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次书面申诉
第一次书面申诉。1962年参加七千人大会后，回到虎林县的农垦局长王景坤同志，见到我时说：“我在北京开会时见到了崔田民政委，他问到你的情况，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他后，他说，属于在这里的情况，由这里写一下，属于铁道兵方面的问题，那面负责整理。”我听了王景坤同志的话后，十分兴奋，认为七千人大会要给受处理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呢！我第一次写了申诉书。由农垦局党委转铁道兵政治部。隔子一些时间，机关党委的一位同志找我说：“铁道兵政治部来信说：经过研究，王学俭的问题，原定案正确，处理恰当，维持原结论不变。”。我无言可对。
第二次书面申诉 1968年，我曾经过驻完达山工人宣传队、向铁道兵党委提出申诉。未有答复。
第三次书面申诉 1972年，现役军人进驻东方红林业局，林业局政治部的的业务科室都有现役军人员责。我的朋友周士泉，帮助我打通人事关系，准许我抄下了铁道兵政治部整理的我的右派分子定案材料。这份材料的题目是：王学俭的主要右派言行。全文如下：
1 攻击政治运动说“三反过火了”。“肃反对象不是入法院，就是入医院。” “肃反运动搞得人人自危。”辱骂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积极混子、出风头、赶浪头、比什么都坏。
2诬蔑铁道兵对知识分子有宗派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不客观。因之，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处理离队大为不满。宣扬政治机关的组织保卫部门是嫡系，宣传文化部门是挨整的对象。对报社人员不是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而是采取拉拢纵容的方法，散布不满情绪，建立私人感情和个人威信，把报社变成了以王学俭为首的公开与党和领导对抗的小集团。
3反对党对报社的领导，利用党报向部队放毒。在整风座谈会上公开说党委和首长不重视报社，用起来就抓一把。认为报社不应属政治部领导，要求直属党委领导。要政治部主任去报社办两期报，体验生活。“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等有煽动性的社论，在王的授意与领导下，从1956年9月以来，铁道兵报上，发表了四、五十篇错误文章，其中不少是毒恶地攻击党、攻击领导，反对军队的组织纪律、制度规章的社论、小品文、杂文和漫画。使党报政治方向一度右转。领导上发现了他的这些错误之后，责令将410期报纸收回并检讨时，王拒不接受指示，声称：检讨可以，报纸不能收回。拚上乌沙帽也要和他们打官司。斗到底。后在报纸上虽做了检讨，但又提出：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整。同时派出记者去后勤部、工程部，寻找错误，要在报纸上揭露。并将410期报纸寄给人大新闻系王嗜学，(肃反被审查过，是三青团员，)要其在学校中收集意见，企图进一步向党进攻。
4在解放军报招开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和解放军报上发表攻击的言论文章说：在铁道兵办报难。在报上开展批评更难。批评领导机关和首长更是难上难。
5要求扩大编制末被批准，即公开对报社人员攻击党的领导说：如果党委不同意我们的方案，我们就去请愿。共产党员如果允许罢工，报社编制如解决不了，我们就罢工。还要以辞职来威胁组织。在政治部的座谈会上，在王的指挥下，报社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系统的发表了攻击言论。
我根据以上材料，两次提出书面申诉，由东方红林业局党委转铁道兵政治部，.到1975年铁道兵政治部回信东方红林业局政治部：原定案正确、处理恰当，维持原来的处理结论。
对于铁道兵的回信，我又于1975年两次提出书面申诉，未有答复。
我于1978年，7月又亲去北京，分别向中央统战部、总政治部、铁道兵吕正操政委提出了书面申诉。
从1962年到1979年，这17年中，我12次到北京上访。
我以当物资采购员的身份，找到合法的出差机会，到各地得到老战老领导的同情和支持。对于支持帮助我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终生不忘。
2、为创造上访条件，沈阳是我采购钢材的基地。
我的老部下刘涤凡和袁化民夫妇在沈阳铝镁研究所工作。我得知他领的地趾后，就到沈阳找到了他，我们就住在他家。他领我找到沈阳市金属材料公司党委书田连璋同志。田连璋同志原是铁道兵政治部保卫部的大尉助理员。
我开见山地说：“田书记，我向您要几吨钢材，做为报路费之用。我到北京上访，要以出公差的名义才能报路费。”老田笑了笑说：“你拿了介绍信吗？”我说：“有林业局的的介绍信”。他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要什么规格型号的列出计划。”。
第二天我们到他的办公室，他接这介绍信看了一下就交给了公司经理，经签字后就交业务员郑道胜同志办理发运事宜。
田连璋同志又说：“我们公司钢材存放时需要垫木，什么材质都可以，你们有木材，每年给我们两车垫木行不行？”我说：“我们那些等外材可以制垫木，原料不成问题，主要是火车皮不好办。”
袁化民同志说：“我认识东交指的陈科长，他也是咱们铁道兵转业的。请他解决车皮。”后来扬振祥同志与陈科长联系上，扬振祥来沈阳找到陈科长，很快就把车皮计划批下来。把两车型木发到金属材料公司。
这样的结果，形成了东方红林业局与沈阳市金属材料公司，两个单位之间的协作关系。田连璋同志要给盖家属大楼，就派办公室主任对东方红林业局要木材。林业局要修大油罐，需要钢板，物资科计划员曲漱石就跟我到沈阳金属材料公司要钢材。
这样以来，我到北京上访申诉就可以公私兼顾了。我出差不是带上物资科的曲漱石，就是带上农副科的杨振祥。这二位都是有超强的办事能力的人。只要有门路，他们就能打进去，完成任务。
3、杨振祥是我外出办事的得力助手。
他原是东方红林业局商业科的采购员。他配合我到各地采购生活和生产物资有成绩，被调到农副科当采购员。我外出采购必须带着他。我找老战友的门路，具体事由他办理。买车票、住旅馆、生活上的事务均由他营理，此人办事能力很强，只要有门路的事，交给他保证能完成 。
当时没有进京介绍信是买不出到北京的火车票。杨振祥头脑反映快，买到门头沟，超过一站，就能买到票。到了北京站下车没有人管。凭火车票才许住三天，杨振祥就三天一退票一买票，这样就可以延长住旅馆时间，多在北京住些日子。
回到东方红林业局向外发木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杨振祥拿着请示报告，可以找到业局党委书记刘子平签字，还可以到牡丹江林管局要出木材调令，再到波阳东交指指陈科长批下火车皮。.他又把一个车皮50立米的指标，分成两个车皮装，就可以多满足一家关系单位的需要。
那个时候，买火车卧铺票十分困难，杨振祥能千方百计去买到卧铺票。除提前半夜去车站排队购买外，排队买不到，开车前半小时，他在窗的前等退票的，常常能买到临时退票。如果买不到退票，上了火车后，我看守行里，他到车长那里登记，也能买到卧铺票。有这样的助手，我外出就很放心了。
1975年我在北京上访时，找到我胶东公学的同班同学、同时参军的老战友，时任农垦部农机局局长的张庆海同志，请他批给农机具，当时我们林业局各林场家属队很缺少播种机。我请他批十台西安产的播种机，张庆海同志在我们的介绍信上批了十台，我叫杨振祥去找调拨员办调令，女调拨员说，十台不好装火车，最好二十台够—个车皮，才好发运。杨振祥马上请她批给二十台，这次不仅解决了东方红林业局缺播种机的困难，迎春林业局农副科长齐家模也来求援，买了几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