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检讨。
1957年9月一个月中，铁道兵政治陈力副主任把我揪住不放，我三次在大会上检查错误，他组成强力班子，三次批判我的右派言行。
1957年8月30日，我被迫做了无可奈何的第一次大会检查，我的发言全文如下：
我的错误的初步检查
一、错误的表现：
我的错误主要是阶级立埸、思想观点、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及由此而产生的言论行动和工作上的错误。
由于党的立埸，无产阶级立场不稳，党性不纯，非无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情感和思想方法，在重要问题上，处处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工作上，在对人处事上，都表现了右倾温情、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忽左忽右的片面性、疯狂性。现在我仅从几个主要方面，来谈谈这些错误的表现。
（一）我经历的几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1、“三反”中，对斗争我较熟习的人，特别是对他们严肃的追查，我总感到太恨了。而且对个别我有成见的同志，人家积极参加斗争，我还有反感。说人家动机不纯，假积极。
2、“肃反”中，一开始领导上就点我的名，说我右倾。心里很害怕。行动上还是很积极的。但当分析具体问题时，总下不了决心。如一件事实情节，可以向问题严重方面来考虑，也可向没有大问题方面来考虑，而我总是容易向右的方面想。.觉得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吧。特别是对我长期领导下工作的人员，更容易犯这种毛病。
3、我在l954年交待的，给我的同乡开免票的事件，更明显的说明了丧失党的立场等问题。
4、在这次鸣放中表现出来一的主要错误及其历史性。
（1）关于对小知识分子的看法问题，也是立场观点上的错误。不是站在党的立场原则上看问题。
我在报社工作期间，天天和这些同志接触。也感到他们有问题，思想作风上有毛病，但总是迁就原谅。有时只看到他们积极热情的一面，感到组织上、群众对这些同志的看法总是偏重于出身历史和思想毛病。对他们的入党问题，要求太严。现在全面看来，领导上和群众对他们历史上的严格审查，思想上的严格改造，工作上的大胆使用和信任，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我的看法是全错了。特别是在宣传部会上发表的谬论—宣传文化部是统战部门，是极端错误和荒谬的。这也是因为我个人就是个小小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有毛病，所以对这些同志的毛病，也就同情原谅了。有时还因为自己是非不分，看不出毛病。
（2）关于“积极混子”问题。不管从那个角度讲，都定极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在政治部这样一些同志中，有这种看法，更是无的放矢（这个名词是我在看到的1947年东北日报发表的文章批判土改中的一种人时使用的）。我平时也常和别的同志这样议论，并且抓着“三反”中的个别事件，来证明我的论点。即便是有个别人动机不纯，我这种提法也不对。
（3）关于对轻影同志的错误的认识和态度的错误问题：
为什么对轻影同志的错误看不出来，而且还认为他的动机是好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吸？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自己也有同类性的意见和错误。而且还设有认识到是错了，因而便想：从轻影的意见中，虽表现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片面任，偏激情绪，但这是思想意识，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应在下一步反三个主义时批评，如果在反右斗争中整它，不利于克服三个主义，而且易把善意的批评同恶意的攻击混淆。因而，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错误意见。如：“是非分明，错中对、对中错的问题。”我拿着人民日报社论去找部长问题、要求说心里话问题。
由于运动的逐步深入，领导上点我的名、大家贴我们大字报，迫使我对这个问题及自己的错误问题，才认真严肃的来考虑。特别是把某些问题，和社会上右派的问题比较一下，从发展的形势来看，从主观愿望、动机、方法、效果来看，以及和立场、观点统一起来看，感到问题严重了。完全有必要来批判。
（二）对党委对报纸领导问题的错误看法的态度。
