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态度：1低头认罪。老实承认我是右派分子。2老实接受党对我的任何处分。3痛改前非，载罪立功，重新做人。大家揭发的事实，分析,批判全都对。我将逐个逐条消化。
二、我的错误的实质和危害性 。
1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和社会上的右派是站在一个立场上的。用同样的观点言论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思想和认识上的要求会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党的某些政策原则。并力求来改造党的政策。当受到阻挡时，由牢骚不满到对立反抗。
（1）比较系统严重的表现在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鸣放中的右派言论：如“人格平等”“化身”“统战部、嫡系”“人人自危”等。集中地表现出我在这些问题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语言上的毒恶，而是思想实质上的反动。我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看成是对他们的不信任。委屈了他们。认为党不了解他们的心情。（这里包括对我自己的改造）。或者认为不必那么严格。我依据的事实，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都是颠倒是非的。我把应该、必要、合理的东西，看成是党偏心眼。如肃反把报社当重点，说我右倾。我想不通。我认为领导上批评我不实事求是。
（2）在报纸工作中和党的政策思想对抗。
报纸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在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中表露出的错误。突出地表现了我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党的路线对抗。在自己写的文章中，主持编的报纸中，表露了个人主义、极端民主、无组织、无纪律。挑拨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加深了上下级的矛盾、造成了离心离德的倾向。反映部队情况中支持了落后倾向。破坏了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和严格纪律、执行命令的优良传统。给领导造成极大的被动。长期不认识错误，而且到处找同情，不依靠党组织解决。向解放军报、王嗜学讨支持。
（3）在编制问题上，在鸣放中的言行及平时的言行。这里面表现了我的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提高报社地位、争权夺利。反对党的全面观念和党的严格控制。我这种思想是隐蔽在为工作的招牌下，又迎合了报社同志的落后情绪。因而形成了以我为首的、有计划、有组织、内外上下系统的向党进攻。这确实不是帮助领导整风，如果再鸣放一时，达不到个人目的，又不认识错误，很可能形成更严重的错误。
（4）办报难的文章，充分表露了我和党的领导对抗的情绪和行为。这是我长期以来，对党的控制和领导，由局部不满到全部不满的表现。表现了我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看党的领导。我用这种观点顽强的想改造党的领导，实际上长期行不通。我就认为“办报难”。“难”是用我的观点才“难”。“上挤下压”也是“挤压”我的观点。把领导与群众、党性与人民性分开当然不行。
（5）新闻观点中的问题。趣味性、批评中的单纯暴露、讽刺、挖苦。这也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向资产阶级投向。
（6）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工农生活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工农生活，城乡差别，也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观点上看问题，所谓代表农民讲话。.
（7）其它问题：报社小集团不是我有目的有计划组织的，是无形中形成的。由于立场错了，动机也不是好的。我没有向法院放毒。只是考虑公、检、法的互相制约问题。不是说积极分子部是“积极混子”。
三、以上主要问题，实质上是我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政治要求，通过我所接触的工作、生活、人事，和党的观点、政治要求相对抗。也就是思想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力图用前者改造后者。顽强地要求党采纳我的意见，不然就不满、对抗、进攻、威胁。
（注释：自从我给王嗜学的信被揭发出来以后，打我右派的积极分子和领导者陈力副主任，把这封信的性质，提高到我把军内问题捅到社会上，要争取社会上的右派支持，内外勾结向党进攻。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可是这封信是一年前的1956年十月写的。那时没有正风反右运动。我也就不会有上面那些动机，这点群众是不知道的，也不准许我解释。我的检查中所谓的反党的“党”，当时就是指的“陈力副主任”，他所说“党”、实际上也是指的他自巳。比如他说：王学俭在报社的威信超过了“党”的威信中“党”就是他陈力自己。因为我鸣放时主要提意见的对象都是指的陈力。所以说我反对的党就是陈力。
当时，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我被斗昏了头脑，在群众批斗大会上，群起而攻之。都说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确实想不通，又不得不想通。我曾问过当时住宿在我家的记者朱振声同志：你说心里话，就凭这些事实，能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他苦笑着说：“这是‘升华’呀！”是的，按当时的形势需要，就可以把一个本来没有病的人。经过心理高压，就可以‘升华’成有病的人。这和赵本山演的小品“卖拐”的含义是一样的。为了卖拐挣钱。可以用各种手段诱骗，叫你相信自己的腿有病，必须有拐杖才行。买了你的拐杖，还要感谢你。我被批昏了头，我心中又相信铁道兵党委，我天真地想，那些老红军，老将军们，不会冤屈我。还是我有错误，我应检查。想不通也得通。从个人利害衡量，承认了也许能早结束这种批斗场面，也许能减轻一点处分。我已经看明白了，我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必载无异。陈力不捉个右派他对上也交不了差。我不承认是右派，也得载右派帽子。所以我就作了上述违心的检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三次检查，一次比一次上纲要高，直到我肯定认罪：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才罢休。。王学俭2004年12月20日）.
