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铁政保卫部范大顺、申红升两同志，来让我发表对原铁道兵报社付社长王学俭整为右派分子的看法。为帮助我回忆这十七、八年前的事，还给我看了铁道兵党委当时对王学俭的定案材料。我在1948、4至1950、8，这段时间和王同在报社工作，他是主编，我是记者，对他的这段情况，有些直接了解，1950、8月后，因我的工作变动，虽同在政治部支部生活，但对王的了解甚少。1957年反右派时，我只参加了运动初期呜放阶段，运动进入高潮时，我就同刘培（湖北五七干校）许星煌（黑龙江）于洪昭（在新疆）王英（铁政组织部）等同志到铁四师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所以对王学俭的情况，现仅就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和看了王的定案材料后的的感觉，提点个人看法，供你们研究处理王的问题时参考。
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我知道王学俭是在抗日战争末期的1944年11月，汪精卫的伪海军在刘公岛起义后，被编为八路军的海军支队。党组织为了充实该部队的政治骨干，除了从老部队调—批战斗骨干外，还从胶东公学动员了一批学生兵去海支参加改造起义伪军的工作。据说他是做为政治骨干而参军的。在参军前的同年六月入党。1945年冬由胶东抗日根据地到东北，参加了开辟牡丹江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曲波写的林海雪原的部队）从当战士、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开辟牡丹地区艰苦环境的考验，表现较为突出。1948年在牡丹江军区报社当编辑，从这时起，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报社的另一位编辑是张健。1948年7月，牡丹江军区同护路军合并成立铁道纵队（铁道兵团，铁道兵的前身）。我们仍在—起工作，直到1950年。从1948年4月到1950年4月，报社只有我们三人，办对开四版周双刊的报纸。在这段时间里，他是我们三个人`中的负责人，工作表现很突出，在政治上，业务上都是骨干。经常日以继夜的工作，甚至带病编报。1950年4月，从华北大学分配来一批大学生知识青年，1950年8月，我离开报社到铁政文化部工作，1951年我们第一批志愿抗美援朝，同年我们一起参加了铁道兵团首届英模代表大会，1953年从朝鲜回国前，他又立了二等功，此后，直到1956年，据我所了解，他在工作上都是竞竞业业，对毛主席和党无限热爱。对同志很热情，对工作没死没话的干。搞报社的文字工作，在人力少稿件多，业务量大的情况下，经常是加班加点地工作到深夜。从工作上看，一直表现突出。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在领导和群众中都有较高的威信。他致命的缺点是，在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和获得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后，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滋长了较为严重的骄傲情绪。特别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自己更是标准不高，要求不严，世界观设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在办报工作中，受了资产阶级新闻观影响很深，思想政策水平低，好感情用事，原则性不高，对一些政治运动的看法有右倾情绪。以致在办报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降二级，定为地方18级，下放北大荒劳动锻炼。
从我个人了解和看了党委的定案材料后，我认为王学俭确实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是否应定当右派，用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对照一下结案材料和旁证材料，确实值得考虑和研究。
全面看了定案材料的主附件后，给人明显的感觉，就是感到上纲过高，罪证不足，有些问题，主件和附件，观点和证椐又有矛盾。有些问题，缺乏说理。有些问题，文字过于粗糙。下面我想就定案材料具体地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攻击党的政治运动问题。
（一）说“三反过火了”在旁证材料中没有这个提法。在殷步实的旁证材料里讲的“反正宣传文化部门是挨整的对象，三反向我们要老虎。”在运动初期给政治部领导提了这样一条意见，是否就是攻击了整个三反运动？
