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表这分检讨报告之后，铁道兵报便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报导。对张敬臣事件的报导，是一次典型地、集中力量的报导。我认为这是很成功的一次典型报导。解放军报也加以转载报导。可见它的影响之大。本来是一次成功的宣传报导，竟在一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否定了，变成了罪状。现把这次报导的文章集中起来，作为我的一件历史冤案让后人来评论吧。
（1）张敬臣了犯了什么罪？（1956年11月15日铁道兵报419期 作者 遵珩）
1955年3月，张敬臣应征入伍，在48支队3连受新兵训练，那时，由于连排干部和老同志的关怀，他亲身体会到人民军队的温暖。他表现很好。不久调到卫生连学习护理工作，因为工作得不好，又被调到27支队政治处当公务员，不到十天又因工作不积极而调动了。张敬臣对调动有些意见，他到队列股带有质问口吻问徐宏模参谋：“我来到还没有十天为什么又调动呢？”徐参谋说：“军人要无条件的服从命令，叫你到那去就得到那去，你有什么权利质问上级？”从此张敞臣就带着不满情绪到了三连。
张敬臣出身于华侨家庭，母亲早丧，靠祖父生活，又—直读书，没参加过重劳动，再加上身体虚弱，时常有病，干重活是有困难的。在三连，有一天他因为有病向班长请假，没准许，中午也没吃饭，班长就硬拉着他上工，他顶了几句，就被班长打了一拳，他虽然要求过几次，但打人的事始终设有处理。
一天下午，他因为学冲锋枪走火，（子弹受潮未响）当天晚上就在“企图自杀”的罪名下被关进了禁闭室。头天晚上连蚊帐也不给，蚊子很多，他要打蚊子，哨兵就用枪托打他。白天，就像对犯人—样，强迫他参加劳动。在路上稍徽走漫了—点，或者往路旁看一下，警卫的小竹杆就要抽到他身上来。张敬臣曾几次向连的干部控诉过，但却没人管。作为连队党支部的领导人，夏元周指导员，也只是在一次点名时讲了一下。半月以后，因为证实了，并非自杀，被放了出来。不久，他在四连，因为工作，和战士刘振海吵了起来，并且挨了刘振海一拳。张敬臣要求处理，但长久未得到答复。张敬臣即认为四连领导不负责任，不愿在四连工作，两天没有上工。就这样，他又在“抗拒领导”，“拒绝施工”的罪名下被关进禁闭室。在禁闭期间（五天），有一次干活因装的土太多，他挑不动，有几个人上来前拉后推，他被压得直哭。
从禁闭室出来不久，一天晚上，张敬臣突然遭到了搜查，说是三班有人丢了钱，要进行大检查，实际上只强迫搜了张敬臣一人。虽然从搜查中，并设有发现任何偷盗迹象，但班排干部却仍然无理的用两个班接连开了三个晚上的斗争会，逼着他承认。排长说：“张敬臣，我们己经知道你把钱放到那里去了。现在是为了给你留—条坦白的道路，老老实实地承认吧！”班长还号大家：“上好刺刀准备冲锋”。事后证实了他没有偷钱，可是，连里却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没对有关人员进行任何处理。
这时张敬臣不顾违犯纪律，私自逃到支队，指望支队能给解决问题。不料在支队也遇到同样的遭遇。队列股的徐参谋不但不听取他的意见，反而声色俱励地教训他。并且在拆看了他给支队长的控告信后，竟假借支队长的名义，把他叫去大骂一顿。还要强迫扣留控告信、关禁闭（被作训股长阻栏）。后来张敬臣虽然在政治处尹秘书的帮助下递上了控诉信，也见到了支队政委，然而得到的仍然是“太调皮”“无组织无纪律”“反抗领导”“拒绝施工”等等。在第二次谒见政委的时候，张敬臣批评了支队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政委对群众不关心的态度。于是张敬臣又在“不堪教育”的理由下被禁闭起来。
以上的事实，就是张敬臣的“罪行”。部队军事法院就在这种情况下逮捕了他。张敬臣被捕的法律‘依据’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分析，张敬臣不够逮捕的条件，但是考虑到纪律教育对他己经无效，不如逮捕起来，教育之后再分配工作；另一方面认为，如不作处理，怕支队怪罪法院。
在8510部队军事法院的看守室里，张敬臣的遭遇是这样的：警卫人员可以擅自给他加带刑具，法院领导人也不管。第一次带两副手铐，不久就给解开了。第二次因为和另外两个犯人吵架，（据了解，大部分责任应由那两个犯人负）给张放臣反背带了一副手铐，他无法活动，几吨没有吃饭，于是又不顾违犯看守规则，把两只手从两条腿中间套了过来。警卫发现后报告了排长高特林，傍晚的时候，高排长又带了一副手铐来了：“好啊，张敬臣，你不用调皮，咱们看谁调过谁。”于是把第二副手铐紧紧地铐在张敬臣的大臂上。由于血液停止了流动，左臂很快就肿得像小腿一样，张敬臣疼得死去话来，他痛哭、嚎叫、呼冤也没有作用作。虽然高排长在晚上去过一次，但并不是给他解铐，而是问他：“还调皮不调皮了？”并且命令他起来，这时张敬臣由于疼痛和气愤，没有起来，于是排长即抓住手铐的练子，把他从两三公寸高的床上推下来，这才心满意足的走出去。第二天早晨，王贞国院长来到禁闭室，发现了张敬臣的左臂已肿得很粗，生满了紫色的血泡，这才把两副手铐都解开。因为伤势很重，不得不送入医院。
现在，张敬臣出院了，但是他的左手五个指头，已经不能动弹了。至于这只手能否恢复正常，现在还无法知道。这里应该肯定张敬臣是个有缺点，有错误的同志，他粗暴、组织纪律性不强，甚至在看守所里还违犯看守纪律。但是他到底有什么罪呢？！
（2）现代的过于执老爷（1956年11月15日铁道兵报 作者 刘浪）
读了遵珩同志的“张敬臣犯了什么罪？”以后，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昆剧“十五贯”中的封建官僚过于执。这位知县老爷过于执，为人主观武断，自以为是；审理案件的时候，一不调查，二不研究，单凭察言观色，推测猜想；结果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几呼断送了两条人命，他自己反而认为是果断英明。
