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8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后，经过一年多的殊死劳动，终于第—批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当时还天真的想，这下可解放了。谁和在以后漫长的24年中，又自然变成了“摘帽右派”的身分。也不知是谁定下的这个概念。这个压力时刻不离的跟着我。
（1）又回老行办报纸
1959年国庆节前摘帽后，就到分场政治处帮助工作。不久又调到850农场总场政治部帮助整理模范事迹材料。完成任务后，就正式分配到总埸子弟中学当副校长。分工管理后勤，主要是食堂。到1960年过春节，我回到密的北大营家中过节。见到了原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长，后任农垦局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许星煌同志。我向他讲了我当副校长管伙房遇到的困难和担心。那时，学校的学生都是各分埸送来的住宿生，因为粮食定粮，学生吃不饱，有的男炊事员，使用给些食品的手段，勾引女生，发生奸情，我对此，很害怕，一旦家长追查责任，我这个管后勤的副校长，罪责难逃，我希望许星煌同志，能帮助我改变一下工作。许星煌同志，在铁道兵政治部工作时，和我是平级干部，我俩关系还很好。他说，你还是回到老本行办报吧，你到农垦报社当编辑吧。我虽然对办报这一行很头痛。但当时没有更可心的工作。只好答应了。不久就来了调令，把我调到牡丹江农垦局“农垦报社”任编辑。分工负责组编一版。
调到农垦报社时，是1960年上半年。报社总编叫夏威夷，是转业的大尉军官，编辑室主任叫李立华，是从海军报社转业的大尉军官。通联室主任高绍光，是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转业来的，是老熟人。有位叫赵安昌的通联员，是从济南军区图书馆转业来的图书员，此君是位党员，也可能是党小组长或支部委员。别看他行政职务是通联工作员，管来稿登记等事务性工作，但在政治生活中，他不亚于政治委员。他主持整人的批斗会。他原则性很高，斗争性很强。摄影员是郭沫水，以前在铁道兵报社转来的。我的老部下，记者芦永祥，也是我的老部下。还有舒新启、高恒、杨锡九，杨吉昆、苏铭，是摘帽的右派，过去都是办报的。而且业务水平都挺好。
一次校对错误，险些再戴帽。1961年春天，农垦报一版刊登了一篇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会谈的公报。（好像也叫“莫斯科宣言”）。这当然是一篇重要文章。我把其中对国际形势总评述的的话，摘要放在报头右边小框内（俗称报眼）这句话是：当前国际形势是两大社会阵营的矛盾和斗争.。可是在一版的正文中，搞成当前国际形势是两大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和斗争。多了主义两字，就能理解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和斗争。这显然是检字排版工人，由于习惯作用，在社会二字后面，习惯性的加上主义二字。当时谁也设有发现，报纸发下一个多月后，有个农场的宣传科发现这个错误，反映到报社。报社决定收回这期报纸。我这个责任编辑，当然脱不了责任。我在报社社务会议上，多次检讨，承认是责任事故，但是通不过，说我态度不老实，一定要从思想上检查错误。而和我一同校对的张振华，只检讨一次，他就过关了。他说那天半夜校对时，他又饥又困，谜谜糊糊，没有发现这个错误。我王学俭何尝不是这样。1960年的大饥慌，这时正严重蔓延。我同样半夜饿得难受极了。
在一个多月的检讨交待中，我被停止了编辑工作，边参加种地劳动，边写检查。在一次会上，主持会议的赵安昌明确提出：你必须从你的思想上检查修正主义现点。
我说：国际上两大阵营的矛盾和斗争学说，这是一个普通常识。我早就知道。报眼中我摘编的内容是正确的，而正文是错误的，就说明我不是有意搞错的，是校对中的疏忽。追查我的责任事故，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但这个错误不是因为我的修正认观点造成的。我没有修正主义观点。
