从不保守，一向保持活跃，特别爱动脑筋。1978年底，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研究调整农村政策时，他根据日常调查，提出应当允许社员私人养牛的意见，引起了争论。遗憾的是多数领导人的思想还不解放，他的先见未被采纳，省委85号文件也就缺了发展私人养牛的政策。次年中央1号文件对此有了明确规定，领导者们对他的独到见解深感佩服。辛勤的汗水终于浇灌出丰硕的成果，贵州城镇居民的猪肉供应量从1970年每人2斤，1978年增加到30斤，令祝恺然欣慰。
在商业厅长任上，他对商办企业的建树也是瞩目的。习水酒厂的崛起无不渗透着他的辛勤汗水，从选厂址、勘察地形、进出厂公路的设计，到筹建小组的配备，他都亲自参与。当他得知关键人物制酒师因历史包袱放不开手脚时，便令有关部门迅速为其查清落实，使这位制酒师放下了背了多年的沉重包袱，心情舒畅、专心致志地投入制酒事业，为酒厂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当年名不见经传的酒坊，已变成蜚声省内外的骨干企业，所产“习水大曲”酒誉满九州。贵州啤酒厂的兴建更富******性，这个历时三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未能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经他点拨很快立项；遇到部门争夺项目时又是他从中协调化解；变更计划、扩大规模的难题也是他主持解决的；“三材”困难，资金困难，甚至有时运输也有困难，还是他帮助一一克服的。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让贵州人喝上了自己生产的啤酒。他的功劳让人们念念不忘，而他总是淡淡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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