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前，我的粮食情况大有好转，决定回山东老家把二儿王玮接回虎林。乘此机会，转路到北京打探一下消息。火车到沈阳转车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我乘地铁直去玉泉路铁道兵大院。在大门口，我向警卫说找报社高光文，通过电话联系，我的老部下，尚光文同志到大门把我接进去，我把随身带的简单的行包放在报社高光文处，找到孔庆智同志，他领我拜访了住在将军楼里的崔田民政委。我简要的向崔政委讲了自己的申诉意见，就告别了。高光文把我送出大院门口，以沉重的表情招手告别。
刘培包饺子老孔赠白酒 我到团中央托儿所找到了刘培和苏哲的家。在他家住了一晚，刘苏给我用胡萝卜包了一吨铰子吃。把我送到一位职工住的床上睡了一夜，在这里我初次看了黑白电视节目：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第二天我去看望了孔庆智同志。临别时，他送我用青霉素并装的一斤白酒，说这是农场送他的粮食酒。
我把这并酒装在衣兜里，小心翼翼地带回家，孝敬我的老父亲，在那灾难困穷的年代，这一并白酒是无处可买的啊！
1969年，铁道兵石家庄铁道学院，派出两住军人，到东方红南林子，工程公司副业一队（我下放在那里劳动）找我了解陈力的情况。他们告诉我：“陈力因生活腐败，撤去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到铁道兵学院任副院长。文革中有人提出：王学俭写的“机关首长请为士兵多着”的社论是经陈力签字同意发表的。我们到报社查底稿，确实有陈力的签字。希望你揭发陈力的问题。”
我源源本本地把当年报纸问题向这二位军人讲了，并把陈力亲笔签字的一份文件原稿交他们。这份文件充分证明，报纸在当时的宣传方针都经过党委批准。不是我五学俭篡改了党的办报方针。而是我王学俭执行了党的办报方针。
根据这二住军人所谈情况，又增加了我申诉要求平反的决心。但因为从1968年至19572年，我都在基层劳动，设有机会去北京，写信也是石沉大海，没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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