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二年的复查仍维持原结论不变 1975年秋天，经过我十多年的口头书面申诉、终于挂上号。铁道兵政治部保卫部把我的问题的复查纳入了日程。从1974到1975年，对我的申诉进行了复查。他们派出沈红升二人，到全国各地找了知情者复查，对证原结说中我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都存不存在？复查结果，除个别事实有变动（如410期报是崔政委同意不收回）外，其它事情都存在，只是上纲高了一些。所以维持原结论不变。
我历次申诉都承认结论中的大部分事实，但认为这些事实构不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这次复查，仍用左的观点，不加分析地，凡是有这么件事，又管这件事的性质是否是政治错误。一律认为原结论是对的。就是上纲高了一点。既然上刚高了，就应降下来。降下来，问题的性质也就应变了，不是敌我矛盾了。
可是当时的全国大的政治气候，还是四人帮统治下的极左思潮，对反右派运动是持肯定的观点。铁道兵政治部保卫部也确有难处，正如曾经主办过我的申诉的张敏科长向我坦诚税过的一席话。他说：“你的问题，暂时只能到这一步。你不能彻底否认几个问题。结论就无法改变，如果改变了，铁道兵党委就错了，你的官不大不小，要经总政审批。要总政审批，就需要铁道兵党委写出检讨报告。在当前.的形势下，铁道兵党委那位能承担这个责任、写出检讨报告？”
我心不甘继续申诉 虽然复查结果使我大失所望。但我仍然不甘心罢休。我找到机会就进京上访和上书。对於复查结果，我又写出书面申诉：
铁道兵政治部并铁道兵党委：
对于我申诉的‘复查情况和复查结论’保卫部申、唐二位同志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和十月八日两次向我口头讲过。我也口头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并写了一分申明意见的书面材料，呈报党委和崔田民政委。十一月二十一日，保卫部范、唐二同志又把‘复查情况’和致东方红林业局党委信的书面材料交我看过。
我对政治部首长和保卫部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我的问题，在百忙中抽时间核实研究，并对查出有出入的地方做了更正，深表感谢。
对于‘复查情况’，在很多关键问题上，我还有意见。我在这之前呈上的书面材料也谈了，恳请党委对那份材料进行审查。看过‘复查情况’以后，我总的意见是：新的‘复查情况’仍然是列举了我的一些错误言行。这些言行，凡是我说过做过的，我都承认。问题的焦点在于：这些言行能不能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罪行？我认为不能构成。因为其中很多是正常业务工作中的意见，和对某个领导作风上的意见。新的‘复查情况’没有根据我的历次申诉，弄清这些言行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逐条分析，加以甄别。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反映实际。对于我的这些言行，不加分析的罗列起来，并以此做出“维持原来的处理和结论”的结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符合党的政策。对于新的“复查情况”
所列举的我的言行，除我在历次申诉中说明的理由以外，再申诉如下：
一、攻击党的政治运动
1、“三反过火了”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这话。这是强加于我的。相反，我1952
年3月28日写的日记，对三反运动成绩和伟大意义是绝对肯定的。现摘抄如下：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已经结束了。这次运动深深地教育了我。……我们给资产阶级一个反击，从内部和外部打退他们的进攻。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些人掉队了，这是必然的，不然革命就不能前进。我们的革命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不能为了照顾那些所谓的老资格而破坏了党的纪律。坚决把脱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纯洁我们的队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
2、“在一起闲谈时，王学俭讲过：三反办公室每天向部队要老虎数字，以及斗吴大中、孔庆智的情况，他说：群众真历害。对吴、孔被斗有温情主义情绪。”这是新增加的一条证言，这段证言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反映不出我有错误，能说明我是攻击三反吗？根本不能。即是我有温情主义，也不等于我攻击三反，更不能扣上“攻击党的政治这动”的大帽子。
3、“肃反对象不是入法院就是入医院”经调查改成“肃反不入法院也要住医院，”这一改意思是不一样了，但仍然做为攻击肃反运动的一个事例，我是不同意的。证明人也证明说：“当时，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运动中有两类人物，一是积极分子，一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是要进法院的，而积极分子在运动中累垮了，因此也就住医院。”我在申诉中也说过，这句话是王集成副政委讲到肃反运动紧张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仅仅复述一下，怎么就构成攻击肃反运动的罪行呢？