1、我给解放军报写的那篇文章中，集中的暴露了我们错误认识和态度。我上次在关于检报纸工作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发言中，也流露出来。而且我看到某些新闻界的右派分子的言论中有关党的领导问题，也有共鸣。分别以下问题谈，请大家批评。
从整编以来，我总怨领导上、党委对报纸重视不够，总觉得在这里办报难。而且业务上进步太漫，没有人帮助。不如地方上，有专业部门领导。总觉得领导上不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具体照顾不够。如编制人员、政治待遇、住房子等方面。我经常怨声载道。有时也想，报社地位太低，我向陈主任说，不要把报社看成一个科。有时想，报社应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有一个上校社长专门来领导。或由党委直接来领导。这样才能发挥它的党委机关报的作用。有职位高的社长，最好是党委委员，可参加党的会议，便于工作。当然有些想法设有直接说出来。
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
（1）不符合实际全面情况，党委和政治部首长，十分重视报纸。问题是怎样来看，怎样来要求领导。那些领导是必要的，实际的。那些是不实际的。政治部首长实际上是把报社另眼看待的。我参加部务会，重要会议都叫我参加。去看电报、看文件。经常给报纸方针政策上的指导。审稿、看大样、批评报纸的错误。给报纸写社论。而我的要求太不实际了，如要求给记者开软席车票问题。不能要求首长来当编辑，来教我们如何写文章。
（2）把报社地位摆错了。如夸大了编辑的待遇的问题、报社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是脱离党委的领导。这是十分危险的。
（3）在具体问题上抗拒领导。我心里也想叫党委、首长加强对报社的领导。但在具体问题上，又对抗领导。特别是在批评报纸时，出了错误时，撤换文章时，这时，如果领导上的意见和自己的看法不同时，总是不太愉快。有时又说领导上又干涉我们的叶务内政了，不必要。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片面理解中央指示。这就是在实际上抗拒领导、脱离领导。由于错误的认识，接着便是自由主义的态度。.总是向领导要条件、要待遇、要人员、争编制。主动地在现有条件下做好和改进工作的劲头不大了。
渐渐产生了一股自满情绪。感到上级给我们的条件并不太好，我们一直是积极工作的，我们人少事多、加班加点的工作。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业务学习。领导上还不体谅我们、不关心我们。认为自己吃了亏。总是向领导上讨价还价。这是十分危险的倾向！
（三）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主要表现：随便在下级同志面前散布不端情绪。对上级领导的某些意见。不分场合的乱讲，赵部长曾当面警告过我。我当时还认为，这些事大家都公开知道何必避讳呢。
1、对陈力副主任对报纸的批评，总觉得他又犯了片面性、便和大家一起乱吵吵。
2、410期社论引起争论后，听说李副司令员叫把报纸收回来。我便说：李老头没主见，又听了别人的片面意见了。
3、去年整编时，关于报纸的去留和改版问题，领导上只是初步在考虑，我回来后，就向报社同志乱说。影响部份人员的工作情绪。
4、确定报社人员的8人时，我从内心里感到不满意。回报社便乱讲：领导上太主观了，又不听下面的意见。又怨陈副主任不支持报社。
5、为了制造关于编制问题的誉论，我到处讲，向赵工、陈亮部长讲，向张治安副主任讲，在南平党委会上发言也提。这次又向党委写报告。向崔由民政委讲。在整风会上两次算细账，摆工作量，在解放军报社开座谈会也“诉苦”。并在报上发表读者来信。看领导上态度不明确，就要求转业到农垦部。或者改行下部队工作。这种对立不满情绪和活动，现在看来是十分危险和可怕的。特别是为此事曾在报社散布不满情绪。对其它同志影响甚坏。在鸣放会上表现出的那股歪风，和我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有直接关系。
6、整风初期，我参加了党委扩大会，听了各师负责同志的发言后，感到他们有保守倾向。回报社后也随便讲，并说：毛主席说80%的老干部对两百政策有抵触，这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并说如果让我按着个人的看法写旁听记，一定要批评这种保守情绪。
7、报社有些同志对军衔、入党问题有意见，我也随波逐流。不严加批评教育。还有些同情，如对芦荣祥的要求入党问题。就是向他解释也是无力的。
8、对社内同志工作上出了差错，很少严格批责、追查责任，总是迁就原谅。
9、工作中不能严格执行制度和规定。
10、个人对某些制度、纪律、规定、有的就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甚至否定之。如对军风纪就不愿遵守。
11、对人事管理部门的不正确态度。