（二）“肃反对象不是入法院就是入医院。”在祝遵珩的旁证里是这样说的：“当时他（指王）说这话的意思是这样的：肃反运动中有两类人物，一是积极分子，一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是要住法院的，而积极分子，在斗争中也都累垮了，因此也都住医院了。”查处的反革分子，当然要进法院，依法惩处。广大革命群众、积极分子参加运动，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累病了，当然要住医院。是讲的两类人物，并不是讲的肃反对象。
（三）“辱骂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积极混子。”在项良文同志的旁证材料里写的是：“每次运动都有一批人赶浪头，这是一种投机，或称他们为积极混子。当然有些是真正为党为人民心地善良，这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对赶浪头的人，要适当批判。”我认为这话无论如何是讲错了。但其本意还是把积极分子和积极混子区分开了，并非是辱骂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四）刘涤凡1958年1月28日写的“关于王学俭是否说了肃反运动规定百分比问题”有的话不是肯定词。如“好像，曾大概说过，…大意是…”这份旁证，从全部内容看，不能说是攻击肃反运动或是攻击领导。顶多是说明王学俭表白自巳，讨好同志。
（五）在给王嗜学信中说道：“要全面看肃反意义，不要为某些个别问题而背包袱。”这也说明王学俭并非全面攻击或否定肃反运动。
二，散布不满情绪，建立私人感情和个人威信，把报社变成为以王学俭为首的公开与党和领导对抗的“小集团，独立王国”问题。
（一）属于拉笼感情的旁证材料有二，这两分材料能说明什么呢？［之—］主要说明了王学俭给刘涤凡（报社编辑）找工作的经过，内容主要是讲照顾刘涤凡、刘浪（报社编辑）他们夫妻生活。当时的背景是要解散报社，留少数人办铁道兵杂志。刘涤凡的爱人在铁道兵幼儿园，刘浪的爱人在八—电影制片厂工作。做为一个领导，关心下属，向组织反映反映意见，我认为是允许的。这构不成什么政治错误。（之二）中谈的内容我看也只能说明是自由圭义。
（二）至于“公开与党和领导对抗的小集团”“独立王国”可能主要指在政治部呜放大会的发言是有组织进行的。（见汪军、刘涤凡、李遂写的‘王学俭就编制问题向党进政之二，定案材料九页。’）王学俭说：这次我们要解决编制问题，我在会上算工作细账，你们可以从各个角度，从实际工作的体会说明增加编制的必要。…。从这个旁证看，只能说明王学俭是从报社工作出发，迫切要求解决报社的编制问题。
“附件六”蒲大铨（陈力的秘书）发言揭发的全部内容也可以看出，当时王的发言主要目的是要解决编制问题。蒲大铨同志的发言只是用了一大串的形容词，如“态度激昂、声色俱历，有的气愤流泪，言不成声，语言一致，群起而攻击领导，斗争集中于陈主任。”从蒲大铨引证汪军、朱振声、刘浪、刘涤凡、芦永祥等人的发言内容（略），只能说明这些同志在发言时，确实是感情冲动，情绪偏激，但发言的基本精神还是为了要求增加编制，给予采访工作方便，以利于把报纸办好。这里并没有对陈主任进行什么过分的人身攻击。用这些旁证不能说明是什么“小集团”更谈不上是什么“独立王国”。
三，关于“反对党对报社的领导”问题。从争取解决编制问题，到发言“党委和首长不重视报社，用起来就抓一把，”等等，都说明是积极争取党委和首长对报社的领导。
四，关于王学俭主持报社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问题。我很同意附件四、定案材料第卅页对检查铁道兵报后的结论意见。铁道兵报在当时，确实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这—错误同王学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是有直接关系的。对此，王学俭负有严重责任。但是，当时负责领导报社的宣传部和政治部首长要不要负领导责任？对造成报纸所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要不要考虑？我认为检查报纸后的结论意见中，对报纸所犯错误的领导因素和客观情况分析不够。
五，关于410期报纸社论问题。
对定其为右派分子的主要罪证的410期报社论“机关、首长请为士兵多着想”，我认为这篇社论当时是错的，现在看更是错的。这篇社论的错误，歪曲了部队的民主生活，攻击了部队的领导。破坏了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我军纪律，起到了挑拨上下级关系的作用。有的不符合事实，有的用语不当，缺乏具体分柝，正面讲理。作用很坏，是一株大毒草。但是，它是怎样出笼的呢？据我所知，当时宣传部的领导马济川等同志不同意发，是陈力主任亲笔签发的，如从责任上分，当然王学俭是笔者之一，又是报社领导，应负主要责任，而陈力主任身为政治部领导，设有尽责把关，是失职，也应负领导责任。