4、“肃反运动闹得人人自危。”证明人说：王在支委会上说，批判这些糊涂认识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不要像肃反那样，搞得连自己也不敢保，闹得人人自危。这话我确实说过，我是指在肃反中出现的那些过左的作法，如普遍抄家，不做细致的调查，无据据的怀疑，甚至搞逼供信。我指出肃反中工作方法上的偏差，绝不等于否定和攻击肃反运动。整体上说，我对肃反运动是拥护的，肯定的。我给王嗜学的信中，要他正确全面看肃反的意义，不要为个别问题背包袄，就可证明。我说这话是在支委会上，就整风反右的工作方式方法发言时，联系到肃反时出现的现象和某些不当的方式方法。这不是在群众大会上，就肃反运动发表攻击言论。因此，不能把我说的一句不当的话，就上纲为攻击政治运动。
5、辱骂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积极混子。出风头，赶浪头，比什么都坏。这是断章取义。我在支委会上说的原话是：政治部有些积极分子是赶浪头，出风头。有积极分子，也有积极混子，积极混子比什么都坏。每次这动都有一帮人赶浪头，这是一种投机，是积极混子。当然有些人是真正为党为人民，心地善良，这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对赶浪头的人要适当批判。这次复查的证言中也证明，王学俭在报社会上讲过，有积极分子，也有积极混子。我看积极混子比什从都坏。
以上都说明，我不是辱骂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是积极混子。我明明讲的是“有些人”是“积极混子。”
新调查证言中说：“积极混子一类的话，1956年1957年在南平时，王学俭在支委会上就讲过，可见不是特指那一个人，而是对肃反这动不满。”这种武断的推论，作为证言来说，是不能成立的。我个人出身历史请白，在肃反中没有被审查过。我还是领导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是领导运动的积极分子，我不可能对肃反运动不满。在运动中对某人某问题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绝不能由此而说我对肃反不满。我的原话，明明讲的是“有些人”是积极混子，“有些人”是真正为党为人民、心地善良，这是真正的积极分子。这怎么能上纲为“辱骂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积极混子呢？”在复查中仍坚持原来的观点，是不应该的。
二、诬蔑铁道兵对知识分子有宗派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历史问题不客观，因之对有历史问题的人处理离队大为不满。
我对铁道兵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发表意见时，首先肯定成绩，然后谈缺点。我说1、有很大成绩，主要是留下了大批技术干部。我们这里有大批优秀的技术干部。但对他们政治上的关心不够，只是迁就。2、对知识分子工作上的缺点，主要是宗派主义情绪，信任不够。过去说人家为人民币服务，我在谈缺点时，由于对陈力副主任对报社指责的多而有些意见，发言时感情偏激，举例不当，有偏面认识，说了错话。但这不能上纲为：诬蔑铁道兵的知识分子政策。更谈不上“大为”不满。我只是对铁道兵（具体说是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工作有些意见。把这条也做为定我为右派分子的依据，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关于“统战部和嫡系”的话我是说了，这是错误的。我说这话的真实思想是：我对陈力副主任处理报社工作上有意见。认为他对报社不重视，报社人员编制不合理，他不给解决。把老编辑都调走了，给配些年轻的新手，党员又少，编、采工作均有困难。他又批评报社尽是些娃娃办不好报。运动来了，报社又是重点。因而在谈知识分子工作时，就对陈力副主任有意见，感情冲动，就说了“好像组织部、保卫部是嫡系，宣传文化部是统战部。”等错话。我这种说法、比法都是错误的，不利于团结。我毕竟指的是局部工作，个别领导，不应按敌我矛盾定罪。
关于“对报社人员不是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而是采取拉拢、纵容的方法，散布不满情绪，建立私人感情和个人威信，把报社变成以王学俭为首的、公开与党和领导对抗的小集团。”对这个问题，“复查情况”认为“把王学俭原则性差，对下级要求不严，放任迁就，拉拉扯扯等错误，说成：把报社变成以王学俭为首的公开与党和领导对抗的小集团，我们认为，上纲高了一些。”
我认为，说我原则性差，对下级要求不严，是有的。但拉拉扯扯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说我和刘涤凡有吃吃喝喝现象。也是把正常的同志关系，说成是非正常的。因为刘涤凡是党的小组长，有些事和他单独商谈也是正常的。“复查情况”中说“这一部分上纲高了一些。”我认为，不仅是“上纲高了一些”而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三反对党对报社的领导。利用党报向部队放毒。
关于“反对党对报社的领导”问题。这是颠倒了是非，强加于我的罪名。
