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14日，新华社山东分社党支部再次对康宁的问题甄别复议，尽管非常认真，但在那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严重歪曲，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思想严重禁锢的岁月，彻底平反谈何容易。甄别复议报告最后写道：“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康宁在整风中的鸣放和整个阶段，在组织态度上和立场上都犯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在由他主持的一次整风鸣放会议上，对陈雨明（后定为右派分子）攻击分社领导的言论不加反对；对分社领导根据省委指示出发后发出急电要他火速回社；在向右派分子陈雨明开展斗争过程中，数次背地里向该右派分子说了些错误的话，起了阻挠右派分子低头认罪的作用；还违背整风领导小组的意图，为了想搞某一个分社领导人，背地里进行了一些非组织活动。另外，在入党时还隐瞒了参加日伪特务组织这段政治历史。他所犯错误的根源是，从其严重的个人主义出发，对分社领导上存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因而便乘整风的机会，发泄自己的私愤，进行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活动，甚至丧失立场，在右派面前说了些错误的话。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原结论中列举的有些错误事实没有根据，应予否定；原结论中有些原则提得过高，应予改正；因此，原给康宁作的右派分子的结论以及处分是不妥当的，应予取消。为了使康宁同志永远记取自己所犯错误的深刻教训，根据其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本应给予较严厉的处分，但考虑到他在这些年内对错误已有了认识，并在实际行动中有了改正，到东阿县后工作尚好，因此可予从宽处理，党内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行政由14级降为15级。”
令康宁欣慰的是政治生命得以恢复，遗憾的是这次甄别复议很不彻底，仍留了一个大尾巴，两顶帽子的阴影仍缠在身上。他懂得了襟怀坦荡、直言不讳的代价有多么沉重。
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很自然地把他卷入其中，因为他曾经身有瑕疵——五类分子的帽子他戴过两顶，而瑕疵的余波——甄别后留的大尾巴还清晰可见。造反派理所当然地抓住他的“大尾巴”，抄了他家，把他拖进“牛棚”，从此开始了无休止地批斗、体罚，余暇则被迫干那些又脏又重的活，康宁的身心再次受到了莫大摧残。总归是“经验”老到，他懂得该怎么做，他深信，心底无私天地宽，坚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究是会伸张的。所以，不管怎么批斗，他都是坦诚对待，甚至说：“我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不会伤人了，再斗也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了。”他就是这样在那场浩劫中得以苟延余生。但他总是坚持原则，从不歪曲事实胡说八道，更不挟嫌报复于人，因为他已深受无端诽谤之害。
1973年初，“文革”进入尾声，各级党委相继建立，大多数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康宁被任命为聊城地区艺术馆副馆长，不久又改任馆长。也算是“唯才是举”吧，因为康宁胸怀豁达，一向好学，爱好广泛，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年代，博览群书之余，忙里偷闲，涉猎文艺，特别钟爱京剧，不仅会唱，而且拉得一手好京胡，还曾多次登台为人操琴呢。他从不计较职位，只要有用武之地就行，在这个岗位上开心地干了近5年。他在抓好全面工作的同时，亲自动手创作了《新风之歌》和《槽头新曲》两部话剧，到省里参加会演获奖。
粉碎“四人帮”以后，康宁如枯木逢春。1977年8月，他被任命为聊城行署文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改革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恢复了原行政级别，其后，根据党的政策，连续两次为其调整了工资，最后定为行政12级，享受副地级政治生活待遇。1983年12月，为革命奋斗了整整40年的康宁光荣离休。40的的坎坷历程，他不辱使命，不辱门风，不负百姓，不负父兄。在岗位，深得同仁尊重；在社会，深受群众欢迎；在家庭，深受二老和姊妹们垂青。坎坷人生路，康宁不一般，昭昭鸿鹄志，诚意向青天。这首五绝恐怕唯以涵盖康宁一生。
康宁的为人至诚至善。工作上总是身体力行，严细成风，恪守原则，不循私情，不甘后进，雷厉风行。生活上却是随和趋同，从不摆架子，始终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兵；从不附炎趋势，特别关爱百姓；在位时不亢，落难时不卑。他更善广交朋友，且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贫富，只看品行。在他众多的朋友中，不乏“员”字号，更不乏普通百姓。离休在家，几乎天天有朋友纷至，久日不见的老朋友，他即登门探访；即是他躺在病榻上，探视的朋友更是络绎不绝。
1993年7月7日，康宁在病中走完了他72年的坎坷历程，与世长辞。
（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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