以上是些主要情况，平时乱讲的话很多，不易全想起，大字报的揭发，都有其事。请大家批判揭露。
（四）关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检查。
1、立场不稳，观点错误，片面性，疯狂性，也表现在工作中，表现在对新闻工作的认识中。
自苏共20次大会后，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两百政策。（即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解放，反对办报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改进报纸工作，特别是去年八月见到“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之后，在我的思想上，有一股修正主义的倾向。不问时间、条件、地点的理解执行上级的指示。又是一种教条主义。实际上，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分不出什么是教条主义，什么趁正主义。要独立思考，思想解放，但又不是站稳党的立场去独立思考。往往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来理解党的政策。以个人爱好、趣味来片面地理解党的政策。去年八月以后，在关于改善部队的物质福利的宣传中，在关于改善官兵关系的宣传中，都有极大的片面性毛病。
2、在这次整风中，关于社会上的新闻界右派言论，我的看法有不少和他相同。
（1）、某些右派言论，最初我是同情和支持的。如“右叶”事件及由此引发起的新闻自由、批评自由，采访自由，记者地位等问题的讨论，我大部份是深表同情的。
（2）、某些右派言论，我是是非不明的。认识糊涂的，甚至也有共鸣的。如新闻抡先问题、党对报纸的领导问题、机关报的问题、商品性问题、有些表示同情。
某对具体问题和右派观点相同，特别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报纸的特性问题。对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文中的一些问题的同情。想想自己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同情是很可怕的。
二错误的严重性。
我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上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过去也曾感到自己右倾温情，特别是给同乡开免票那次严重的政治错误，也曾使自己经常悔恨自责、又想这类错误今后可保证不重犯。过去也曾感别自己对报社同志思想领导无力，但总是没有办法扭转。有时只认为自己能力太弱，理论文化水平太低。又怨领导上不让自己入学学习。没有严肃地从自己的阶级立场上来检查自己，从各方面控制自己。而是放任自流。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近年来工作上，思想上、观点上的原则错误，一直没有察觉是个阶级立场和观点问题，甚至还认为自己对，领导上有缺点。因而就“理直气壮”的不满。怨声载道。甚至发展到严重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自己还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不认识错误，不满领导，对立情绪，非组织活动。再发展不去，必然走上反党反领导的危险道路上去。看看党内的右派分子.的犯罪规律，使我十分可怕。特别是看到报纸上揭露的新闻界的右派言论，再和自己的想法对照一下，更使我心惊肉跳，坐卧不安。我在想，我主观上，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如果有人问我：你拥护党的领导否？你拥护社会主义否？我会认为他是个疯子。可是为什么我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竟和右派相同，我为什么不能一眼就看透右派言论的反动本质？归根到底，是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不稳，党性不纯，阶级感情不深。这是多么可怕。像我这样的原则性，怎么能担负起党交给的重要政治任务吸？
三、错误的根源。
（一）中农家庭的影响。
（二）参军后受表扬多，产生骄傲情绪。
（三）缺乏在艰苦的战斗中的锻炼。
（四）苏共20大后，对新形势没有正确的看法。
四、今后怎么办。
（一）己发现的错误坚决改正。
（二）处处依靠党和上级领导。
（三）坚决克服对批评的不老实态度。
（四）坚决克服自由主义。
（五）坚决克服右倾温情。
（六）加强政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