我己做好准备，绝对不能承认有修正主义观点。更不能承认因为有修正主义观点，才造成这次错误。所以，多次开会批判我。我始终不承认。
我接受了历史的教训，我绝不能人云亦云地往自己身上泼臭水。反右中我主动而又牵强附会地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办报观点，被人家捉住证据，打印成文，作为批斗和处理我的根据。
危难时刻刘伯增书记相救。有一天，我正在报社旁边那块报社集体种的地里劳动。原铁道兵后勤部付部长，因为历史问题，被贬到农垦局当处长的杨超如同志看到我。他说：王学俭，你怎么天天在这里劳动，怎么不上班办公呢？
我说：“杨处长呀！我又出事啦！我编报时，校对中出了错。人家要打我个修正主义。我不承认，事情还设结束呢。”
杨超如同志说：“你不必害怕，我去找刘伯增书记谈谈，离开报社吧。”这位老红军、是位热心肠的长者。他虽然是遭贬来北大荒的。可是农垦局的诸位领导都是铁道兵转来的，都了解和尊重他。他马上去了刘伯增书记办公室。
不久，刘伯增书记就给夏威夷总编打来电话：“你马上叫王学俭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夏总编派人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内我：“你怎么识认伯增书记？”我说：“都是铁道兵政治部的，他是青年部长、我是铁道兵报总编，他是中校、我是少校，宿舍住对面屋。”我因为是摘帽右派，从不在别人面前说我认识农垦局的领导人，所以夏总编才感到刘伯增书记找我谈话很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得把这份王牌摆出来。
我到刘伯增同志办公室，汇报了报纸出错的情况。报社一定要打我为修正主义的情况。刘书记听后说：“你过去在机关办报的时间长，接触实际少，今后应多接触实际。我看你离开报社吧。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到东方红林场当副场长。一是到畜牧处，当个调研员，畜牧处张元培处长，王震部长从黑龙江商要来的专家。又是共产党员。他是知识分子，能理解你这个文化人的。便于你的改造和进步。你看到那里去？”
我回答说：“我不是党员了，当副埸长不行，还是到畜牧处去搞调研吧。”
刘书记马上给报社夏总编打电话：“王学俭的问题，你们不要上纲那么高。没校对出一个错字，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下有印刷厂的校对员、上有你们报社领导把关。当时大家都没看出来。他过去接触实际少，犯了错误，叫他到畜牧处，跟着张元培下场调研接触实际吧。”
我回到报社，夏总编很快给我办了交接手续。我问他，我的错误是否报社给我作个结论？夏总编笑着说：“没有必要了，就是一般的校对失误。没有必要下结论装入档案。”就这样，刘伯增书记在我危难中，拯救了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再叙述。
这个农垦报社，在这之前，曾经批判处理了二个人。一个人叫解永恩，整他的三青团问题，被开除党籍。送8511农场劳动。后来平反恢复了党籍。一个时王觉，整他的思想问题，也被开除党籍、送到东方红林场劳动。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
这个讲政治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少人又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历史问题，摘帽右派又占很大比重。那些想表现好，往上爬的人，天天瞪着大眼找台阶。像我这样的人，稍不留神，就会当成他们向上爬的台阶。所以我必须离开这里。到.“左派”政治气氛较淡薄一些的地方去。到畜牧处以后，验证了我这个想法是对的。
（2）饥饿的年代
