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拾一些简单的行李衣物，打起背包，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到达位于虎林县凉水泉北边大草甸子中的八五零农场四分场三队右派队。
凉水泉是一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农村。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密山到虎林的公路间。我从这里下汽车，在公路以北十华里以外处，就是四分场部，右派队就设在那里。向北面看，约一百华里外，就是完这山。南面是与苏联接壤的兴凯湖。这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大草原。850农场五个分场还有云山水库，就设在这个大草原内。
我当时经过半年多的反右斗争的精神折磨，身体极度虚弱。我背着约30市斤的行李步行到场部，就觉得很吃力。走几步就停下休息—回。后来我暗下决心，一口气走完两根电杆这距离。不到十里地，走了近三个小时，到达后，已是满身大汗。
四分场右派队的成员，大部份是北京国家机关各单位捉的右派分子。有少部份是农场自己捉的右派。由三个分队、九个小队近百人组成。年令最小的十七、八岁，年纪大的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还有三个未婚女性。正分队长以上人员都是农场派的工作人员，付分队长以下干部都是从右派人员中挑选的。农场派进的人员不参加劳动。只是起到看管作用。
右派、劳改一墙之隔 我们右派队人员住在由劳改犯人给盖起的一处大房子里。用枝条搭起的床铺上铺些干草，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在房子一角，用草帘档出一个地方，给三个女子住宿。我们的隔壁大房子里住的劳改犯人。真是右派、劳改一墙相隔。有些技术性的活，如盘火炕、建土坯房，伐木等，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做，这时，队里就派一名劳改犯人给我们当师傅。
蚊子、小咬、瞎猛肆虐。北大荒的大地，广大富饶，可是每到六月以后，蚊子、小咬、瞎猛（牛虻）这三种小害虫，在阴天、早晨、晚间，铺天盍地而来，咬得人们心烦意乱，叫人无法躲藏，无法干活。我们在野外干活时，天再热，也得穿两件衣服，瞎猛才咬不透。头和脖子用衣服包扎起来，只露出两个眼晴，但是小咬还往鼻孔里缵。这时只得口刁一根烟，蚊子、小咬怕烟味，不敢近身叮咬。
割草，锄地、盖房、农场春季播种己结束。我们右派队的工作，就是到大草原里去割草，有一种草叫小叶章，长得又高又硬。是农村做苫房顶挡雨用的好材料。在茫无边际的大草甸子里割草，经常遇到野鸭子蛋，一窝有十多枚，有时也能遇到刚破壳出生的小鸭子。当时有句俗话说：“棒打獐子，瓣掏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说明北大荒人少地广，野生动物丰富的景象。
有时走出住地十多里路，晚上收土稍晚一点，天黑下来，就迷失了回住地的方向。每当这时，我们就点起一堆火报信，队部见到我们火光，也点起一堆火，我们朝火光走去，就找到住地。
新开的荒地，一片就是几百亩，大的一片就是几千亩地，地头很长。锄地、割庄稼，每人把着一垅地一天也干不到头。
在锄地时，我总结出下锄要“稳、准、狠”三字诀。即手握锄头要稳，锄头对向野草要准、锄头砍向野草要狠。我用实际操作表演，向那些城市出身的知识分子传授经验，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得到队部领导人的表扬。
在农田活空闲的季节，我们右派队就全力盖土房，盖房的木工活，都由劳改犯人中的木工担任。我们都是干些脱土坯、搬运材料、用铁锹铲土，用干打垒的方法筑房墙的出力活。等到做屋顶的梁、橼木架好后，我们就用技条铺均匀，再用搅拌好的草泥抹平，等草泥干后，就苫房草，以作防雨之用。这些活，我都带头领着大家去干。苫房草，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会漏雨的，由劳改犯人教给我们做。我掌握了要令：就是草要滩均匀，不要有横草，要一面坡地由下向上滩排草。很快我就成了师夫。
当时队里职工家属住房奇缺。那些转业官兵的家属，都集体往在大房间内，用草帘分隔成一个一个的小单元，每个单元住一家。我们建的房子刚封顶，就住上几家待产的孕妇。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通 在夏锄结束后，我们又转入基建工程，就是打土坯和盖土房。打土坯定额每人每天300块。一块土坯至少15斤，300块就是4500斤，要把这4500斤的土从地里挖出、加水搅拌、做成土坯，还要翻晒凉干，码成垛，要五道工序，等于一个人—天要搬动近两万斤重。对这些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完不成定额，就不让收工。有个看管劳改犯的井卫人员举着步枪，强迫一个载眼镜的右派挑土坯，他肩挑六块土坯走不动，就被用枪托打，最后这个右派倒地不动。警卫员就用脚去踢他。我看在眼里，心理明白，这是杀鸡给猴子看。