我低头认罪，铁道兵政治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我办了十年的铁道兵报，在1957年10月12日第469期期重要里位置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
铁道兵政治部反右派斗争获胜 右派分子分子王学俭低头认罪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把一年前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拿出来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批判。那么为什么“昨是而今非”？过去领导批准发表的文章，突然就变成了反动毒草，变成“企图篡改铁道兵报政治方向”。试问，兵团政治部主管审查报纸大样的人干什么去了？怎么能让毒草公然出版？陈力副主任在我写的社论原稿上签字同意发表，又是为什么？这么大的政治机关，少将一级的高级领导，就这样的政治水平！痛定思痛，再把这篇文章转载如下，作为沉痛的纪念。（.王学俭2004、12、20日）
本报讯：铁道兵政治部从九月初开始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党内右派分子、铁道兵报社副社长兼主编王学俭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展开了深刻的揭发与批判。
反对党的领导，企图篡改铁道兵报政治方向
长期以来，王学俭日益严重的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办铁道兵报，企图篡改党报方向，向部队放毒。从去年九月份以来，在铁道兵报上，发表了大量毒恶地攻击党、攻击领导、反对军队组织纪律、制度、规章、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等的社论、评论、小品文、杂文和谩画。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学俭亲自写的题为“机关首长请为士兵多着想”的社论，他疯狂地攻击我们各级领导对于“广大官兵、职工的劳动保护、施工安全，医治疾病，休假疗养，食物供应，工资待遇，家庭困难，恋爱婚姻，入党入团，各种学习”等等问题漠不关心，并质问我们各级干部“你们懂得士兵的心吗？你们知道士兵的痛养吗？难道你们头脑中除了规章、制度、标准、办法上规定的之外，再没有想到群众的生活状况的实际需要吗？”王学俭还毒恶地写道：“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制度规章…”并在同一张报纸上刊登了“有这样一位首长”的诗和漫画。煽动部队对上级不要迷信，要动脑筋，起来反对领导上规定的命令、指示、制度。他在另一篇“扩大民主生活，发扬群众的积极性”的社论中，攻击军队的民主生活说：“有些人因为好提意见而被扣上一顶‘老油条、挑皮鬼’的大帽子。有些同志因为好说敢为而受到讽刺打击，甚至在级别待遇和政治待遇上受到歧视。”他污蔑地写道：如果你有胆量批评领导，那你就要准备，一、你要考虑事后怎么？二、你要考虑前途如何？此外，在他主编铁道兵报一年中，还刊出了象“瞎子点灯”、“在刘支队长—怒之下”、“老首长谒见记”、“对象”、等攻击、污蔑和丑化军官的小品文，同时在他指示下刊出了郭沫水二十多幅有政治原则错误的漫画（注一）
当铁道兵党委发现了铁道兵报有严重错误提出批评时，王学俭则采取了顽固的对抗态度。如去年九月铁道兵报410期发表了“机关首长请为士兵多着想”的社论后，李司令员、崔政委见后都指示将报纸收回，但王学俭坚决不收（注二），经过五个月机关、部队的批评，他才在铁道兵报上做了简单的假检讨。并用两面手法到处进行反党活动。他在报社提出：“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了的整。”去年十月间，王学俭写信给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王嗜学，（原铁道兵报社工作员）并寄去410期铁道兵报一份，要他搜集新闻系同学的意见。（注三）信上说：“我准备拚上乌沙帽和他们打官司。我准备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如撤职查办）来应付这场斗争。…”他企图争取军外的誉论支持。以便进行反党活动。
