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蕴同志传略:四

Admin 发表于2016-06-18 12:52:48
        1950年,已是14岁的小妹被艾蕴接到开封,入了女子中学读书,家中只剩下母亲孤苦伶仃,只好寄住到康宁家安度晚年。这年8月,河南日报社决定派艾蕴参加中宣部新闻学校研究班为期一年的学习。她惊喜不已,没想到两个孩子的妈妈还能遇上学习深造的机会,真是太荣幸了。吻别刚断奶的儿子,来到中宣部新闻学校研究班,她被任命为班党支部委员和班长,这两个头衔给她增添了无穷的紧张情趣,令她处处率先垂范,协助学校领导和老师圆满地完成全班的学业。学习内容是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既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既学中国革命的理论,又学新闻学专著,兼收文化之功。一年来她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学,理论水平大增,思想面貌大变,业务能力大长,令人刮目相看。
        中宣部新闻学校结业后她回到河南日报社,先后在农村组,财经组任编辑、副组长,与前不同的是,不论采访还是编辑,敏捷自如,速度和质量大幅度提高。她在这里默默耕耘了近五年。1956年5月,她和康宁一起被调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她任记者兼分社党支部组织委员。31岁的艾蕴如日中天,31年的艰难困苦历历在目,她如数家珍般地回忆着家庭、爱情、事业,深感自己的贡献微薄,不足以报效党组织,前面的路还很长,还应当继续努力。嗣后的日子里,她深入农村,串百家门,吃百家饭,说百姓话,联百姓心,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做了大量如实的报道,其中她与康宁共同写就的《胶东之行》被新华社《内参选编》刊发,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重视,受到新华社的表彰。令她最难忘的是1958年4月,被日本军国主义抓去做劳工、后逃进深山穴居13年的刘连仁回国,轰动全国,震惊世界。新华社指令山东分社跟踪报道,山东分社决定由刘连仁的同乡康宁夫妇执行。与高密县委研究后,康宁随去天津迎接的县委负责人作前期报道,艾蕴随在高密的县委领导作后续安排。在那半个月里紧张异常,她既是记者,又是县委的参谋,经常骑自行车穿梭在县城到草泊村(刘连仁家)的50里乡村路上,白天目睹事件过程,采访当事人,晚上闭门写稿子,写好后到县委用摇把电话传到北京新华社,真可谓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及时准确的报道,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同日本岸信介集团的斗争,受到新华社的通报表彰。夫妇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舞台上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她也体验到了“不平凡的人”之滋味。
        1958年底,急剧变幻的政治风云令艾蕴一头雾水,整风补课运动中,同舟共济的爱人康宁先是被打成右派,继之以历史瑕疵被“双开”,送劳教所劳动教养。一个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青年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右派?一个革命家庭出身的苦孩子怎么能会*********?艾蕴如坠雾海,百思不得其解。接着,党组织找她谈话,令她与丈夫划清界限(即离婚)。她当即正言道:“康宁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绝不是敌我矛盾。”结果,党组织以她“坚持错误立场,不愿与反动分子划清界限”为由,于1959年4月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行政降一级的处分。艾蕴一脸无奈,只有违心地接受,对丈夫仍是忠贞不渝。她带领孩子去王村劳教所看望正在被迫接受教养的康宁,相互倾吐了莫名的冤情,追忆了曲折的人生之路,认为挫折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动力,坚信党是英明伟大的,终究会实事求是的。1961年4月28日,党组织恢复了艾蕴的党员权利;1962年7月7日,党组织为艾蕴甄别,取消原处分,恢复原级别。然而,留下的阴影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
        1961年10月,省委决定从省直机关抽调得力干部支援多灾落后的北三区,艾蕴毅然报名。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儿子才6岁,丈夫仍在劳教中,这些全然不在话下。她只觉得*********员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比起灾区群众的困苦,自身的困难微不足道,她要用实际行动经受党组织的考验。办妥调动手续,举家从省城迁到了东阿县城,她这个15级干部被任命为县人委办公室主任,不久,县委领导惜其文才,任命她为县委办公室主管文字工作的副主任,她驾轻就熟,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了担负的任务。期间,1962年11月,省公安厅作出决定,对康宁撤销历史*********分子的结论和劳动教养的处分;1963年5月,省委统战部批准,摘掉康宁的右派分子帽子,工资待遇确定为行政19级,到东阿县任县文教局教研究副主任,荏苒至1966年1月才恢复党员权利,给了个党内撤销职务、行政由14级降为15级的处分。尽管她和丈夫的名权利都受到了挫折,但他们从不计较,从不申诉,每次都是由党组织主动解决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党和母亲一样永远是伟大的,即使是一时错怪,孩子也不应计较。
        文化大革命暴发后,艾蕴被理所当然地打入“一小撮”,因为她一向紧跟县委的部署,县委领导人的讲话稿多出自她手,还因为她的丈夫曾被打成“五类分子”,她只有坦然地接受那无数次的批斗,这时她最后的小儿子只有3岁,但她心里经纬分明,她毕竟是经过战火考验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
        1972年底,各级党组织陆续恢复,艾蕴被任命为东阿县工业局副局长。1973年6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艾蕴终于沐浴了党的温暖,被任用了与其级别相吻合的职位,先是被任命为聊城地区“五七”干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75年5月调任聊城地区技工学校副校长兼党支部委员;1981年10月又调任聊城行署出版办公室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1983年底光荣离休,至1990年,根据党的政策,其工资级别调整为行政13级,享受地专级政治生活待遇。丈夫康宁也于1973年安排了相应职务,1979年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原级别,工作得到了妥善安排,1983年底光荣离休,1990年其工资级别调整为行政12级。夫妇晚年沉浸在天伦之乐的幸福中。不幸的是,1993年7月,与她相爱相亲、相濡以沫的丈夫突然病逝,令她陷入长时间的无限悲痛中。在她的心目中,康宁既是伴侣,又是兄长;既是同志,更是做人的榜样。
        悠悠岁月催人老,荡荡胸怀纳事长。饱经大半生坎坷,已届耄耋之年的艾蕴,精神矍铄,思维敏捷,风韵依旧,谈笑风生,仍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面对笔者的采访,她抚今追夕,感慨万千,叹道:“人生苦短,能做的事毕竟有限,千万别为名权利所累。名当为国求,权当为公用,利当为民谋,*********员应该是永远的先锋。顺境固然可喜,应倍加珍惜,自警自策;逆境依然可嘉,更当发奋图强,自重自勉。”寥寥数语,堪为至理名言。
        (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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