在右派队，那些体力差，劳动成果少的人，遭受人格、精神、肉体折磨的事情，经常发生。有一位体弱有病的右派，因为他不出工，一个管教干部自己穿着皮大衣，把这个右派叫到大雪地里个别训话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叫他他不起，用手去拉他，才知道他己无声的死了。
那些原来还抱着好奇心理、想来北大荒体验生活的大作家如聂绀弩、胡考、刘尊棋等名人，老革命，现在才知道，这里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通的地方。右派分子在他们眼里，和劳改犯一样，只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
我又当上积极分子 离开北京时，我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不惜生命，好好劳动，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有决心把右派帽子摘掉，回到党的怀抱。
到这里一看，要想早日离开这个环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在劳动当中突出自己的成绩。有出众的表现。所以我下定决心，苦干、实干、巧干，处处争一流。
我自身条件好，我33岁，身体健康，我是农民的儿子，在家念书时，也经常下农田帮助家里干农话，动镰刀、锄头的活，我不外行。我在各种劳动中，都比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好。大会小会都受表扬。
到了麦收季节，有些地块不平坦，或因低洼涝湿。联合收割机下不了地，只得用人工收割。这时候，生产队就全班人马齐出动。职工人数少，顶不了主力。只有劳改犯人和右派分子成为割麦主力军。上级规定定额为：劳改犯人每人每天完成5亩，右派队员每人每天完成3亩，职工每人每天完成2亩。那是八月分，骄阳似火，用手工要割完三亩地的面积，谈何容易！可是完不成的定额不准收工。我径过几个月的磨练，完成定额是没有问题的，我还帮助老弱者完成定额。我得到“飞刀手”的光荣称号，并带上光荣花。很快得到领导的重视。我由普通队员升为小队长，（管十多人）我带领小队样样工作都走在前面。很快又提为付分队长（管三个小队），正分队长以上的官都是上面委派的转业官兵。他们不参加劳动。
霍大儒书记来信 我用实干苦干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队领寻的信任，当上了右派分子最大的官。这个消息很传到了农垦局领导那里，有一天，分埸党委谢书记亲自到右派队找到我，交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写着：850农场四分埸谢书记转交右派队王学俭同志收。打开一看是农垦局党委付书记霍大儒给我的信，他写道：王学俭同志：得知你在右派队劳动改造表现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早日摘掉右派帽子。请你把你队右派改造的情况给我写一个报告，我要向中央报告右派改造的成绩。你写好报告后，交谢书记转我。
我按霍书记的指示，找了一些人座谈思想改造情很。有一个叫李凌的人，他劳动表现很好，我打算把他的情况写进这个报告，他告诉我，他和他妻子都是西南联大毕业，曾是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爱人在《中国青年报社》政工组组长。为了他妻子不受株连，能保住工作岗位，照顾老人和孩子，他俩离了婚。但是有的定：等他改造好了，摘掉右派帽子后，再复婚。现在，他们二人不敢直接通信，都是经过好朋友给他们传递。我把李凌的要求改造好摘帽的心态，做为典型写进报告。李凌和我一起，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写这份右派分子改造报告，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主题是右派分子经过劳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用实际的劳动成果载罪立功，等等，都是尽说上面原意听的套话。这里面也谈了我自己的思想转变情况，尽说自己过去由于骄敖自满，才犯了错误，经过劳动，如何认识了错误等自责的话。我把这份调查报告交谢书记转呈霍书记，过了一段时间，谢书记又转来霍大儒书记给我的来信。信中说：你的报告很好，我已转交中央。
我所在的这个右派队，知名的人士有：聂绀弩、刘遵棋、胡考。
