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艾蕴11岁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正值盛年的父亲不幸染病去世，塌天大祸把这个温暖小家彻底打破，年轻的母亲抱着才四个月大的小妹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的艾蕴只得辍学回家，天天以泪洗面，陪伴母亲。从此，家中生活每况愈下，原有的微薄积蓄很快用光，母女三人只得四处流浪，最后回到高密老家，寄住在姨母家。略懂世故的艾蕴，平时学刺绣，年关即帮助姨夫写春联卖，闲暇便信手拿起姨夫的《儿女英雄传》等剑侠小说翻看，以至入迷。这些她从未见过的小说，对她影响极深，幼小的心灵里立志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希望自己能快些长大。受小说的影响，她的性格变得好动，常常模仿侠客的动作伸胳膊伸腿练武艺，见有栓在桩上的驴马便解缰练骑，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她的举动深深刻在母亲的心里。
在那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寄居姨母家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姨母家也是穷苦出身，怎能容得了母女三人坐吃山空。母亲和姨母、姨夫商量后便决定卖掉父亲的遗产——四五亩地的大半，回青岛度日。时在1938年春，日寇的铁蹄已踏进高密，到处烧杀抢掠，兵荒马乱的时局，逼迫母女仨逃回了青岛。
回到青岛后，母亲把年仅两岁的小妹送进救济院，便和艾蕴一起进了四方银月纱厂打工。在纱厂，每天干十多个小时的活，这对一个不满13岁的小女孩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即是这样拼命地干，一天才挣几毛钱。艾蕴初次领略了工人的苦楚，当她看到自己的同学大多不愁吃穿，无忧无虑地读书，而自己却早早失学，天天为生计疲于奔命时，内心激荡起莫名的愤恨不平和羡慕之情，她默默地向天发问：你为什么不公，给了我这样一个苦命？我也要读书，将来做大事业！在纱厂里苦熬了不足一年，她终于按捺不住，向母亲倾吐了心声。母亲很支持女儿的志向，决然共同辞工。为了女儿上学，母亲变卖了父亲的遗物，自己受雇于人做家庭服务。在艾蕴心目中，母亲是无比伟大的，仁慈宽容，好强不屈，宁可含辛茹苦，决不弯腰低头。母亲常对艾蕴说：“你父亲不在了，咱家的日子艰难些，但咱要有骨气，堂堂正正做人，决不能被人看不起。”母亲的优秀品格，对年幼的艾蕴影响至深。
1939年春，艾蕴如愿以偿地考入青岛圣功女子中学，因为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免收学费，再者教会拒绝日寇的奴化教育，艾蕴的家庭条件只能允许她进这类学校。艾蕴牢记母亲的教诲，学习异常发奋，以至课程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语数外各科成绩总是优秀，一直到毕业。本想升高中继续学业，可沉重的家庭负担如泰山压顶，被迫失学。她无奈地在心里发问，为什么想读书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却又不肯好好读书？答案当然是她难以做出的，她只有暗自垂泪，另谋生路。
在那日寇横行的年代，本分的中国人到处受歧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要谋得一份能养家糊口的职业谈何容易。去当“花瓶”干伤风败俗的事，有辱族宗，玷污门风，她决然不肯。严酷的社会现实，彻底打破了她童年的鸿鹄梦幻，她彷徨、犹豫、失望，感到亡国奴的人生无味，不如一死了之，但又舍不得母亲，怕给母亲再添悲伤。她就是在这两难的境地中苦熬了将近一年。为了解脱苦闷，与小说结缘，先是看张恨水的《爱情三部曲》，后来就看《水浒》、《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等古典，也看巴金的《家》、《春》、《秋》，以及翻译的外国小说。正在她穷困潦倒之际，沾有亲戚关系的傅蕴生（即康宁，时在青岛机务段当擦车夫）来到面前，向她介绍了一些进步书籍，有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夜店》和鲁迅的《阿Q正传》、《朝花夕拾》、《二心集》、《呐喊》等。在细读这些书籍的同时，她也仔细观察康宁，从多次的接触中她发现康宁与众不同，为人正直，胸怀坦荡，刚毅果断，思想向上。同时深为康宁的革命家庭而骄傲，决定以身相许，誓与康宁同生死，共患难。康宁给了她无穷的力量。当康宁被日寇逮捕后，她焦急万分，日不思食，夜不安寐，大有与康宁同归之慨。康宁出狱后，她如释重负，宛如枯木逢春。康宁还介绍鲁中区抗日根据地派驻青岛做地下工作的翟梓春与她相见，并把她家作为翟的一个落脚点。从此，她亲身接触了“革命”，*********、八路军在敌后坚持英勇抗战的消息，令她十分鼓舞，初步懂得了共产党、八路军和穷苦人一条心，是爱护穷苦人的，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受翟梓椿的点拨，她懂得了如何在逆境中生存的道理，彻悟了忍辱负重、以曲求伸的哲理，从此，精神大振，鼓起了向生活挑战的勇气，决心挺直腰杆向前闯。（鞠维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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