二斤粮票的回报 自从1959年底开始，北大荒和全国一样，由于人祸与天灾，造成全民大饥荒。尤其到了1960年，北大荒阴雨连绵，粮食和蔬菜几呼绝产，我所在的农垦局机关，还能免强供应27斤粮，没有蔬菜，没有副食品，每月三两豆油，三两猪肉。我五之家，四个男人，这点口粮不能填饱肚子，三儿王琥才两岁，把他饿得挨门到邻居家要东西吃，妻余平难得没有办法，只得给在沈阳工作的五弟王学书写信要二斤粮票，给孩子买点并乾吃。五弟把信放在那里，忘了邮粮票。这封信被也在沈阳工作的表弟刘占敖看到了，他给邮来二斤全国通用的粮票。此事我们感念一辈子。后来刘占敖被解雇回家，生活困难，1964年来虎林投奔我们，要找个工作。这时，我种的粮食收获三麻包玉米，还有土豆，甜菜、大头菜，养活一个人没有问题，刘占敖得以在我家落下脚，后来随着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后来又转到奶牛埸当上工人，又调回老家海阳县工作，现在巳退休在家，每月退休费六百多元。这不能不说和这二斤粮票有关。做好事得好报。
粮食不够吃，只得每天严格按计划量米下锅。每吨每人二两一个小玉米窝窝头，一两玉米面浠糊糊。孩子们根本吃不饱，我妻余平，为照顾三个儿子，自巳忍饥挨饿，全身浮肿。我因是18级享受中灶待遇，在机关食堂就餐，比在家好多了。
从拉圾堆检菜根 1960年的冬季，除了到粮店买那点口粮外，什么吃的东亚也买不到。没有蔬菜，没有任何副食品。我看到机关大食堂火房外面泼出的洗菜水冻成冰堆里面有老菜帮子、菜根、我拿着洋镐、打开冰层、检回人家丢弃的老菜帮子和菜根，回家洗净剁碎放到玉米面中做窝头吃。
把儿子送回老家当时报纸上大肆宣扬吃代食品，增粮法。我也去找些玉米叶子，用火碱蒸煮出所谓的淀粉、也去采集干柞树叶子吃。总之，千方百计为填肚皮而奋斗。就是这样，每到月底还是:没有粮吃，无佘我给老家写信，问能否送个儿子回家渡艰年。大哥和四弟回信同意送个儿子回去。他们给养活。1960年春节时，我把二儿王玮送回山东老家。在这之前，已把三儿王琥送到哈尔滨表姐王风姗家。五个人的口粮，我们三个人用，总算度过1961年的困难。
开荒种地过难关 1961年春天，我下定决心，开荒种自留地，早晨天不亮我就下地开荒，（我住地周围有很多空地可开垦播种）玉米、大豆、大头菜、土豆子、甜菜，一直种到芒种季节。秋天大获丰收。
1962年，我更加出力种地、畜牧处的同志叉帮我买了一头仔猪，在家养猪。畜牧处还在东风实验场集体种了玉米，秋收时，每家分一马车玉米棒子。这年春节，我杀猪得肉60斤。喜获丰收，粮食吃不完，我回家把二儿王玮领回来。第二年又到哈尔滨把三儿王琥领回。能逃出这个鬼的关，要感谢大哥和四弟的无私帮助，感谢表姐和姐夫单文忠的帮助。过去都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政策造成的结果，据说全国饿死三千万人。
（3） 在畜牧处、卫生处、福利处的日子里。
以平等待我的人们，我感谢你们。 牡丹江农垦局畜牧处处长张元培，是位留学日本的畜牧专家，他对养奶牛有深的专业知识。他是黑龙江省畜牧界有名的专家，是王震部长从省要来的专家之一。此人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平易后人，礼貌待人。刘伯增同志把我的情况告了他。并嘱他关照我。他对我很客气。叫我在这条战线上实践一番，帮助他总结一些实践经验。他叫技术员林宝库同志陪同我到各农场对大牲畜的饲界管理，进行调研、写出报告。畜牧处的副处长孟继昌，本来是在部队工作卫生工作的。他是团级干部转业来的，科长迟文化。是学畜牧的大学生。兽医技师王文化。是个老专家。还有位转业少尉军官张本俊，他在军队是管理军马的。我来到以后，听不到他们讲阶级斗争问题。整人的问题。他们天天讲养猪养牛养鸡问题，讲种饲料问题。他们不计较我是摘帽有派。
张元培处长指定畜牧技术员林宝库同志陪同我下农埸作调查研究。重点是大牲畜的饲养管理问题，我负责写出调查报告，技术性问题由林宝库同志负责提钨意见。
仓库中存有很多畜牧书籍，养马学、养牛学、养鸡学…闲时我都找来阅读。也减少一些恩想苦闷。
这个处没有左的政治上的压迫感。党员对群的也设有那种盛气凌人的表现。有些福利事情，一律平等。在大家要种自留地时，孟继昌副处长就说，你何去种吧。我在家值班。当时粮食不够吃，处长就在虎林东风畜牧实验埸要留一块地，全处员责管理，秋收时每户分一马车苞米棒子。提倡每家都养一头猪。我1962年养了一头猪。春节时，杀肉60斤。我起早贪黑开荒种地，秋天收了三麻包（五百多斤）玉米。从此，解决了缺粮问题。
畜牧实验队的母牛产仔，技术员请我们去喝牛初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知道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并享受了这种美味。