聂绀弩的故事：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文艺报》的总编，是一位近60岁的小老头。队里分配他干些打杂的轻话，集体性的重劳动不叫他干。他要求参加集体劳动。有一次到大草甸子割苇子，队指导员量出二分地的面积叫他割。他用镰刀一根一根的割，进度甚慢，指导员说：“老聂头，你那是怎么割的？”老聂说：“我是一根一根的斩哪。”惹得大家轰笑一阵。
我们用干打垒的方法建起一些小土屋，每楝房都是三间，两头是住屋，中间是火房，每楝住两户。房内要盘上土炕，土炕建成后要及时烧火烤干，不然就蹋了。这个烧炕任务就交由聂绀弩来完成。因为土屋的屋顶都是用我们在草甸子割的小叶章草苫成的。烟囱很低，烧炕是用毛草，火苗从烟囱上串出去，一遇上逆风就回朴到房草，引起大火，把房烧毁。聂绀弩去炕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把一楝新建的小土房烧毁了。当时右派队的领导要处分他，要给他的右派升级，老聂说：“房子被烧是我的责任事故，不是政治思想问题，不能给我的右派升级，你们可以按着责任事故来处理我。”后来虎林县公安局来农场右派队把老聂头押去虎林监狱扣押。
过了一段时间，聂甘弩又回到我们右派队探望，我们才知道，是他的夫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来虎林监狱探望他，正赶上农垦部长王震到虎林农垦局视察，聂夫人把情况反映到王震部长那里，王部长一句话就把老聂放了出来。并把他安排到农垦局创办的《北大荒文艺》杂志社当顾问。
老聂头向我们说：“我要写一本书，名叫《狱中记事》，我住过日本人的监狱，住过蒋介石的监狱，这次又住过我们共产党的监狱。”后来我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农垦报社》当编时，老聂头和画家丁聪还在北大荒文艺社当顾问。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是1934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他的名字在鲁迅全集中都有注释。他是我们党内有权威的古典文学专家。
胡考的故事：我当副分队长时，胡考在我分队。我听说他是“人民画报”的总编辑。他也是年纪五十以上的老者，干活差劲。1958年秋收割大豆的一天，晚上快收工回住地吃饭时，北方七虎林河一带，出现一片大火，火光冲天，领导一声令下：向火光处跑步前进，快去扑灭野火！大家跑出十多里路，上气不接下气。扑灭火往回走时，已是下半夜了。人们是又喝又饿又累！走路东倒西歪，忽然胡考一头倒地、口吐白沫，领队的干部一看就火了。吼道：“他不走，大家走。不管他。”我一看，把他一个人放在这茫茫的大草甸子里，不叫狼吃了，也得饿死。我马上分配两个哈尔浜航校来的小伙子，架着胡考往回走。到了住地，胡考喝了几口热水，回过气来，对我说：“王队副，我一生，这是第二次犯病遇险。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的台儿庄大战，在行军路上，我犯了病，幸亏同伴把我架着走出去。这次也感谢大家架我回来。”
刘尊棋的故事刘尊棋是一位白发老者，六十多岁。我们当时都不愿谈论个人的伤心事。我只知道他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他是外文出版社的领导人。他告诉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他是那次访问的记者。他常给周恩来总理当英文翻译。
1958年10月间，我们队里秋收己结束，要抽调大批人员进完达山里采伐木料。当然要求年轻力壮了的人。像刘尊棋、聂绀弩、胡考这样年过五十多的人，是可以不去的。我是三分队的领导，刘尊棋向我说，他一定要和大家一起去。他抱着一种好奇心，愿意到山里体验一下伐木人的生活，看看完这山的冬景。我就同意他去。分配他中午送饭，他也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有时打夜班，他半夜挑着三十多人的饭，在深山密林里走十多华里崎曲山路，累得满身大汗，白胡子茬上又挂满霜花，真像一位圣诞老人。他看了我设计修建的拖拉机运木小道，很称赞的说：“你看，今夜月色明亮，照着我们这森林小道，多么好看。这正是：二十四桥明月夜呀！”当1959年国庆前，听说要给右派摘帽子时，他满脸含笑的说：“啊！曙光就在前头。”
1993年秋季，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刘尊棋逝世的文章。很遗憾自1959年他回北京，我留在北大荒，再无机会见面。只是从冯亦代写的《记刘尊棋》一文中，才知道尊棋因历史问题，遭受45年的冤屈。但他赶上好时代，平反了冤假错案。恢复了他1931年入党的党籍。他又为党做了不少贡献。生前得到平反，死亦瞑目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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