我根本没有反对党对报社的领导。相反的，我的一系列发言，都是要求加强党的领导，不谨要求加强政治领导，还要求加强实际的业务领导。原结论中所列举的事实，只能说明我要求加强领导，不能说明我反对党的领导。如：“党委不重视报社，用起来就抓一把。”我这个意见，和在总政宣传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都说明我不仅不是反对党委和首长对报社的领导，而是认为党委和首长对报社领导的不够。
“要政治部主任到报社编两期报，体验体验生活。”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这不就是要求加强领导吗？怎么会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反对党对报社的领导。“认为报社不应属政治部领导，要求直属党委领导。”我这种设想，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是不现实的。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虑呢？因为当时报社是政治部宣传部的一个科，党委的很多指示文件，由于编制级别限制，报社发不到，看不到。所以我曾考虑，既然报纸是党委的机关报，由党委直管报社，不是更方便吗。有这种设想，是为了争取党委更好的领导。能否行通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反对党对报社的领导。
经过这次复查，对这一条仍然承认并维护原结论的说法和观点，做为我的一条重要罪状。
关于党委应加强对报纸的领导问题，毛主席历来是重视的。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说：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也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见五卷479页）毛主席在1957年7月7日“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又说：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利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看五分报纸，以资此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利物。（见五卷463页）
毛主席指出的上述情况，在当时的铁道兵党委也是存在的。如果当时主管铁道兵报的政治部副主任陈力同志，能够按毛主席指示，加强对铁道兵报的领导，报纸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错误。我在整风期间提出请党委加强对报纸的领导，批评党委不重视报纸的意见，其出发点和自的都是为了搞好党报工作。绝不是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引用我要求党委加强对报纸领导的言行，引用我批评党委成员陈力主任不关心报纸的言行，得出我反对党对报纸领导的结论，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解释的。
关于“利用党报向部队放毒”问题。关于铁道兵报在1956年下半年犯的错误问题，白纸黑字，事实均在。是容易评价的。我在历次的申诉中，都承认我有严重错误。但是，原结论把一切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做为定我为右派的重要根据。这是不公平的。原结论的观点是我篡改了铁道兵报的办报方向。好像我可以随心所欲制定报纸方针。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以肯定的说：报纸方针是党委定的，我只是执行者，这次复查，只承认：410期社论发表后领导让王学俭收回，“王拒不收回”分量重了点，经查明是崔政委同意他不收回。其他理由均不成立。但是对我提出的410期社论是经陈力副主任指示我写的并经他莶字才发表的。复查材料未加肯定，也未加否定。不知为什么不表态。关于410期社论和同期头条：“铁道兵党委向中央的检讨报告”这是陈力副主任命令我办的。陈力同志近年来多次向我说过：报纸错误他负主要责任。不知为何这次复查，对此只字来提。为此，我再重复申明情况和理由如下：
1956年下半年，铁道兵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导的方针，是铁道兵党委和政治部制定的方针。410期头条发表的“铁道兵党委向中央的检讨报告”，和社论“机关首长请为士兵多着想”，都是经陈力副主任指示并审阅签发的。按当时的规定，报纸重要文章和社论，都要事先送领导审阅签发。如果当时认为是错误的，也不可能同意印刷和发行。（可以肯定的说，报纸这一方针，当时并不错。只是到了反右派时，人们才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重新观察，凡是揭露批评领导工作缺点的文章，都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框来套。（这句话是我打字时想到加上的。2002年12月25日）因此“复查情况”中仍然说：王学俭使党报的政治方向一度右转，而且领导发现，他还拒抗。这不符历史真实。