可惜好景不长。1963年，农垦部决定撤消“牡丹江农垦局”。农垦局机关的人员，一部分到佳木斯组成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一部分留在虎林，成立完达山林业管理局。完达山林管局领导人仍由铁道兵来的王景坤、刘伯增、郭侠光等同志组成。
在卫处处搞计划生育宣传 我是被留下的人员，到那个业务部的去呢？正在发愁时，畜牧处副处长孟继昌同志说：“我到完达山林管局卫生处当处长，你跟我到卫生处吧。”我说：“孟处长，我不懂卫生业务，我去卫生处能干点什么工作呢？”他说：“你保管公章，外出就医的人员，你给开介绍信。”
当时是计划经济，职工到外地医院治病，必须有卫生处的介绍信才行。这个工作我完全能胜任。就高高兴兴地到了卫生处。
新建的卫生处，只有孟处长一人是领导，又将851农场医院院长陈瑞增调来当科长。还有徐福群和我是科员。后来孟处长调走了，又调来一位耿处长，不久也调走了。这时，陈瑞增同志虽未任命为处长，但他主菅全处工作。
我遇上好人陈瑞增和徐福群二同志，都是军队转业来北大荒的。他们对我这个摘帽右派，没有另眼看待，仍当一位老同志看待。我们相处得很融恰。互相之间，也敢说说心理活。
陈瑞增和徐福群二同志，是有侠义心肠的人。有一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1964年社教期间，刘伯增书记因为常期有病，到青岛和大连疗养，为了社教，叫他回局参加运动。但是运动中大会批、小会整，一位体弱有病的人，那能经受了这样的折磨？陈瑞增同志对我和徐福群说：“伯增书记身体这样弱。经不起这样的折倒，我们卫生业务部门应向社教团提出建议，让伯增同志回大连干部疗养院疗养。因为疗养院有信在这，要定期回去检查。”於是我们卫生处就向社教团长写了让刘的增同志外出疗养的报告。乘开大会之际，徐福群走上主席台，把报告亲自送到社教团长手里。社教团领导还是接受了我的卫生处的建议，虽然没能批准刘伯增同志回大连疗养，但还是批准刘伯增同志住进西岗医院，边治病、边参加社教。
国家提倡计划生育以后，这项工作列入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当时还没有硬性规定一对夫妇只生—个孩子，但是己广泛宣传节育知识。我认为，在卫生处我参加这项工作，还有条件。我主动要求和医院的医生一起到林场进行宣传、做引流手术。做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到生活福利处参加开荒1965年，时任完这山林管局生活福利处处长的杨起如同志，要我到他那里，帮助他筹建在林区开荒种地的工作，我十分高兴的接受了这项工作。到了生活福利处。
在开发完这山林区的国家投资中，有开垦林区荒地、种植粮食、改善生活的专用款。当时计划开荒三万亩。东方红南林子、马安山、东兴、河口等地，都是有大片荒源可开的。五十多岁的杨起如处长、领着我们到这些地方去踏查荒源，提出开荒计划。工作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可以远离那些令我伤脑子的政治思想斗争，我的心情很好。
在畜牧处，卫生处，生活福利处。这是我被打入另册之后，还能感到人间真情的地方。我很怀念在这里遇到一些朋友和同志。
在卫生处遇到的陈瑞增、徐福群、在畜牧处遇到的张元培、迟文化、张本俊、林宝库等同志，对我不歧视，不排挤、平等待我，令我感动和怀念。
认识好人张治光同志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有缘认识了张治光同志。那是1962年的一天，卫生处领导派我到迎春854农场医院去办事。刚到那天晚上，我住在医院办公室一间房子内。吃晚饭时，好像是医院的管理员，给我送饭来了。看样子是专为我做的四个菜，还有一瓶白酒。这位同志很客气，很礼貌，今我感到受崇若惊。我自遭贬来北大荒后，从未受到如此礼遇。闲谈中我知道他叫张治光。他知道我叫王学俭。
他走后不久，又领来一位高个头的男同志，这位同志说：刚才老张说，卫生处来的助理员叫王学俭，你是海军支队一中队一班那位王学俭吗。我说：是呀。你是那位。他说：我是姜清水。我们一个班的战友。我忽然想起来了。近20年前的1945年春天，姜清水同志从胶东公学分配来海军支队一中队一班当战士。他是我们班年令最小的一个战士。后调去学卫生员。分别快20年，见面无法认识。真设想到在北大荒相见，他乡过故知，格外亲热，这就是我初次认识张治光的情况。
