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综合牧场以后，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经历了我从来没经历过的事情。
我来厂，正遇上和市奶牛厂分家，分给综合牧场的，除现有的项目以外，还有江心岛奶牛队，十二号打鱼队，还有别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两厂分家以后，领导关系需要重新建立，由道里区转到平房区，人员分配也需要重新调整。
前任留下的厂级干部，只有于世德、梁玉忠二位。于世德是从果树厂调来的副厂长，刚来不久，情况不熟，主要管农业生产。梁玉忠是市房地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兼局长，因犯错误下放到厂，任副厂长，只管后勤、职工生活。
我任书记兼厂长，厂子的一切大事，都由我主持。我刚来对厂的情况又不熟悉，在我面前摆着四件大事，需要我去处理，这四件大事是：两厂分家，人事方面的安排；一百名临时工的处理；部分职工要求退厂，这是最棘手的事；省市监委派人检查杨德洪事件。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一直忙于这四件事上。闹退场的，经说服无效的允许退场，有三十五六户退出去了，单组了一个小队，后来人称小七队，归前进大队。省市检查组在厂工作了五个月，彻底查清了杨德洪等领导人的违法乱纪问题，进行了处理。一百多名盲流，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不愿回家的，就到万家水田农场去工作。
到了下半年，我就开始整顿厂子。先整顿产品销售方面的混乱现象，取消了白条子付货，领导干部不准私自批条，所有产品全部交给国家。领导批条先到供销开发票、交款、然后取货。这样就把产品管住了。
我到队里把过去批的白条子收上来，组织要帐小组，凡是能找到单位或个人的，就去要钱。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要回几万块钱。
我看这个中层班子，运转不灵，就整顿班子，精简人员，充实基层，中层的各股全部撤销，有的人到队里当队长，有的到下边去劳动，整个办公室只留下十八人。
为了禁止吃喝风，我撤销了小食堂，让所有人员都到大食堂吃饭。又规定一般不招待客人，市、局领导人来厂，不超过四个菜，成本核算，按数付钱粮。
当时我厂有个粮食部，负责买卖粮。群众反映他们不少问题，经核实后我把他们全换掉了，调进二名干部，一名供销员，这样就把这个小单位管住了。
我把班子调整了，各队干部和厂部机关能听指挥了，各个漏洞堵住了，就开始抓恢复生产。
我厂是牧业为主的厂子，我就先抓牧、农两项。
牧业三个队，奶牛都给了半拉城子奶牛场，我厂只留下两组，一共才二十头。种猪也只有四十多头，成鸡四千余只。这些东西太少了，想扩大，又没有资金。
一九六二年至六三年夏季，厂子又经历了一场风波。
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杨德洪事件，市有关领导受到批评，就要撤掉这个厂，象种猪厂那样，把牛给市奶牛场，猪鸡给成高子种猪场。两个农田队回人民公社，厂部留下五十垧地，给农研所。这样，这个厂子就不存在了。市政府给省政府打的报告，已批下来，我也看到了，李晓白局长来厂，召开职工大会，宣布要解散厂子。
我从省里开会回来，全厂干部、职工都来问我该怎么办？我思考了很久，如果撤销了厂子，不但经济上要损失很大，一百多名干部和职工，往哪儿安排，这些问题领导没考虑好，我作为这个厂的书记不能不考虑。
综合牧场撤与不撤，涉及到厂子的存亡问题，也涉及到三百多户职工的职业和生活问题。
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撤为好。我就下定决心顶住，一面动员职工大干，把厂子的各项生产搞起来，把停工了两年的砖厂恢复生产，酒厂也恢复生产，让两个农田队多种些春夏菜，提前有收入，这样解决开支的困难。
在这个困难时期，职工更团结了，干劲也起来了，他们说：只要厂子不黄，不开支也没问题，只要有饭吃，我们就干。
市长催局长，局长就来找我谈，叫我撤掉厂子，我就坚决不同意，说明我的看法和理由。几位局长轮流找我，我就是坚决不同意，一拖再拖，直到六三年夏季，省里开计划会，我去参加会议，在这个会上，我几次找领导同志说明情况和理由，他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不撤掉厂子，纳入农垦口的计划，至此，保住了这个厂。
自一九六二年至六四年，这三年里，我在综合牧场担任书记，不但保住了厂子，还发展了厂子的生产，经济也搞活了，营业收入增加，扭转了亏损，还有了少量的盈利。我还为职工建了自来水，再也不用摇轱辘把吃水了。粮食生产大大提高了，土地减少了七八十垧，可是粮食产量有二十八万斤增到六十多万斤，奶牛、猪、鸡也有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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