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生活在马陵山下沭河东岸的北蔺庄。早年丧母，三个姐姐次第抚养我长大。
沭河，在这一段被当地人称为茅茨河，这大概是上流有个村庄名叫茅茨的缘故吧？河床宽约三四里，全是掺着大小蚌壳的沙滩，冬天，河水在草桥下文静地流过。春秋，雾霭迷漫，野渡横着小船。老船手喝足了渡客的赠酒，能为年轻的妇女背河上岸，能不忌荤腥地畅谈野渡所见。夏天，有时河水涨满了河塘，浩浩荡荡，看不见对岸。它有时舐走了东边的禾苗土地，却在西边淤留了肥美的园田。当地人为争种淤地，时常诉讼不已。这，人称之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故乡，茅茨河滩岸给童年留下了记忆，象是白纸印上了黑字。
在家乡，有一段时间在塾学读书，过着囚禁式的生活，浪费了时光没有获得新知识。1931年在初小，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是受侵略受欺凌的民族，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军阀连年混战，盗贼四起，民不聊生。
1932年在郯城县立第一高小读书时，语文老师庄梦生给予了现代文学最初的熏陶。
文学爱好的最初养成，除了庄梦生教师引导之外，还有中学时代的教师李仲勋等等，他们不避艰辛，大量印刷《讲义》上课讲解。用古今中美好的篇章熏陶了他们的弟子。这使我眼界顿开，初步领略了美的文字，美的世界，美的心灵。也使我初步认识了语言文学的功能，它可以表达人间的喜怒哀乐、人情世态，倾诉人间的不平。它还可以描写遍存于世界的真、美、善和假、丑、恶……语言文学在万物之中，是应该受尊重的。它可以和千千万万不相识的读者沟通情感，交流思想；可以孤弦自操，畅抒情怀……
1937年1月18日，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我第一篇小说稿《胡子》。此后又连续发表了《钓鱼台》、《九尽杨花开》、《绕梁的歌唱》等文，都是在学生课桌上写下的。它一再鼓励我向文学事业进取。
（前面蔺柳杞，后面钱丹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侵占我国领土。1937年12月27日在临沂师范学校的西角门，和同学十数人随同校长曹香谷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辗转兰陵、台儿庄、许昌、方城、老河口，追踪而来的鲁南学生越来越多，一直到武当山下的均州。
1938年春，山东各地的流亡学生和教师云集武当山下的均州郧阳一线，成立了国立中学，并准备退入四川绵阳梓潼一带。这时正面抗日前线，节节败退，半壁山河沦入敌手，临沂、郯城也先后沦陷。
多年来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学生头脑中生根开花促人思考：是上前线？还是退往后方？青年人什么时候什么机遇效力祖国？如果缩居一方，有朝一天抗日战争胜利了，有举手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资格吗？不愧对祖国吗？沿途墙上的大标语写着：“亡国奴不如丧家犬，好男儿英勇上前线！”这类标语类似动员军号，也处处激励人心。正当这时，临沂师范同学张玉德、谢芳春等人秘密发起去陕北的活动，活动到我时，我邀约了禚宝梓、高荫一起同行。这时候八路军在平型关大量歼灭日军的消息早已如雷灌耳，陕北是通向抗日前线的阵地。
1938年7月5日，和谢芳春、张玉德等一行十人从均州出发，徒步穿越秦岭去陕北。行前的7月4日夜，一个秘密送别晚会在城内净乐宫里举行。这是明代帝王建筑的净乐宫，宫内的红墙绿瓦建筑物大部倒塌倾圯，到处是破砖烂瓦野草丛生。这天夜晚，人们脚步轻悄来到宫院的深幽处，大概是秘密串知遮人耳目之故吧？零零星星，三三两两，昏暗中难以看清来了多少人。会场设在一片露天空地上，没有桌凳，没有灯火，更没有欢声笑语。只有飞来飞去的萤火虫打着小灯笼在悄悄地巡行。最先讲话的是曹香谷先生，他在任职临沂师范校长期间，曾奉命查封某些书刊，反对秘密结社。虽也主张男女同校，却在女生宿舍的门额上，用石刻大字标出“秋枫院”。它向人们表明院中红的不是花，是枫叶，是秋风萧瑟的地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变得开明了豁达了。在流亡途中，他不断地感慨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又不断地称颂延安，认为中国不亡，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听说有一批学生不愿随大队退入四川而奔赴陕北，他除了支持资助鼓励之外，还悄悄地前来送行。他在送行的言词中说了一些激昂慷慨的话，也说了一些伤别的话。继老校长讲话之后的还有几个学生。所有的讲话都关联着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这时候全场一片低低的饮泣声，亡国之痛、丧家之痛和伤别之痛凝成的泪珠，像淅沥的秋雨，洒落在寂寞荒凉的宫院……
古人说：“暗然伤魂者，唯别而已矣！”我经历过许多离别，但没有一次象这样暗然伤魂动人心魄。现在想来，这是一场生离死别，经过炮火连天各奔东西的战乱年代，数十年来能重新相会的又有几人？
顶着七月的骄阳，经过秦岭丛山艰险曲折的道路，1938年8月4日到达中国共产党的陕北阵营。吃饭不要钱见面称同志的新生活、新思想、新理论、新任务、新的人际关系也就从此开始。
1938年9月4日汉口《大公报》“战线”副刊发表了我写的秦岭征途记事文《山流》。（现选入《中国现代散文选》第六卷1918年—1949年）