张治光同志从1963年调到生活福利处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我是摘帽右派，他是党员。按那时注重阶级斗争、阶级立场、阶级界线的政治情势，张治光同志对我友善的态度，是大有风险的。尤其在文化大革命那年月，我又和他不是一派的。当我有困难请他帮助时。他依然慷慨相助。为了求人情、帮助解决我孩子调动工作问题，张治光同志自备礼品，帮我去托人情。可是我什么回报也拿不出来。
（4）又到一线和五七干校劳动
下放农业队劳动。1968年完这山林业管理局撤消，.大部分人去了佳木斯市，组成合江林管局。一部分像我这样有这群那样问题的人，都分到第一线参加体力劳动。还有一部份出身好，或者站对了队的人，分到各基层单位工作（不是体力劳动）。我自然是分到左派力量强（也称棒子队力量大）的生产队劳动了。
我被分到那时“左”派力量最强的完达山林管局工程公司农副业队劳动。这个队住在小清河南十多里的南林子。因为我是在上面管农副业生产的，也到这里来视察过工作，队领导我还认识。在队里所谓下放干部中，也有一些人本来是参加“左派”、的，也为他们这派出过力，但因出身历史不干净，也免不了被推完磨杀驴吃、下放劳动。我在经过一段劳动后，发现原有的工人倒是很好处的。最难处的是这几位被不放的“左派”。他们处处时时讲阶级斗争。就是干活差动。大风把外面的黑板报架刮倒了。他们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感冒发烧，晚上不便到窒外小便，买了个小便器放在自己的床底下，他们汇报给指导员。说这是地主老财作风。
幸好我在右派队练就了一身硬功夫，锄地、收割、挖土、采石、脱谷、打场、样样比他们强。生产队要实干才能完成任务。玩咀皮子，终久不行。最后队里指定我当班长，领导他们干活。
我当班长领导十多人干活，这里面有年大体弱从第一线减下来的老工人，还有一部分是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子女，有十七、八岁的小伙和姑娘。还有下放干部。到秋收割大豆时，全班每人两垅，一字排开，向前推进。这时是显真本领的绝好社会。老职工体弱跟不上我的前进速度、小青年没干过这么累的话，被我拉在后面。那几位左派下放干部，更是提着镰刀摸脸上的汗水，干着急，就是跟不上我的脚步。队领导也对我另眼看待。
老工人也对我友好，有位叫陈其力的老工人和我一起采石打炮眼，他把钎我打锤，累得我满身大汗。他说天这么冷，干活要做到身上不出汗，你累得满身大汗，很容易感冒，你感冒了夜间不愿到室外小便，用尿壶人家还汇报你，出力不讨好。
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69年，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农付业队划归东方红林业局建制，又把我转到东方红林业局马安山五七干校去劳动。马安山是东方红林业局的一个农副业基地。有二个农业生产队，一个工副业生产队。所谓干校，就是又组成了一个干部劳动队。名曰干校，实则劳动队。没有什么政治课程、主要是下工后，宣讲毛主席最新指示、老三篇、语录本，如此而己。
这个五七干校，两个最大的官，一名叫王杰三，.任完达山林菅局副局长。还有一人叫陈龙升，也是完达山林管局的副局长。再就是一位完达山林管局的组织处长，叫崔善武。其他都是一般科股级干部。王杰三被任命为我的这个队的领导人，崔善武被任命为导指员，王杰三他领着一个叫林森的也是来干校劳动的基层干部，到处溜达着督促检查我们这些人的工作。指手划脚的摆呼一阵。局长的架子和威风依归。陈龙升同志和崔善武同志二位，能放下架子，和大家一起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从不多言多语，这样反而使大家更敬重他们。
提个意见也要讲身分因为一个人夜间要烧炉取暖，白天还要锯烧柴，休息不好的问题，我提倡改变一下方法，锯烧柴的活另外派人完成。这一下，惹恼了王杰三的大参谋林森，他在队务会上点名批评我，他说：“你也不想想你的身分，你有资格提提这个问题吗？”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我知道我的身分是摘帽右派，我是不自觉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条规定不准摘帽右派对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我并不负责烧炉子，这个想法是张福安处长提出的，他和王玉双是负责烧炉子的，我确实有些不自觉，忘了自已的摘帽右派身份，替别人说话。请愿谅。”
