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四月份，我向后勤部（原供给部）政委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说：我是在抗大政治队学习的，学的是政治工作，应该分配我去做政治工作。魏政委说：那好啊，咱们就缺政治干部，那你就到二所任副指导员吧。我答应了，当天就去上班。从此我做起了政治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我到修养二所后，才知道二所是十旅到东北后改为二纵队五师的医院第二休养所。
我到任后，才知道医院院长是丁志辉同志，她是很有威望的老大姐，副院长是一位技术很高的老军医。一九四一年我受伤住院，就是他给做的手术才得救的。教导员顾锡乃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政治工作干部。我们的所长是谢海萍同志，和我们的关系都很好。
我到二所工作，多亏指导员常文轩同志，我们过去在一个连队工作过，当时他是我们连的文书，我是班长，他走后，我接替了他的工作。我刚做政治工作，没有经验，全靠常文轩同志的带领和帮助。
我担任病房伤病员的组织工作，伤员的管理教育、护理工作，每天活动在伤病员中。
当时，部队的成份也很复杂，有些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有些伪满时期的伪军、警、宪、特也进了我军，他们虽然成了解放军的指战员，但是他们的旧思想、旧作风很难改掉，有些人负伤到了后方，时常有人犯军纪，我就得时常管束他们。他们时常赌博、宿娼，或者到戏院、电影院闹事。为了不让他们违反纪律，我就得经常去检查病室，每天晚上检查一遍，看他们全都睡下了，我才回来休息。
我在二所工作了五个月，到八月份，医训队成立，没有指导员，就把我调取任指导员。
这是新单位，没有基础，没有资金，没有骨干。开始接手这个新单位时，是卫生部给了我五个人，一名司务长、两名炊事员，两名通讯员。我就带着这五个人接受了建队的任务。
这些学员都是新的，有的是招收的青年学生，有些是从部队选调来的战士，都有一定的文化。
我把六十多名学员，编成六个班，男生五个班，女生一个班。
早晨我领着学员出操，早饭后给他们上课，讲革命道理，下午参加他们的讨论。晚上点名讲评。他们熄灯后，我还得准备第二天的课，一天到晚忙得不行。一个月以后，从部队掉了一批骨干，一位队长高一同志，一位管理员黄廷栋同志，一位教育干事苏民同志，二位排长任毅，还有几位班长：李凤先、霍福贵、王由生，袁学义、李如密等，女生班长常迎春。
我们第一个月是政治学习，建立制度。做学习的准备工作。第二个月才开业务课。业务课开始就学习英文字母，然后学解剖学、护理学、药物学、战地救护等知识。
业务课开始后，我的工作就少了些，我就重点放在组织学习和改善生活上。
一九四七年二、三月份，我离开医训队，到卫生部当指导员，我去了不久，就出发打夏季攻势。
我任卫生部指导员四个月，经过一个战役，又调到师直二科当统计干事。这里的工作很清闲，每月统计一次师直单位的党团员的变动情况，一个月的工作，两三天就统计完了，其余的时间，就用来学习。
这项工作只干了四个月，到四七年末，彰武战斗以后，我被调到炮兵营担任五连指导员。
这个连全是彰武战斗中的胜利品和战俘组建起来的，比医训队还要难带。后来补充了一个排的老战士和翻身农民，才有了骨干。
我在这个连工作了十个月，到打完锦州，把这个连编到几个老连队去了，四个炮兵班的人都到四连去了，我也到四连工作，担任四连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这是个老连队，锦州战斗伤亡过大，连长、副连长、指导员都受伤了，副指导员得病也下去休养了，把三连副连长刘宪岐同志调去代理连长，我任指导员。
我到任的当天下午，部队就出发去打辽西追击战。我们连当时的状态，根本不能打仗。我们在沈阳解放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抓紧时间训练军队使用跑的技术，经过这次训练，连队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了。
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我们又进军平津，参加平津战役。在攻克天津时，我们四连配合三四六团作战，用了一天半时间，攻克了天津。
平津战役后，我们驻在采育镇休整了几个月，对部队进行了政治训练，动员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一九四九年四月，火车开向南方，我带着跑四连南下，经过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整整走了一年，直至大陆解放。
一九五零年的上半年，我离开了四连到营部当了保卫干事。时间不久，我就离开炮兵营，到师后去工作。
我自一九四六年四月到一九五零年五月，这是解放战争的整个时间，也是我做政治指导员和干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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