1956年之前，有一文件“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编委会向中央的报告”这一文件对当时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导和‘两百’方针都提出新的支持的精神。另外，总政治部也有提倡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导的指示。因此铁道兵报在这一时期开展批评报导，既有党委指示为根据，又有中央和总政的指示文件为根据。说我使报纸的政治方向一度右转是强加于人的。
对于我写的“关于铁道兵报的简单总结和今后改进意见”一文，陈副主任签字为：此件当作报社向党委的报告是可以的。但暂不能上报下达，待党委批准后才行，有待崔政委返回后再决定。‘复查情况’认为，这个报告党委没有研究，崔政委没有批，按它办报是不妥当的。我认为这个结论不对。陈主任批语中说：待党委批准后才行，有待崔政委返回后再决定，指的是：上报下达问题。就是说，这个报告要上报总政下达各师团，必等崔政回来批准后才行。不是指报告内容，对报告内容，陈副主任倒是认为‘是可的’，并没有批示内容不妥不能执行。事实上，此后出版的报纸，都是按这个报告内容办的。每篇重要文章，每期大样，都是经陈副主任审阅批准的。我仍然认为：报纸1956中开展批评报导的方针是经党委领导批准的。当时谁也没有说有方向错误，而到1957年反右时，拿出来按反右的观点，把错误强加我身上，是不公平的。
原结论和‘复查情况’证言中均提到我在1956年写410期社论前后，曾说过：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整。并派记者到后勤部，工程部搜集缺点，准备登报。经复查，对说“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整”的时间，做了更正。这都属实。但把我这一言行仍然算做一条罪状是说不通的。原结论把“要一个一个部门整”的时间说成是在崔政委指示之后。这显然是把我说成有意抗拒领导。经复查，证明时间是颠倒了。抗拒领导的罪名当然不存在了。当时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就必然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搜集材料和揭发批评。这是工作方法向题，丝毫也不会含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意思。把它算做我反党罪行是没有理由的。
“复查情况”中提到：1957年呜放反右阶段，有关呜放的问题，上级指示不让登报，领导给王学俭传达，王坚持要登报。这是此次复查新增加的一条新罪状。实际情况是，呜放初期，中央没有指示，我和领导都不知这该不该在报上登呜放材料。于是领导叫我们提出个意见。我起草了一份“关于整风报导的几点意见，”经宣传部长赵工同志亲自修改，并签字：同意报党委讨论。在这之前，登过几篇工资待迂方面的稿子。问题明确之后，就不再登呜放的稿子了。我并设有‘坚持要登’。
根据以上申诉情况，认为这个时期铁道兵报的错误责任全在我，而领导责任只字未提。而“复查情况”中说：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报纸的错误，是王学俭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大暴露，他要负主要责任。毛主席说：有些错误是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的责备下级。［见五卷424页］我在执行上级指示中犯的错误，只能负执行责任，不能负主要责任。
关于“将410期报寄给人民大学新闻系王嗜学，要其在学校搜集意见，企图进一步向党进攻”问题。“复查材料”又肯定了这个事实。这封信已在案，不应挑出一句话，就无限上纲。应听听我的陈述：王嗜学是报社的编辑，考进人大新闻系学习。他给我来信，提出审查他历史问题的意见。并要求保留原薪学习毕业后仍回部队工作。我给他回信，要他正确认识肃反的意义，不要为个别问题背包袱，同时表示，他毕业后回报社工作，我同意，但我无权决定。要请示领导。这时，正值对410期社论的争论问题，我想不通。感到办报真难，不在报上开展批评吧，陈副主任发卑气叫仃刊。在报上开展批评吧，李寿轩副司令员又叫把报纸收回耒。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我想王嗜学在人大学新闻，会知道中央有关在报上开展批评的政策。410期社论到底有啥问题，他可能对照中央方针看出来。所以就寄去一分，并叫他把他和他同学的意见告我。他没有回信提出啥看法，我也无从根据他的材料，进一步向党进攻。
我和王嗜学通信来往，因为他原来是我的编辑，又在新闻大学学习。我在报纸工作中迂到困难，和他通信商量，这本是无可非议的。和他商量的问题，又是报纸业务工作，并没涉及到对党不满问题。当然因为我当时没有认识到410期社论的错误。只认为反对它的意见，是报纸开展批评报导中的阻力。要顶得住这股阻力，所以信中用了‘打官司’的话。这是1956年的事，不是1957年反右时发生的。不应把已过了一年多发生的事，拿到反右派时的政治观点来对待。“复查材料”不考虑时间的不同，仍然加以肯定，是不当的。