干的活好不受表扬这年冬季，决定我们干部队到马安山上采伐木材。领导上在林班里划出小号，一个小号宽约十米，从山西到山东长约二百多来。每个小号由一人用弯把锯锯树，后面跟二人打技丫。我分一个小号负责伐树，我一人总是走在前面，伐的树槎低，设有打拌子（树杆劈裂）的，还能控制树倒方向。使树向一个方向倒。便于打枝丫。客观事实摆在这里，只因为我的身分，得不到领系上的表扬。这就是我们这个五七干校习惯。
（5） 在插队落户的日子里
在兴隆大队插队1970年4月，全国又兴起了到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之风。我们这个五七干校也就寿终正寝，大部份人又分到宪林县各农村。我和妻余平被分到虎林县、新乐公社、兴隆大队四小队。东方红林业局到这个大队插队的还有：蔡炳政、李远玲夫妇、于家会。这个大队座落在虎林县城北面十多公里的石青山北坡。共有七个小队。二百多户人家，算是大村。大队长叫崔善武，支部书江叫王洪喜。我所在的四小队，队长是个不到30岁的中年人，名叫张玉喜。会计叫李永茂。这个队只有一个复员老兵是党员，名叫许吉秀，四十多岁，是从铁道兵复员的。
一辆东北的大马车，把我们从虎林县城搬到兴隆屯。张玉喜队长把我安排到他姑母家的对面屋去住。这位老太太家姓潘。他家有一位姑娘叫潘秀杰，还有两个儿子叫潘老四、潘老五。老头子早己去世。潘大娘欢迎我们在他家。他说两家住，两铺炕都烧火，冬天家里暖和。
这时，我大儿王班己高中毕业分配在虎林县公路养路段劳动。二儿王玮在东方红林业局中学毕业后分到山里小工队劳动，我和妻余平领着三儿王琥到了兴隆插队。王琥就在这个村上小学一年级。
第二次养猪 和我在四队插队的，还有一位叫王天亮的，他是虎林县酒厂的下放干部。是1958年从军队转业来北大荒的连级干部。他以前是傅作义北京起义部队的连长。这位同志社交活动能力很强，他能从酒厂买出酒糟喂猪，他家一年能养两头大肥猪。他又鼓动我也养猪，和潘大娘商量妥，在她院子里用木板皮夹出一个猪圈，张玉喜队长批准买给我一只仔猪，我就养起第二只猪。王天亮同志有时也给我买一麻袋酒糟，再从队里弄些粉碎的楷棵，挖些山野菜，就把猪养大了。我家养的猪，像狗一样，人走到那那，它就跟剧那里。妻做饭时，它在灶边躺着，等给它喂食。到了春节该杀猪了，保管员说：你这头猪坯子好，能长大个的，现在杀了不合算，我按重量折合，给你净肉换吧，我再养一年就有账算了。结果我得了80斤净肉。
我到四队时，还没有开始大亩播种。我跟着社员干点零活。到大田播种开始后，队长叫我和队里的老头、妇女，跟在马梨仗后面格子踩（用双脚把巳下种的垅台踩压一遍、）。
到了锄地时，男女劳力排成一线，由“打头”的人，在当中领着向前锄。四队有两人称的“打头”的。他们干活质量数量都是一流的。我的工效比起正劳力，可挣六分工，即这劳力十分我可干六分。我在右派队、工人生产队、五七干校都是一流劳力。可见前者那些人比不上农村人的生产效率。像我在工程公司农业队中的工人，都知道冬天干活不要出汗，不考虑实际工效多少，都在应付差事，设有主人翁思想，叫这样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果不堪设想。
割地时，也是大家排成一行跟着“打头”人向前推进。队长和大家一样干活。
被评为五好社员被选为会计 头一年，我着跟大帮干活，顶六分劳力没有问题。和社员们都熟习了，有些困难户，有病有灾时，有时向我借点钱。我也慷慨借给。社员何都知道我们这些插队干部都是有“事”的人，有人也说：好人不插队、插队没好人。但他们并不岐视我们。经过一年的跟班劳动，在评五好社员时，我被大家选评为“五好社员”，并发给证书。在年终改选队领导班子时，大家推举我为队会计，我再三表示，我再三向大家说：我不会算盘，不懂帐目，怎么能当会计呢？请改造内行人来干。可是大家一定要我干。我也只好免强干了。
我接手会计工作后，着实发愁。一点入门知识都设有。只好找大队黄会计、把怎么记帐的工作方告诉我。我集中几笔进出帐的单据，请他把手教我怎么下怅，慢慢就入门了。一年来，我经过实践，明白了会计工作是一门科学，走错一笔，就平不了帐。年底结帐时，少了五分钱平不了帐。我请队里几位老手帮助重算，费了一天工，才找出这五分钱平了帐。我请他们喝酒吃肉。