在今年解放军报社在“左叶事件”之后召开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王学俭又提出了铁道兵报410期社论的批评问题，会后，他还写了“在铁道兵办报难”一稿给解放军报，疯狂的向铁道兵党委进攻。
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报社组织
会上揭露，王学俭一贯在报社内部拉拉扯扯，利用小恩小惠建立个人威望，把报社造成一个独立王国。他平时放弃思想领导，取消思想斗争，对于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采取纵容态度，对一些同志闹地位、待遇的思想以及不够入党条件的同志，不是教育，而是公开同情，庇护，使这些同志对党不满，对他则感情亲切。王学俭还通过自由主义、拉拉扯扯来建立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在整风鸣放阶段，借报社编制问题大肆向党进攻。王学俭公开煽动报社人员闹事说：“如果党委不同意我们的第一方案，我们就去找崔政委请愿。”他还说：“共产党员如果允许罢工，报社编制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就罢工。”他还写了辞职书来威胁组织。在王学俭统一指挥下，报社部分人员有领导有组织有系统地发了言。明目张胆地在铁政鸣放座谈会上向党进攻。（注四）
挑拨离间，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王学俭一贯的竭力污蔑和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1950年他竭力介绍政治历史复杂的张健入党。（肃反时查出是历史特务分子）支部设有通过，他就到处说：“出身不好就是不好入党，地主富农出身的都是王八蛋。”在这次整风期间，王学俭对知识分子政策发表了一系列的带有煽动性、攻击性的反党言论。他在铁政整风座谈会上说：“我们（指领导）对知识的看法有宗派主义，对他们的历史问题不客观。一个运动弄出一些知识分子，…”还说：“我们对待一般的知识分子更差，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成是一切罪恶的化身。主观片面什么都翻出来了。有这股风气，压力很大，特别是宣传、文化部门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入党更难。”他歪曲事实地说，肃反把重点放在宣传文化部门。并说：“好像组织、保卫部门是党的嫡系，宣传、文化部门是统战部。”他还毒恶地造谣说：“反正宣传文化部门是挨整的对象。三反向我们要老虎，肃我给我们摊派反革命数字。”
在会上，许多同志根据上述情况进行分析，彻底揭露和批判了王学俭反党.罪行。并指出他所说的组织上对参军到政治部的大学生处理不当，除个别人以外，有的是历史特务，或反革命嫌疑分子，有的不适合领导机关工作，组织为了纯浩，巩固我们革命的部队和工作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正和处理是完是正确的。（注五）
歪曲历次政话运动的正确性，诬蔑积极分子。
会议—致揭露，右派分子王学俭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有其长期的历史。1950年他给反革命亲属王鹏祥私开火车免票迁入东北。将反革命子弟刘占敖（其表弟）介绍到铁道兵印刷厂工作。肃反时受到当面警告处分。（注六）他一直没有从党的教育中认真改造自己。
在三反运动中，王学俭对自己熟习必须斗争的贪污分子被斗，他叫喊“过火了！”并说：“政治部有些积极分子是赶浪头，出风头”。
在肃反运动中，当政治部五人小组批评王学俭有右倾情绪时，他心怀不满，并到处散布说：“领导上对某些同志怀疑缺乏有力根据。（注七）”报社***历史复杂，军外已有检举材料，他还说：“不会这样吧！”肃反运动结束后，王学俭还曾说：“有积极分子，也有积极混子。积极混子比什么都坏。”
铁政党支部研究反右派斗争时，（王学俭是支部委员）他发言说：“我们小组斗不起来的原因是没有教员，不但没有右派分子，连右派言论、右派情绪也没有。糊涂认识是有的。”并说：“批判这些糊涂认识要以理服人，不要搞得像肃反那样，连自己都不敢保。闹得人人自危。”他又说：“每次运动都有一帮人赶浪头，这是一种投机，我称他们为积极混子，首先要批判赶浪头的人。”到会同志对王学俭上述反动言论都进行了驳斥。指出：王学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右倾和不满，多次污蔑积极分子，完全是歪曲事实与恶意攻击。以肃反为例，在肃反运动中，铁道兵查出了几十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弄清了七百多名干部的历史情况。组织做了妥善的结论。使这些干部放下包袱，安心工作，所谓“肃反闹得人人自危”，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胡言乱语。