过于执升堂审案时，看见苏成娟年轻美貌，心中暗想：看她艳如挑花，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定是与奸夫情投意合，因而图财害命。熊友兰被带上堂来，喊了几声怨枉，过于执就想：未曾上堂，便喊了怨枉，当然也是刁滑之徒。于是动用大刑，屈打成招，把两个善良的百姓判处了死刑。
这是明朝宣德年间的事，距今己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封建时代的人物，竟然会在社会主义时代复话，而且恰恰又是在我们的部队里。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了。
张敬臣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我们不妨看看下列的罪状：开始时，他对工作调动有意见，于是罪名就产生了--“违抗命令”。由于他学冲锋枪不慎走火，这是“企图自杀”，因而受到关禁闭的处分。在连队里，他无缘无故地挨了打，因为要求处理这件事，两天不肯上工，结果处理的方法是在“拒抗领导，拒绝施工”的罪名下，又被关进了禁闭室。他没有偷钱，干部们偏偏要开上三天的斗争会，以便给他‘一条坦白的道路’。他去请求支队政委的的支持，严正地批评了—下领导的官僚主义作凤，没想到，这也形成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堪教育”的罪名。最令人奇怪的是，8510部队军事法院会把“纪律教育失效”“怕支队怪怨”作为‘法律依据’，像对待反革命分子似的，竟把张敬臣逮捕起来。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原来，现代的过于执们也是只凭察言观色和揣摩猎测来判断案情的。
诚然，张敬臣是有缺点的。他出身于华侨家庭，自小深受祖父溺爱，喜欢逞强任性，常为小事争吵，不愿受纪律约束，劳动观念也比较差。但是，这就能成为他应该受到歧视和虐待的理由吗？同时，张敬臣也并不是没有优点。列如入伍初期，他受到同志们关怀时就表现很好。以后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军阀残余的恶势力下，虽然他受尽了残酷无情的打击，但仍然敢说敢讲，斗争性强，这难道不是很可爱的品质吗？
谁都和道，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缺点，世界上也不可能有不犯任何错误的圣人。谁都知道，我们对待有错误有缺点的同志，应该是善意的帮助和耐心的教育，而不是粗暴的斥责和无情的打击。可是，事实恰恰不是这样。这位年轻的战土入伍以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温暖，反而受尽了冷漠、歧视、侮辱、欺凌，甚致还要给他带上镣铐，终使左手致残。
张敬臣犯了什么罪？如果认真追究一下，犯罪者不正是那些现代的过于执吗？不正是那些主观武断，颠倒是非的人吗？不正是那些作威作福，知法犯法的人吗？
这件事是令人痛心的。其所以痛心，是因为从这件事实中，反映出我们部队还有为数不少的过于执。还有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他们不关心士兵的疾苦，主观片面，压制民主，粗暴专横，滥用权利，结果使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
现代的过于执们！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你们将怎样解释自己的行为呢？
（3）保护公民人身不受侵犯
铁道兵军事检察院郭兆风 铁道兵军事法院卢俊贤（1956年11月29日421期铁道兵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及合法权益，均受法律的保护。这是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的，任何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不论是国家机关、团体或个人，都是违法的。而违犯法律是要追究责任的，董必武同志在“八大”会议的发言中曾经提到：“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犯法律的人，不管他们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铁道兵报419期发表了“张敬臣犯了什么罪”—文，揭露了存在我们部队司法机关中的主观主义，和知法违法的严重行为。8510部队军事法院，作为—个司法机关，对张敬臣事件应负重要责任。
张敬臣是一个新兵，他到被捕的时候，才服役—年两个月，然而他却被认为调皮调动了四次工作。并且受到了冤枉的禁闭，拳打、竹杆和抡托打过。还遭到了无理地搜查污辱。他的人身受到侵犯。可是8510部队军事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并没有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制止那些违法乱纪行为，反而逮捕了受污辱、遭打击的人__张敬臣。当然，8510部队军事法院，在逮捕张敬臣之前，进行了调查研究，但是这调查和研究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譬如在调查中，他们片面的听取了某些人的意见，确认“张敬臣对抗领导，不参加施工，故意制造事非，有企图自伤的嫌疑。”而没有分析事情的另一面、就是某些领导对张敬臣的错误是否有责任？责任有多大？问题十分明显，由于某些领导民主作风不强，法纪观念薄弱，又加上对士兵教育无方，采取了惩办主义，这应该说是张敬臣受到污辱的主要根源，他们才是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显然，8510部队军事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时是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8510军事法院的错误远不止于此。