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风运动的大呜大放阶段，铁道兵报449期（5月24日出版）发表了一仙同志的一篇题为“夜谈小记”的文章。这篇文章以谈话记录的形式，反映了几位“气味相投”的初级军官，在夜晚闲谈中对我军内部一些问题的议论。且不说自由主义的议论本身是错误的，就其议论的观点来看，基本上是错误的。对错误的观点，文章中并未给予批判，看来作者也未想去批判，更正确点说，文章的观点正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因而散布了一些不利于巩固部队，不利于我军内部团结，不利于党整风运动的毒素。
“夜谈小记”散布了那些毒素呢？我认为首先是它宣扬了资产阶级争名夺利思想，鼓励人们去比地位、比待迂。我们共产主者一向认为，资产阶级的争名夺利思想是可耻的，而比地位、比待迂正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落后的表现。一个进步的人，有政治觉悟的人，革命人生观坚定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不会这样比。但是这篇文章对比地位、比待迂充满了浓厚兴趣，竟以三分之一还要多的篇幅议论级别待迂问题，挑动军事、政治干部和技术干部比。挑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比。文章一开始就议论技术干部的待迂问题，说：“我们铁道兵的技术人员等级有很多是过高了。”还无根据的歪曲我们党的干部政策，认为“我们（指铁道兵）缺乏一种考核制度，有的该提没有提，不该提的倒提了，谁在领导面前嚷得凶些，谁就运气。”似乎人们应该为了级别，待迂去嚷去闹，而不是毫无利已之心的埋头于革命工作。接着还更具体的为某少校和石玉堂同志的级别呜不平。文章中说：“就拿某某某来说吧，过去他在地委当过组织部长，在装甲团当过政委，早是副团级，评为少校，设犯过错误，老实，不计较这些。可是……”“石玉堂同志的军衔现在还未解决吧？他1949年在作战科当文书，排级待迂，……现在还是个少尉，论德、才、资也不算差。和他一起当文书的某某某现在是正营级大尉科长，过去有一位收发某某某，很不如他，现在是副营级大尉科长。明明摆着，怎么叫人不比呢？”我们看，这不是公然的鼓励那位少校和石玉堂闹级别，闹待迂吗？这对发扬我们部队正气，巩固我们部队有什么好处呢？
其次，这篇文章还公然对整风运动能否解决问题表示怀疑，并认为给领导上提意见可能会受到压制和报复。散布不利于正风的消极情绪。我们知道，党中央关于正风运动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并指示：“应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同时，“人民日报”在“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论中明确要求“领导者对群众的意见不仅要倾听，更要认真处理。不管群众的意见是否正确，能办到的，领导者都必须加以研究，做出答覆。凡是正确可行的，应该接受执行；凡是不可行的或暂时不可行的，也应该公开解释。”这都说明党在整风运动中要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但是这篇文章却一方面错误地歪曲了民主检查的成绩说：“难怪，有的人在民主检查前就有点泄气，意见提了白提，你提你的，耳旁风，过去就完。”一方面怀疑整风的作用说：“这次整风是民主检查的继续。可别来个不解决问题的继续。”同时文章通过一个军官的发言感慨地说：“唉，我过去爱提意见，（指给领导上提意见）吃了亏。……意见对了不当会事，错了就是‘认识片面’‘观点有问题’。领导上对你产生这种印象后，就很难说‘言者无罪’了。反正，提意见要注意一点什么‘埸合’啦，‘客观’啦，不然，知道提了不解决向题，干脆不提为妙。”这一段话既错误地污蔑领导，又似乎在教导人们“明哲保身，少说为佳。”上面那—些话是推动整风运动的开展呢？还是阻挠整风运动的开展呢？特别是这篇文章是在整风运动大呜大放阶段发表的，这对整风运动的开展显然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这篇文章错误地批评铁道兵党委执行中央对于知识分子政策有错误，以宗派情绪挑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一般干部与工程技术干部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党和政府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了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充分注意使用知识分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铁道兵党委在执行这一政策上也是正确的。因此这一政策受到了部队广大官兵的拥护。但是，“夜谈小记”却怀疑地说：“我们党委在执行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是不是有错误？”紧接下句又说：“谁都会同意对知识分子要照顾，给职给权，提高待迂，但在军衔上一下提得过高，就使人不服气。”把这句话再和前面所引的“我们铁道兵的技术人员等级有很多过高了”那句话联系起来看，这就巳经不是怀疑而是肯定了。接着文章更毫无根据地说：“我们部队对这个问题也有意见。椐说有的师团干部对此也有同感。”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这实际上不是在部队中挑起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满，挑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一般干部和技术干部之间的关系吗？这对实现我们党的政策和加强我们部队的团结是无益而有害的。
以上三篇‘反击’文章，都是在1957年8月至10月捉右派高潮中发表的。当时，铁政那些反右积极分子们，都瞪大了眼晴，盯着铁道兵报上每一篇批评性的文章，拿出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不管时间和背景，凡涉及到批评了领导的文章，一律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来对待。把我于—年前，1956年10月8日为配合兵党委安全生产指示而写的社论：“扩大民主生话，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作为反党文章之重点来批判，把这一时期报纸的批评文章，定性为我用资产阶级思想，篡改党的办报方向。事情明摆着，铁道兵报是公开出版的，每期的大样在付印前先送审，陈力主任签字后才付印。既然是方向性错误，为什么当时不制止呢？看来，陈力同志当时也被这股左倾思潮包围了，他领着这些反右英雄向我开刀时，竟忘了他是具体领导报纸的党委委员。这时，似乎铁道兵报是王学俭的私家报纸。还好，事过十多年后，陈力同志当面向我表示，报纸问题，他负主要责任。在他病故前，还向铁道兵党委写了证言，报纸错误他承担领导责任，请求给我平反。由此看来，他仍然以极左的观点来看待报纸所谓错误问题，并愿承担责任。就这一点看，他既是可悲的，也是可敬的。我仍以对老首长那样的情感，愿他在天之灵，能跳出左倾泥谭，净化灵魂，永得安宁。现选印一部份受批评文章，以做历史见证。
我拿出这么大的精力和篇幅，重新发表这些批评的和被批评的文章，只是想重温1957年那段伤心的历史，是怎样误会的。那些反右英雄们是怎样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把正常的，根据中央精神，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报导，歪曲成“王学俭篡改党的办报方向。向部队放毒！”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张敬臣被军阀残余势力残害到那种程度，这些英雄们无动于衷。而刘浪同志在文章中讽刺了几句“现代的过于执老爷”，就惹起反右英雄们大为不满。像捅了蚂蜂窝一样，招来了满身毒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46前参加这场斗争的人不少`还健在，我希望不管是整人的人还是被整的人都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我希望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列宁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