王学俭阻碍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到处为政治部某科长的错误言论进行辫护。对征稿组写批判某科长错误言行的大字报，王学学对报社人员说：“咱们也可以写反大字报。”领导上多次要求王学俭检查错误，他却问记者朱振声：“现在那个部门在翻报纸（指铁道兵报），他们批评什么？”并说“要了解敌情呀！”当朱振声揭发上述事实后，有些有温情主义的同志听后都说：“王学俭早就把我们当敌人，我们还认为他是‘老好人’警惕性太不高了。”（注八）
积极支持社会上的右派言论，公开同情胡风反革命分子。
整风期间，王学俭看到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上刊登的右派言论即拍手称快。说他们大胆和民主。中国青年报揭了右派分子刘宾雁的反党言论后，他公开为刘宾雁辫护说：“报纸上揭发的材料还缺乏说服力，刘宾雁的某些论点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比如刘宾雁说领导干部对‘两百’政策都有抵触情绪，我参加讨论整风的党委扩大会就有这个感觉。刘宾雁说写社论要按领导的话说，难写。我也有这样体会。”报上揭露了人民铁道报社右派分子范四夫的“专业报难办，只有政治领导、没有业务领导”的谬论，王学俭支持范四夫说：“我们也有这种感觉，专业报就是难办。我们的报纸就是缺乏具体的业务领导。很少有人管。…”
王学俭一方面积极支持与同情右派言论，另一方面散布了污蔑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言论。歪曲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报告。当报纸揭露了新闻界一些报刊总编辑、主编是右派分子时，王学俭说：“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右派，对党委不满，很可能同领导上的‘三大主义’有关系的。”他在听了康生同志的报告后在报社歪曲事实说：“康生同志说的，民主党派一些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进行个人报复、攻击，我看现在揭发的这些材料，也不一定都是真的。”有一次报社同志谈到毛主席对当前干部中“争名夺唯利是图”的思想倾向的分析，王学俭说：“这句话要是别人说的，这次反右派斗争就该有向题了。”
王学俭对于反革命分子胡风，还公开表示同情。一次当王学俭听到财务学校右派分子胡寿曾写的三论胡风文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进行辩护，说胡风不是反革命的谬论后，他说，这个人讲的也有对的一面，胡风拿到现在，就不一定按反革办，现在看，当时的处理也有问题。
（九）
在声势浩大的辩论会上，同志们对王学俭的批判斗志十分高昂，始终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在斗争期间，各部门共写了60多张好报，用大量事实揭露王学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群众的揭发批判下，王学俭已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并表示低头认罪，重新做人，因此斗争已胜利告一段落。
读后感和几点注释
重读此文，我认为在整个事实的叙述上，除两点全错了，一是410期社论崔政委叫我收回我坚持不收，这是错的。二是“要了解敌情呀”“敌”应是“底”。其他部份都是事实，当然上纲上线部份就不是我的本意了。从叙述的口气上看，这篇文章应是报社人员奉命写成的。口气上还比较冷静，不像上报批我为右派的那份总合材料那祥，明目张胆的歪曲事实，篡改我的原意。