严重的是他们不依法办事，明明知道张敬臣没有犯什么罪，不够逮捕的条伴，但是为了法院的“名誉”，也就“逮捕起来，教育后再分配工作”，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是错误的把法院当成一般的教育机关，但实质上是知法犯法，因为“不够逮捕条件不能逮捕”这个真理，不用说是司法工作者，就是一般的人也都懂得。而8510部队军事法院却忘记了这个真理。他们逮捕这个无罪的战士，使那些侵犯人权的人逍遥法外。更严重的是，法院纵容了警卫排长任意给张敬臣加带刑具，致使左臂铐伤。像这样严重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司法机关，是不能容忍的。这个事件虽然发生在8510部队，但类似的情况在别的部队还是有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法制也日益完备，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法制观念，特别要求司法干部，提高政策思想水平，以正确地维护国家法律。我们更应该从张敬臣事件吸取教训，坚决反对军阀残余作风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4）惩罚代替不了思想教育铁司组织动员处 正言 方悟（1956年12月20日424期铁道兵报）
读了铁道兵报419期“张敬臣犯了什么罪，”一文后，使人非常气愤。这一事件清清楚楚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惩办并不能代替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是我军巩固和强大的源泉，这一原则，有的军官口头上是承认的，但当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就忘了。张敬臣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
他在不到一年中受到两次禁闭，禁闭时受尽了虐待和肉体折磨。禁闭是一种纪律惩戒，是一种教育方法，但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在士兵头上作福作威的资本。张敬臣思想上有问题，未得到解决，接踵而来的是—连串的禁闭。这些禁闭和肉体的折磨，究竟想达到什么自的？这只有实施禁闭者自己知道。不过事实上这些作法则更使张敬臣不满和“调皮”，执行纪律时必须使被处分者知道个人错在那里，如何克服，这就是思想教育。只有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的惩戒才能有效力，否则就达不到惩戒的目的。
惩戒并不是解决思想问题的主要方法，张敬臣所以“调皮”是有思想问题的，而47支队不耐心的教育，而是企图用惩戒来解决。当惩戒无效时竟求之军法。企图用思想上的打击和肉体上的折磨解决张敬臣的思想问题。结果适得其反。
张敬臣事件告诉我们，提高部队组织纪律观念的基本方法是加强教育。使全体官兵自觉的遵守纪律，不能光靠惩罚。军事管理工作必须与思想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把部队管理好。当前有部分军官对这个问题却很忽视，有的人员反映：“思想教育是政治干部的事，军事干部只管‘管’”这种思想是十分错误的。我军的思想工作是贯穿在—切工作中的，如果军事干部只管‘管’而不问思想问题，他就不可能把部队‘管’好。当前部队中所以存在着惩戒过重的偏向，就是一部分人忽视了思想教育的单纯惩办观点作怪。
（5）我们愿意接受处分8510部队军事法院关于张敬臣事件检讨（1956年12月26日425期铁道兵报）
铁道兵报和解放军报先后刊登了张敬臣事件的批评稿件，我们认为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因此，诚恳的接受这些批评。
张敬臣事件，是我们军法工作的一个重大事件。也给我院工作人员一次深刻的教训。这里包括我们的两个错误，即逮捕与铐伤。为什么会使这两个错误在我院连续发生呢？现在想就我们的认识作以下检讨。
首先在我们的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法制观念不强，以想象代替政策。当接到支队的起诉书时，只偏面的认为张敬臣虽没有犯罪，不能判刑。但错误已达严重程度，纪律对他失去了约束力，因此就决定逮来法院教育教育，以防今后再犯错误。加之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对情况了解的不够全面，没有足够的认识原单位某些领导干部的错误；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法院的职权范围模糊。这就造成了非法逮捕的错误。
逮捕后，我们忽视了看押工作，表现在对看守人员的教育不够，又缺乏检查；并错误的将给犯人加带刑具的权利交给了看押人员。促使他们以“惩办治罪”的思想对待看押工作，所以他们认为那个犯人“调皮”，就可以任意加带刑具。
事件发生后，我们除专门进行过检查外，还对看押人员进行了教育，组织他们检查和批判错误思想，并规定：（1）看押人员只有责任监督犯人不串供，不犯新罪。不能打骂和体罚犯人；（2）禁止带双铐。并注意犯人的生活和学习。
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它一方面给受伤者造成痛苦，同时也破坏了党的政策。使党在政治上招致不良影响。为了接受教训，杜绝这类问题再次发生，我们除加强业务学习、提高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外；并愿接受应得的处分。（8510部队军事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