至于责令将410期报纸收回并进行检讨，王拒不接受指示，声称：检讨可以，报纸不能收回。我是这样看：［1］叫收回报纸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事隔两个月，坏影响巳造成，报纸能如数收回吗？即便能如数收回，报纸造成的影响能挽回吗？［2］在报上公开检讨还是对的，（我未见检讨原文）可说明410期社论错在那里。可从政治上挽回影响。［3］后来没有收报，是否取得了当时兵首长的同意，可查问崔田民同志。
“拚上乌沙帽”“打官司”，“斗到底”，和要“—个—个部门整”这一动机和说法都是错误的，但说说而己，或说是枉图攻击，实际上，410报后，王的意图没有得逞，没有构成犯罪事实，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
六，关于给王嗜学的信。
王嗜学是报社的工作人员，后考入人大新闻糸学习，王学俭把410期报纸寄绐王，企图争取同情，是错了点的。我当时听说是在运动中王给王嗜学写的信，这次才从定案材料中得知，是在运动前一年（1956年10月2日）写给王嗜学的信。批判王学俭是在1957年10月中旬，从时向上看，—年前和一年后，运动前和运动中应有区别。况且王嗜学是报社老人。结案材料讲，要其在学校中争求意见，企图进—步向党进攻。不知王嗜学是否在学校征求意见，王学俭是否运用了王提供的材料‘打官司’，‘斗到底’？从结案材料看，缺此旁证。相反，从这封信中，反而证明了王学俭两个问题：第一，信中向王嗜学指出：“相信你能全面看肃’反的意义，而对个别问题不要背包袱。”这可以说明王学俭并非全面否认肃反运动，攻击肃反运动。而是在向王嗜学做工作端正他对肃反运动的态度。第二，信中流露出“办报难啊”的情绪，指出了“因报纸开展批评不够，陈主任大发雷霆，要报纸仃刊，而批评了司令部工作，副司令员又要把报纸收回来。”这恰好说明当时王学俭在办报问题上，在处理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上的处境是左右为难的。在此困境面前，想到在人大新闻系学习的王嗜学，想到他在人大新闻系可能对党中央关于在报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了解的多，想听听王嗜学`的意见，争取同情。从信中上述这段活，一方面可摸清王学俭当时的思想脉膊，了解他当时的处境，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他们要进行的斗争是为了要把在报上如何正确的开展|批评和我批评搞好。认为当时司令部拒绝批评是办报的阻力，想坚持斗争，结果是坚持错了。不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是坚持了错误。
七，关于在解放军报社讲“在铁道兵办报难”的问题。
运动初期，是搞党内整风，据我所知，总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分别召集各报社社长、各文工团团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征求如何把报纸办好和搞好部队文工团建设的意是恶意攻击，讲点错话也是可以谅解的。
八，关于铁道兵报的编制向题。
我在报社工作了三年，我深有体会，要真把报纸办好，当时只绐八个人确实有困难。据我所知，当时的海、空军、北京军区及各大军区的报社，办同样（对开两版周双刊）的报纸，都是20__40人。而铁道兵只给8人，人少稿件多，要把报纸办成铁道兵党委的喉舌，提高报纸的质量，成为指导铁道兵部队各项作的有力工具就有困难。报社工作是有科学分工的，社长、主编、各版编辑，每版一人，就要四人，通常情况下，一、二版要更多些，因一版编辑写社论、评论、短评等。通联、记者、美术、撮影、都要有人，否则就会顾此失彼。8个人中如果发生个病号，有的过分居假，就更紧张。搞不好会真顾此失彼。机关的参谋干事，起草文件，晚一天半天没大问题。报社缺一篇文章或晚一点，就不能按时出报。我认为，当时陈主任对报社的实际困难体谅不够，因而激发起报社同志的普遍不满，损伤了领导的自遵心。但要看到他们是为什么呢？还不是想把报纸办好吗。今天看看定案材料中提到的他们当时的发言惰况，如汪军说：主任对我们批评多指示少，刘涤凡说：但批评不当，我们很伤心。朱振声说：写好文章要有时间，报社人少，时间紧，别的地方比我们人多。刘涤凡说：张副主任说：报社有多少人干多少活，这话消极。这等于说：拿多少钱干多少话，…芦永祥说：我只提一条意见，就是领导根据什么确定报社编制为8人？这些人说的这些话，有什么不对的呢？事实上，在反右以后，报社就增加了人，超过原来8个人的一倍。现在报社的人就更多。至于什么‘请愿’‘罢工’‘辞职’等还都不是为了解决编制问题。我认为不要只看言词偏激，要注意研究这些意见的本质。何况对有些话还要具体分柝呢？如芦永祥、汪军、钱宗宗、刘涤凡的旁证材料：“王学俭就报社编制问题向党进攻一文中说：1957年5月间，王学俭看完了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处理罢工的指示文件后，在办公室，他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领导上也不关心咱们，编制也不给解决，如果允许共产党员罢工的话，我就罢工。”证明人明明是讲的“半认真开玩笑”，这能说明向党进攻吗？还有在“王学俭就编制向党进攻之二的旁证材料中说：……王学俭又说，我要找崔政委谈一次话，如果不解决编制内题，咱们就去请愿。当时大家都没答话，也不表示什么，就过去了。”如果说王讲“请愿”起了煸动作用，可是证明材料偏偏写着：‘当时大家都设有答话，也不表示什么，就过去了。’这怎么能说是向党进攻呢？还有就编制间题向党进攻之三也是如此。