四、在解放军报召开的新闻座谈会和解放军报上，发表攻击言论说：“在铁兵办报难，报上开展批评更难，批评领导机关和首长更是难上难。”这事确实有据可查，可以查清。“复查情况”中说：“王学俭向解放军报写的在铁道兵办报难一文中称：在铁道兵办报难，在铁道兵报上开展批评更难，如果批评领导机关和首长更是难上难。”还称：“铁道兵党委和首长对报纸工作关心不够，用着报纸时找你，不用时不管不问。比如，铁道兵党委几年来未专门研究过报纸工作。平时对报纸工作不关心，该支持的不支持，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到报纸出问题时，批评指责的发言声却很热烈。…”这都是事实，这话能说明我攻击党吗？领导上的工作缺点为什么不可提呢。这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我认为，以陈力同志主菅报纸的党委，确实对报纸关心不够，用起来就抓一把，不用就不管不问。如原报社有20人，营级干部8人，到1957年回北京时，老社长筒群和六名营级干部都调走，只剩下我一个领导和六名陈主任常说的‘娃娃’。这个编制人员问题，我口头、书面多次提出请示，均不解决。我在总政召开的报纸座谈会上，汇报真实情况，是正常的，不违犯组织原则。上级机关认为我的意见正确，摘要在报上发表，这是上级的事。我反映的是报纸工作问题，没有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因此我在上级召开的业务工作座谈会上，就报纸业务工作提出的问题，不应当看成是向党进攻的言论，不应按着右派罪行论处。
五、要求扩大编制未批准，即公开对报社人员攻击党的领导说：“如果党委不同意我们的方案，我们就去请愿。”“共产党员如果允许罢工，报社的编制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就罢工。”还要以“辞职”来威胁组织。在政治部的呜放会上，在王的指挥下，报社是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系统的发表了攻击言论。
对这个问题，“复查情况”中所列举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只能说明我对组织不关心报社工作有意见。怎么能构成攻击党的罪状呢？
报社从福建回到北京之后，人员编制大大压缩，我在呜放会上，就编制不合理，向陈力副主任提出意见，这个意见本身设有错，反右以后，报社人员确实是增加了。即使我在呜放会上算报社工作量的细账不科学，也是属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难以构成向领导进攻的罪证。
我由于对陈力副主任在处理报社人员编制有意见，多次口头、书面向他报告请示，均未得到解决。我发言时，感情冲动，言辞偏激，比喻不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的全部发言内容，都是为了使领导了解报社的困难。帮助解决。没有一句话，一点意思是反对党对报社的领导。原定案材料中，把我叫报社人员从各个角度，说明增加编制人员的必要性。说成是有组织，有准备，有计划，有系统的发表攻击言论，这是无限上钢。
我从前呈报的申诉书附件五“关于改进铁道兵报的建议”中，把当时的情况说得很清楚。当时人民海军报社是44人，战友报社是17人，公安军建设报社是18人，而铁道兵报社只给8人，实际只有7人。
我认为，政治部领导不解决报社的困难，我打算找崔政委去谈，虽然‘请愿’一词用得不当，但也不是政治组织上的错误。何况我也没有‘请愿’也没有‘罢工’也没有‘辞职’。我因为感到报纸工作困难太大，无力解决，要求调动工作，领导上不同意，我仍然工作，这不犯错误。新的证言材料说：王学俭说过不干的话。并说王学俭1957年4月，曾写过要求转业的报告，现尚存。
关于我不想做报纸工作，并不是个新问题。从1950年我担任报社领导工作以来，经过常期工作实践，深感自己的政策理论和文化水平以及组织能力都很低，工作十分吃力。曾要求离职学习或改行。这在1953年的鉴定中就有记载：“在长期报纸工作中，虽有时感到困难而不安心，希望离职学习。但均能服从工作需要。”
1956年报纸工作迂到那些问题，我又感到领导不重视、不解决。我感到难于工作下去，请求转业到北大荒去，上级不批准，我仍然坚持工作。这本是个正常的组织生活问题，怎么能成为定为右派的依据呢？实在不应该。
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从我的出身和历史看，我没有对党不满、伺机向党进攻的阶级基础和阶级根源。而我当时的全部言行，也构不成划为右派分子的条件。因此，恳请党委重新审案我的错误的性质，并做出合理的结论
这次复查，纠正了原定案中某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新的“复查情况”，有这种主导思想：即只要有人证明我说过原定案材料中列举的某些话，做过的某些事，即维持原结论不变。且不问这些言行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说的或做的。这样就不能弄清事物的本质，不能准确的判断是否构成向党进攻的右派言行。而且新的“复查情况”中，只列举了证明我说过做过什么的证言，没有列举我的言行本来的含义的证言。这样，就不能全面分析我的错误的性质。因此请求党委再次审查我的问题，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此致
敬礼
王学俭
1975年11月28日
又是三年无音信、医院看望陈力 我交上上面申诉材料后，我知道，按当时的政治气氛，我的问题不可能有进展。忽然听说陈力同志患肝癌住进303医院。我和妻余平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刚入院，精神还好。他告诉我说：你的问题，我已向铁道兵党委写了报告，关于报纸上的错误，我陈力负责，我建议给你平反。我听了十分激动，我说：感谢首长帮我挑担子。按1956年当时的情况看，报上开展批评报导，没有原则错误。不能用1957年反右派的眼光来把1956争的批评报导看成是反党的。请首长好好休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