生产队的会计，是不脱产的。一年给补40个工日，平时上班挣工分。我把补助我的40个工作日的收入现金，全部转给我的出纳员，自己一分也设要。
张玉喜队长，不让我跟大帮干话，叫我看山护秋。就是到田里走走看看，防止偷盗者。
这是—个很自由、的好差事。我自己做了一辆独轮小推车，我推着小车，领着我养的一只看家狗。到田间地头转游。顺便采些猪菜，用小车推回来喂猪、鸡、鸭、鹅。我还养了一只母羊，生了两只小羊。
我们的口粮仍由国家供应，按月到新乐公社粮站去买粮。生产队除口粮以外的农副产品，都无偿的分我们一分。自留地也按社员标准分给我们，集体播种，自己锄两遍，队里统一给趟两遍。秋收用队里马车拉回来。我三人分一亩半地，收玉米七、八百斤，大豆二百斤。所以我可以养家禽，鸡鸭成群。
到了冬季，农村设有活干，只有大队统一安排人员搞水利施工，就是去挖排水沟。这都是没有现金收入的公差。张玉喜队长就找我说“老王大哥，咱们队里冬天没活干，你能不能回你们林业的找点牛马套子的活咱们生产队去干，抓点公共收入。”我说：“我回去看看吧。”我回到林业局，找到张治光同志，他帮助我打通关系，找到上山用牛马集材的工作，签订了进山合同，我们生产队，找到了增加收入的时路。当然大家对我又会高看一眼。
我自1970年4月到兴隆大队四小队插队，到1972年5月离开该小队调回东方红林业局，共在这里干了二年。来时一个马车拉着全部家当，走时—个汽车还没装完。除了粮油外，还有三只羊，鸡、鸭、鹅几大笼子。很多人以羡慕的口气说：“你们插“队”真插“对”了”。是的，对我们这些政治上的异类，那些掌权的“左派”，本意是想叫我的去农村，让贫下中农专我们的的政。他们没有想到，恰恰相反，我们成了农民的朋友。我们政治上设受歧视，经济上还有丰厚的收入。由此可见，真正的工人、农民是实事求是的，不是那些投机赞营、唯利是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所谓的运动积极分子，所能相比的。
（6）再回东方红林业局
1972年5月，我们又被调回东方红林业局。而且都给盖了新房，都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东方红林业局农副科当助理员。当时科长叫李玉珂。付科长有龙启水、孙化烈。后来李玉珂落实政策又当了副局长。主管农副科的工作。助理员有严纯、王玉双、姜革等人。
我来到后没有明确的分工。把文秘工作交给我。李玉珂是军队转业的机枪连长，连自己名字也写不好的工农分子。开大会时，我要给他写发言稿。看不懂的地方，他自巳划上记号。讲话稿都是生产业务性的，尤以农副业生产为主，在文章的前面，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加上几句政治套话，或毛主席语录。有时我跟着科长和副局长下去视察工作，回科后写总结报告。
经过一段接触，我知道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转业军人，都很直爽，他们不把我这个摘帽右派当异类看待，。互相可以正常来往。他们在过年家里杀猪，照样请我去吃肉为喝酒，对我没有政治上的歧视和提防心理。我心里也就坦然一些。
东方红林业局有可耕地三万多亩，主要分布在马安山和东兴两地，由五七林场管理三个生产队。产粮补助职工生活缺粮，并饲养猪牛，改善职工生活。
山上各林场都成立了家属生产队。由能劳动的妇女和未就业的职工子女参加。他们也都开垦一部分荒地，种粮种菜，卖给职工食用。多种经营有：收检采伐木材的剩余物、种木耳、养蘑菇、采山野菜。家属队是集体经济，按劳计酬。
我们农副科主管五七林场和各林场家属生了队。我根据自己没有专业知识的情况，主动多参与多种经营方面的工作。我有工作可做。心里还踏实些。
农付科的同志们，对我都真诚相待，不歧视、不排斥。在这里，是我摘帽后最舒心的地方。我在这个科一直干到1979年平反。改正了我的右派向题，被任命为东方红林业局副局长，又成了这个单位的主管局长。到1985年我离休，才正式离开了农副科，算来在这个科被领导又当领导共干了13年。这13年，我结交了东方红林业局集体经济战线上很多朋友。农副科的陶冠生、龙启水、随珠山、孙化烈、张其超、严纯、郭志强、管恩政、杨振祥、刘欣沫、刘征空、姜革、王玉双等都是我的好同志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