（注一）以上事实属实。我写的两篇社论，按当时的形势看，有缺点和错误。但不属於反党性质的。它不策略，不应点名批评铁司军务处。惹不起呀！你—个小小的报社少校副社长.，竟敢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但是，社论既然能在铁道兵报社刊出，就不是我王学俭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有正常的审稿制度，政治部主管领导陈力同志在社论原稿上签字同意发表。怎么到了反右派时，这些东西又变成了王学俭篡改党的办报方向的罪证呢？你一个少将军衔的老红军，在这种形势下，把政治责任都推到—个少校军衔的副社长身上，能说得过去吗？
（注二）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410期社论点名批评了铁司军务处，而情况又有出入。此事反映到李寿轩副司令员那里，他叫我把报纸收回来，我把他的意见报告了陈力副主任，请示怎么办？陈力叫我请示崔田民付政委怎么办？我向崔副政委如实汇报了410期社论的写作情况和问题。并建议不要收回报纸，因为己径发下一个多月了，收不回来。我在报上写出410期社论的错误情况，做出公开检讨，比收报好。崔政委召开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叫我摆明情况，同意我的处理意见。所以才有1956年11月17日421期铁道兵报上发表的“对本报410期社论的检讨和说明、铁道兵司令部修改连首长留营住宿的规定”两文的发表。
（注三）确有这两件事。给王嗜学写了信，给解放军报写了稿件。我深切感到在铁道兵办报难，在无奈的情况下，想求在人大新闻系学习的老部下评判是非。更想求得上级报纸解放军报助一力。主观上，没有想到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从组织原则说，也没有反党错误。
（注四）关于小集团向题，这纯是凭主观推断、枉加的罪名。我设有放弃思想领导，更设有放弃思想斗争。要求不严、批评不恨是有的。我是有职有权的领导，为什么还要用小恩小惠去拉拢部下呢！把关心下级的行为，当成拉垅的手段来批判，真是不可思议。
（注五）张健己在朝鲜长眼不醒了。他是不是“历史特务”，谁也无权下结论了。我终生都把他当成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和一个真诚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者来看待、来思念。
（注六）给王鹏祥开免票和收留我表弟刘占敖到印刷厂工作，都是事实。但是这是两桩天大的怨案：王鹏祥之父王永秋，土改打被打死，是屈死的。文革后期，王鹏祥所在单住己去把此案查清平反。我的舅父刘汉三更是屈死的，他是被本村刘、马两姓宗族矛盾的受害者，1947年上地改革时，没有建全的法制，农民斗争打死个人是常有的。我把这事曾向我的领导徐诚之部长汇报过。他听这事之后就说：“这是打误会了。像我们军队打仗时，由于口令不对，互相开枪，自己打自己。这也是难免的。”
这两件事都是我在肃反对主动向组织交待的。而且主动把刘占敖遣送回家。不应把我向党交心的材料，再拿来整我。
（注七）肃反时，陈力副主任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右倾。说我领导肃反运动是：“温良恭俭让，像请客送礼。”我觉得很委屈。我不主张用开斗争会的方式，拍桌子！踢板凳，吹胡子瞪眼。我号召报社有问题的人员主动坦白交待。大会上也好、个别谈话也好。把问题交清，组织上再查证核实就行了。运动结果，也没有超出我的看法。报社没有捉出一个反革命命分子。
（注八）我的话是：“要了解底情”不是“要了解敌情。”因为是口头说话，一个音，两种理解，也是正常的。
（注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了建国后历次运动搞的冤错假案，所谓胡风反革命一案，也得了公正的平反照雪。我当时发表这种评论，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只是觉得胡风是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写了三十万言的上书，即便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人家是向你公开上书，不是搞阴谋诡计。你不接受，或者公开批判也就行了。何罪有之？竟判刑入狱！但是我当时也不敢这么说。只是说：“胡风拿到现在，就不一定按反革办，现在看，当时的处理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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