九，关于为轻影错误的辩护问题。
轻影同志（现三师政治部副主住）在反右运动中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政治部的运动进入反右派阶段，是先批判轾影的，王学俭在8月15日大会上说：“要批判轻影，首先要分请他的言论那些错了，那些错中有对的，那些对中有错的，而不能全盘否定。…”这些话当时说对运动进展不利，但定案时，给轻影定了个中右，后来—风吹了，对犯错误的本人都宽大处理了，我看王学俭说的这段错话也可不算罪证。
十，关于张健入党问题。
张健1948年至1951年是‘人民铁军’报编辑。参军前是伪满建国大学的学生，家庭成分是地主，此人参军后，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中表现很突出，对革命工作热情，积极肯干，对同志诚恳，生活简朴，文化水平较高，事业心很强。铁道兵报印刷厂是他一手操办的。有一段他是编辑兼厂长，生前多次申请入党，王学俭是政治部支部委员，曾多次反映过张健迫切要求入党的心情。当时我记得所以未批准张健入党，一是考虑他是地主家庭，二是他是伪满建国大学的学生（在该校毕业就可以当县长以上的伪满政府官员），他本人的历史如何不甚清楚。因此须经较长时间的考验。从他的现实表现看，（对党的认识、思想、工作态度）可以做为发展对象。但因上述两个问题，没有及时发展。王学俭可能对此有些意见。但是，张健入党不是在生前，而是在入朝，因他坐在拉印刷机和铅字的汽车上，翻车牺牲后，政治部支部根据张健生前愿望追认他为正式党员的。这时，王学俭尚在部队检查工作，不在政治部机关。追认张健入党是当时政治部的集体意见，不是王学俭把张健拉入党的。1956年肃反运动中听说有份检举张健是特务的材料。但当时政治部五人小组认为张健巳死了，设有查清核实的必要，张建究竟是不是特务，没有组织结论。
十一，关于陈力主任领导作风的问题。
陈力主任从1949年到1962年在铁政工作近十三年间，我一直在铁政工作，陈主任的优点很多，对政治工作业务较熟，有一定机关工作经验，领导能力较强。但，他确实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除男女作风外，突出的问题是，听不得反面意见。对部处领导不一视同仁，（如对秘书处长李子华，对宣传部副部长马济川、陈亮，法院院长李思源等同志，）工作作风不深入，听取汇报不耐心。我下部队检查工作，就经常准备三个汇报提纲，—个是详细的，一个是概括的，一个是基本详细的。他听汇报有一个特点，如果不爱听了，他就把头低在桌子上，这时你赶快换第二个提纲或第三|提纲。如仍按第一个提纲讲下去，他就会说话了，这是事实，并不夸张。
十二，关于攻击国家司法工作问题。在结案的综合材料中讲：王学俭攻击国家司法工作，他说，过去我们铁道兵伤亡大，为什么设有人管呢？地方死—个人，法院，检察院，工会都要出来干涉，部队现在只对上负责，不对战士生命负责。因此，法、检两院要大大加强。伤亡大，可能指修鹰厦铁路。这段话如果说是攻击铁道兵党委还贴点题。说是攻击国家司法工作就不对了。“地方上死一个人，法院、检察院、工会都出来干涉，”这只能说明国家对人的生命高度负责。
整个定案材料，用文化大革命后的观点看，重证椐、重调查研究不够，科学的分柝不够，论理不够，证据不足，有些事是不分因由的从反党角度加以提高，加重了错误的严重牲。文字的粗糙就更多了，如给王嗜学的信，是1956年10月2日，定成了1957年2月写的。钱宗宗打成钱宋宋，芦永祥打成芦宗祥，韩志打成辑志。把‘老好人’打成“是好”“老人”，还有进法院进医院等问题。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上意见，仅供研究参考，错误之处，请部长批评。 此致
敬礼
孔庆智
1973年10月18日
我以万分感谢的心情，打完老孔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多少往事又浮显在眼前，老孔写这篇材料时，身负15师付政委的重任，工作忙，当时身体又多病，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逐字的查看我的右派档案，写出了洋洋近万言的为我辫护的上书。尤其可贵的是，在当时左倾思潮还相当严重的政治形势下，老孔同志不避嫌疑、不怕占包、大胆的为同志说公道话，这种高尚的政治品德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这是我终生不忘、铭记在心的。
王学俭2003年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