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的读书生活，使康宁深刻领略到了家庭贫困之苦，地位低下之难，社会不公之恨，世态炎凉之害。从懂事起，他天天看到的是当“锢炉子”（锔锅碗盆的铁匠）的父亲挑着几十斤重的工具担子早出晚归，走街串巷；纯朴的母亲不停地挪着那缠肿了的小脚，操持繁重家务的同时还要从事副业——做杂面出卖；魁梧率真的哥哥常年在外奔波，搿伙了若干穷兄弟经常进出家门，聪慧灵巧的姐姐们没白没黑地结织发网。全家人如此辛勤才勉强度日。1928年底，他目睹了叛徒王复元带领“捕共队”到他家抓捕哥哥的情形，尽管他少不更事，但他懂得王复元一伙肯定不是好东西。1929年初哥哥出国前对全家人的嘱咐依稀记得，虽然他不太清楚*********是干什么的，也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更不知道苏联在哪里，但他肯定哥哥干的事都是为穷苦百姓的，哥哥要去的地方定是比天堂还要好。
1930年1月，哥哥从苏联寄来的家信落入敌手，家中因此被搜抄，正在县中读书的三姐被抓，致成精神分裂症，这可怕的一幕使他永志不忘。从此，他家的生活大不如前，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当他在学校与同学发生口角时，同学总是以“共产党”来指骂和威胁他，更有甚者骂他是“小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小崽子”。每遇此时，他总是忍气吞声，好像自己有什么过错，但又不知错在哪里，颇不服气。也就是从此，激起了他对社会的仇恨和不满，反抗情绪与日俱增，性格日趋孤僻。尽管这种阶级烙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可这种朴素幼稚的阶级感情驱使他总不愿和那些富家子弟为伍，只愿和那些情投意合的贫苦子弟为伴，苦度时光。受父亲的思想影响，为了改换门庭，改变被人歧视、受人欺侮的社会地位，他一门心思好好读书，立志成才创业。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升入省立第一师范，他之所以报考省立一师，一是此校的声誉好，培养的学生具有真才实学；二是此校不收费，且每月还有5元津贴，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家庭负担。不料，日寇的铁蹄长驱而至，改变了康宁的命运，从此他踏上了漫长坎坷的求生之路。
1938年1月9日，日寇踏进高密城，到处抓捕残害青年学生，烧杀奸掠无所不为。国民党县政府的大小官员早已闻风而逃，不知踪影。回到家中不久的康宁，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在父母的催促下，只好逃到乡间亲戚家暂避，直到稍微平静些了才敢回家。这时的高密大部沦陷，打着抗日旗号的各路武装揭竿而起。蹲在家中的康宁深感不安，偷偷地跑到北乡去找抗日部队，所幸找到了，却很失望。因为这帮队伍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正规部队，而是穿着便衣带着短把***的杂牌武装，更不能容忍的是，当官的都吸鸦片烟。康宁想，这伙人怎么能抗日呢？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土匪！第二天夜里他便偷偷地跑回了家。首次“出师”不利，康宁心里非常懊恼。
宁肯受穷也决不当******，饿死也不去为日伪卖命，这就是康宁的决心，他开始了苦闷的闲居生活。然而，荏苒的煎熬使他内心的痛苦日甚一日，看着年迈力衰的父亲终日拼命挣扎的样子深感愧疚。孝心使然，他帮助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或到“工夫市”去典零工，挣几毛钱补贴家用。这种如坐针毯的日子过了一年多。1939年，日伪在高密的血腥统治更加严密了，特别控制的是那些失学闲居的青年，把他们视为敌对的危险分子。此时的康宁是多么害怕被敌人发现。他深知自家的底细，哥哥是老牌*********；大姐二姐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现去向不明；三姐去年才去了共产党的抗日前线。如果继续闲居在家，必将招致祸秧，况且，他也不忍心让年迈的父母继续养活自己了，他开始寻找求生之门。但是干什么呢？到日伪政权组织中当差那是当******，他坚决反对，也不甘心；当教员，要为日寇推行奴化教育，那是让中国人最伤心的事，他更不情愿。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思。最终想到了铁路，一来铁路上待遇比较高，不仅自己能糊口，还能济家；二来哥哥原来就是铁路工人，故旧和亲戚朋友中干铁路的也不少，可以引进。他决定到铁路上闯一闯。
1939年夏，康宁告别父母去青岛，找到在铁路上当工人的表兄单方太倾吐苦衷。适逢机务段招收擦车夫，表兄转托在机务段管事的同乡张剑青给报了名，条件是高小毕业。他的高小和初中毕业证早已失落，只好借用同学傅惠余的初中毕业证，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从此，傅惠余就成了他的名字。此时的机务段早已为日本人所把持，擦车夫改名“机手”，第一名称“机生”，尽管名称不一，从事的工作却是一样——擦机车上的油泥。因为是第一名，所以待遇也比其他新生略高，日薪大约六七角。上工不久，他和其他新生一道，便学会了对付日本人的工作法——监工来了就干，监工离开就歇。擦车的工作干了一年多，他就开始“看夜火”了，“看夜火”是从擦车到司炉的转折性阶段，必须经过。不久，因为是第一名，且字写得较好，他被调到庶务室工作，先是抄写或刻蜡版，后又帮助会计算账记账，薪水依旧。
在机务段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康宁天天看到的是日本人对中国员工的无端打骂和侮辱，听到的是中国员工对日寇的哀怨和对国民党拱手让河山的无尽哀叹。他那愤恨憎恶的心日益沉重，然而却不敢轻易向人倾吐。
1941年3月27日清晨，横祸飞来，康宁和同舍的李方正、马顺曾被全副武装的日本海******察逮捕了，押上汽车送到海军司令部囚禁场里。这里是关押重犯的场所，问过姓名籍贯后就关起来了，50天后才第一次审问。敌人问康宁和毕玉恭是什么关系，康宁始知是为了毕的事情而被捕的。原来，毕和李、马抗战前同是铁路工人，彼此熟悉，毕去过他们宿舍几次，说自己是抗日游击队派遣到青岛的，希望工友们对他在经济上给些援助。当时有几个人借钱给他，康宁心想，既然自己不能亲身抗日，捐点钱也是应该的，就给了毕两元钱。因为康宁不认识他，也没问毕在哪个部队。谁知毕把借钱捐款的人名都记在小本上，毕被捕后小本上记的八九个人也都被捕了。康宁入狱后第100天又被第二次审问，内容与前次相同，只是因审者易人，加重了恐吓而已。7月31日第三次“过堂”，敌人拿不到证据，无法再审下去，只好警告康宁等人，出狱后要保守狱中所见所闻的秘密，就此全部释放。机务段的日本段长亲自到场把他们领回。（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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