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大荒去
在焦急的等待中
自从1957年9月底第三次批判大会上，我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以后。和我预料的一样，再也不开批斗会了。也很少有人找我对证揭发材料了。我知道，这段时间，正时铁道兵党委在讨论定案，并上报总政治部批准的过程。我是准团级，按当时的干部任免权限规定，正是需要总政治部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不能上班工作了。我闲在家里，己经做好当平民百姓的准备。我在1948年从哈尔滨向关里进军的路上，得到一部“金瓶梅”，因为忙于工作，从来未阅读过。我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知道这也是一部名著，我就读了一遍。也读读唐诗，对李白的“将进酒”读了又读，把长恨歌、琵琶行、行路难、都能背下来。我的心情，正如—篇诗中所说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时，无法排解我内心的痛苦。后来，听说报社印刷厂要在大院东南角建厂房，正在拆除旧房子，我就去参加拆砖劳动。一方面锻练身体，一方面消磨时间。
想不通也得通
从各方面情况看，我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戴无疑了。我当时最大的痛苦是两个想不通。
一是我无法想通我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人。我出身于一个自食其力的中农家庭，我从17岁起就在共产党办的胶东公学读书，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并且在学校中入了党。在当时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里，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和国民党比起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心跟共产党走，是我终身的选择。我怎么会反对共产党呢！我实在是想不通。
二是组织上这样处理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对政治部副主任陈力同志在领导报社工作中，确实有些意见，他给报社8个人的编制，引起我极大的愤慨，我认为他跟本不了解办报工作的特点。所以在鸣放大会上提出请他到报社蹲点一个星期，体验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报社上下是一致的。大家在鸣放会上是有些感情冲动，但这必竟是为了把工作搞好，不是个人人身攻击。我想作为一个少将、老红军的陈力同志不至于为此而报复我吧？我身为少校副社长，也是经过抗日战争的团级干部，而党委主要领导崔田民同志，更是一位大家尊敬的老首长，更不至于无缘无故对我开刀吧？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苦恼极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身体跨了。在此关键时刻，我的岳母说话了：你要该吃就吃，该睡就睡，不让当官了，就回家种地，你家世世代代都是种地的农民，没有当官的，种地不是照样养活老婆孩子吗。
听了老人家这番话，我细细一想，可也是，回家种地吧。要活下去，要吃饭，要睡觉。不要把挣饭吃的身板搞跨了。想不通的事，暂时放在一边。就暂定是我自己错了，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都说我这些言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都承认。你们把原则提到多高都行，我都承担。
宣传科长殷步实叫我在编辑记者中再咬出几个右派，以减轻我的罪行。特别指出：郭沫水的漫画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郭沫水笔下，没有好人。我说：郭沫水的漫画，都是我指示他画的。我批准发表的。责任全在我，我应承担全部责任。
幸亏这时郭沫水已调到密山铁道兵农恳局工作，但这些反右积极分子又给农垦局领导写信揭发郭沫水。幸亏那里的领导都是老铁道兵，了解真实情况，没有把郭沫水打成右派。假如郭沫水不调走，仍留在铁道兵报社，不打成右派也得打成中右。刘涤凡、芦永祥两位编辑都打成中右。他二人比郭沫水发表的文章少得多。他俩只是在报社编制人员不合理这个问题上，发言对陈力副主任批评了几句。
事到今天，在办报所谓错误上，我都认为，我责无旁贷，不应该推到下级身上。我没有这样做，我也从不受良心的责备，心里很安静。
自从岳母那番淳朴的谈话后，我再不为个人的患得患失而痛苦了。一心一意准备处分定下来之后，当平民百姓。一辈子种地为生。这时，什么也不去想它了。看看我三个儿子，大的才七岁，小的只有三个月，别的责任没有了，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儿子，我要尽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以劳动为生，抚养父母儿子。这时，心静下来了，做好听从发落的准备
到北大荒去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开过党小组会、支委会和支部大会，历行了开除我的党籍的手续。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铁道兵党委做出决定，开除我的党、军籍，剥夺军衔，降两级由准团级降为地方十八级，交地方分配工作的决定，并于五月十五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这样的决定，大出我的意料，我做了开除军队回家当农民、什么工资也没有了的思想准备。既然还保留十八级干部待遇，按当时还有每月八十三元钱的工资，等于八级工的水平，妻余平还有二十一级待遇，每月六十元钱，这样的生活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馀，比农民好多了。对于组织上这种给出路的政策，从内心感激。
当时决定送我到河北省静海县农埸劳动改造。可是我请求到北大荒铁道兵农埸去。比较起来，河北省的气候条件比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好多了。我自愿到艰苦地方去，得到铁政领导上的同意。
我为什么愿意到北大荒去呢？这是因为我对牡丹江地区的情况知道一些。1946到1948年我在牡丹江军区参加剿匪，也就是曲波写的林海雪原的情景。对于地处那里的铁道兵农场的发展前景，因为我曾派记者去采访过，也了解一些，而且那里的领导干部都是铁道兵派去的，我都认识。原铁政青年部长、曾给总政治部谭政主任当过秘书的刘伯增同志任农垦局副局长，铁道兵司令部参谋处长王景坤同志任农垦局长，铁道兵政治部组织部长霍大儒同志任农垦局副局长、付书记，铁政宣传部副部长、曾主管铁道兵报的王余音同志任农垦局政治部主任。在1956年，刘伯增同志回铁道兵要干部时，曾当面要我去农垦局工作。王余音同志曾经给我写信，要我把铁道兵印刷厂中的设备和人员挑一部分，组成一个印刷厂去农垦局工作，并要我去那组织报社。
当我的右派向题己经确定之后，1958年春，王余音同志来北京开会时，我和妻余平去前门外东方旅馆看他，表示我愿到北大荒去改造，希望能得到他对我家属的一些关照。王余音同志一方面替我难过，一方面答应了我的要求，同意我去农垦局所属单位劳动改造。
决心己下去北大荒，那里气候虽恶劣，但铁道兵老人很多，这些老领导、老同志，都了解我，人际关系好处，政治上能得到关照。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判断是对的。
经铁道兵政治部领导同意我去北大荒。铁道兵给农垦局开了介绍信，叫我自己领着老婆孩子去密山农垦局报到。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我们全家七口人，在天安门广场照了全家合影，即登上火车向北大荒奔去。
离开铁道兵大院时，只有王绍农(余平之叔兄弟)帮助收拾行李和送行。再无任何人送行，真是像丧家之犬，垂头丧气、前途茫然。
六月三十日早晨火车到达密山县，下车后我即到北大营找到王余音主任，王主任之妻薛观亮同志，当即雇了一辆马车，到火车站把我们全家接到他家住下。王余音同志任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时我是铁道兵报社总编辑，报社由他主管，我是他的部下，王、薛仍以老首长对老部下的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一家七口人暂时就住在他家。
过了三天，王主任告诉我说：“凡是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都要下农场劳动改造，摘帽后再分配工作，这是上级的规定，你必须经过这一关。家属留在密山，余平工作我们安排，还是到印刷厂当校对员。住房由老薛安排落实。”
密山县是当时铁道兵农恳局的驻地，我的家能留在这里，那是很难得的。那时，十万转业官兵涌向北大荒，住房十分困难，王余音老首长一口答应由时任街道委员会主任并主管住房分配的薛观亮同志，给我的家属解决房子。我听后内心十分感激。我当即表示，听从分配，明天就下去。王余音同志考虑一回说：“八五零农场四分场距密山最近，又在密山到虎林的公路边，交通方便，就到那里去吧。”就这样，我没有后顾之忧，决心好好劳动，早日摘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