在同一时期，香港《大公报》“文艺”编辑肖乾先生的约稿信，一直追踪到陕北公学第35队的窑洞里。我在陕北枸邑职田镇邮局连续挂号寄发了以膝为桌写下的文稿。1938年9月4日至1939年6月13日香港《大公报》“文艺”连续发表了我写下的《危难的英雄》、《扑在大地上》、《兔子拜月的地方》、《兰田没有玉》、《演员们》、《题给壁画》等十篇作品。当时由于战争分割，未曾看到，这是近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馆提供的资料：《延安文学》在香港《大公报》一文中知道的。
1938年，为响应号召到敌人后方去，我告别了同行到陕的9位同学，随队东渡黄河，到达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我主动放弃了个人的爱好。当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舒同主任找我个别谈话问：你熟悉那种工作？你愿意做那种工作？回答说：我是学生，没有做过工作，战争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在当年的《抗敌三日刊》编辑部工作了数月。因为不习惯坐办公室，更因为想到前线和敌人见面。经过争取，被分配到第一团政治处工作。这个团的连以上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长征过来的红军干部，战斗顽强，作风勇猛，因战斗伤亡减员，连队的成员每年要更新大半。在这个团我经受了血和火的锻炼。1940年调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工作，这是以狼牙山为依托的广阔抗日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经受了万般艰险困苦的考险，认识了山地抗日战争，也认识了平原抗日战争，结识了当地人民。
在敌后，我的第一个农民友人是完县境内石漕山庄的臧春林，1940年11月在日军进攻扫荡中，因病和部队失去联系。一个无亲无故千里遥远的外乡人，凭一身粗布军衣作介绍，在他家挤在一条坑上避难19天。此后数十年他家的孩子一直称我为盟叔。由此我深切理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含义，民族危亡军民联盟的含义。
日本投降前夕，我在冀察军区司令部工作，司令员是后来受衔的郭天民上将。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我从未接触过的思想意识领域。也第一次知道作战部门是如何工作的。日本投降后，先后在冀察军区政治部、华北第二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部长工作，纵队是野战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真正是戌马倥偬，居无定处，日夜翻转来过，人少事多，日夜忙迫。仅就二纵队在华北作战的战斗动员令，除了太原之役外，全部是我执笔起草又经过反复讨论进行的。有时交付印刷时，已是鸡声报晓霜花满地了。在此情况下，不仅无暇文学写作，连一直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也被迫一度中断了。
1949年初北京解放时，由于喝酒过多，又骑马比赛越野赛跑，乐极生悲，突然吐血患肺结核病。先后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北戴河疗养院治疗，结识了一些医学界友人，略知人生和养生之道。病愈后，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后来几次想从事文学专业工作，主动提出去基层体验生活，如到保定军分区邯郸分区任职，总因为政治运动和形势变化白浪费了时光。
自从1938年奔赴陕北又东渡黄河至今，全部生涯在军队。应该说我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民族、人民战争事业。战后，我力避行政工作但又忙于行政工作应付运动。文学专业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写作成绩微不足道。回顾往昔，最大的感慨是：似水流年，岁月苦短，从沭河岸边起步的道路虽然走得遥远，但可供回顾的足印却十分有限，除了学生时代和战争年代写下若干短篇散文和文艺通讯外，全国解放后集结出版的作品有：《好年胜景》、《长城烟尘》、《战争奇观》、《苍苔履痕》和已发表待结集出版的《山径崎岖》等。大部分是业余时间写下的。其中若干篇章渗透着自己的亲身经历，抒发了对生活对战争的真情实感。可以设想假如不抒发这些，我将感到人生无限的遗憾和寂寞！
同是郯城高小同学，先后从沭河岸边起步，先后奔赴陕北走向抗日前线的有：坡里村的曹景芳（改名曹枫），黄楼村的杜丕盈，曹村的苏永祥（苏雷）。1942年秋在河北易县岭东村，在枪炮声中，曾和曹枫有过会面。1946年他在大清河畔牺牲了，按照他分手的留言，我写了一篇《他乡之土》悼念他。全国解放后，通知他的家中，托人办了烈士证明。和杜丕盈的最后一面，是在陕北枸邑田家洞征途。我们在月下偶遇，绕村漫步，不胜离情。1983年秋和定居内蒙呼市的苏雷在北京西山会面，共同回忆过这段往事。日记为证，分手时，杜确是和苏雷一起随队去晋东南敌后根据地的。数十年过去了，他音讯渺茫，生死不明，正如古诗所说：“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如今留在我身边的，只是在陕北的一张合影小照而已。如果他能健在，也许对着照片，也难以认识自己了。
生者空惆怅，逝者长已矣，沭河岸边再难留下他们的脚印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