第一次批判
我在大会上做出以上检讨之后，开始了大家发言批判。在这三次批斗会上真打我假打我的人，从话音中可以听出来。
首先发言的报社编辑汪军。汪军是当时报社青年编辑人员的主力，他主编一版。业务能力较强，是我很得力的一员干将。他说：“王学俭把主要问题都摆出来了，敢于暴露自已。但过于紧张，怕搞成右派。”他接着分条批判了我已交待的那些方面的错误。都是就事论事。应该说还是摆事实讲道理的。
接着发言的是于洪召。他是宣传部的一位助理员。他说：王学俭的检讨，基本上接触了错误实质。基本上是坦诚的，态度上是比较诚恳的。他也是和汪军那样，分项的逐条的批判了我交待的那些错误事实。
第三个发言者为刘培。刘培是1944年就在一起工作的老战友，当时是组织部的科长。他说：对王学俭检讨的我见。总的来说，检讨的态度还算是老实的。在列举事实时能联系当时的思想。虽然检讨的不够深刻，但愿意检讨。对犯错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需要提高一步。他也是逐条批判了我表现出的那些错误，也是就事论争的谈了一番。
第四个发言的是报社编辑李遂。他的批评实际是重复了一遍我的检讨发言中己承认的那些事实。如党委领导问题，是有领导的不是设有领导的。又举出我在报社日常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如工作中有交待没检查。报社培养工农通讯员做的很差等。均非政治性错误。
第五个发言者是浦大铨，他是陈力的秘书。他的发言，一下把问题提到原则上去看。他说：“王学俭的错误实质，就是要摆脱党的领导，按着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去实现个人的野心。”他说：“王学俭把报纸当成攻击领导的工具。当成攻击领导发泄私愤的工具。他把报社组织当成攻击领导的基地。建议组织专人检查报纸。”浦大铨是陈力的秘书，他领会陈力的意图最快，他用我检讨中说出的一些想法，把我的意思反转过来，加重我的反党罪行。他说：“王学俭要求自已是上校社长、离开政治部，成为一个独立单位。，想把报社搞成高高的门第，大大的权利！以便实现他反党的野心。”
第六个发言的高光文，他以前是报社的一版编辑，是报社的骨干。我很赏识他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他说：“王的错误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是有代表性的思想暗流。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虽然还不够。”他不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不说我向党进攻。他说：“对王的错误的认识：王在有些问题上和党存在分歧。不是支节上的分歧，而是政策原则，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他也是根据我的检讨材料，综合起来，只上纲到“与党有分歧”没有上纲为“反党和向党进攻”。我认为他这样说，可以理解为：跟不上党的要求，和党的要求不能保持—致。这样错误性质就不是政治性的，而属于思想性范围。这种批判，就是2004年的现在，我也认为是“与人为善”的。
高光文在批判我对政治运动的态度时这样说：“在政治运动中不是积极分子，平时也不可能是积极分子。你应当是当然的积极分子。不能促退，那是犯罪。运动是对党员立场的试金石。看你的政治嗅觉如何。王学俭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和党紧紧靠在—起。平时政治生活不积极，在领导报社政活生活中明显表露出来。对工作中好的同志相敬如宾，对有错的尽量和平共处，实在不行的，免强地批评一下。表现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党领导的翻天覆地的生活，和你想的平静无谓的生活，是水火不相容的。把自己当成超阶级的好人，而且力求影响别人也这样，这是不可能的。在王的身上明显的表现出有两重性。你有保留的看党的政策。向往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过宁静的生活。安静的生活下去。在对人需要严劢批评的时候，不去批评，当好人。”高光文同志的这些批评，虽然不尽符合我的思想实际。但他的说理态度叫人听了不反感。
第七个发言的是殷步实。这位老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新华社当军事记者，被派到铁道兵团采访。他要求留在铁道兵团工作。回国后，他调到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徐诚之部长叫他到报社帮助我工作。我当时是副社长兼总编，上面没有正社长。，他虽然也是少校军衔，但他是一位三八式老新四军，资格比我老，我曾多次请徐部长报请党委批准他在我上面担任社长。不知为什么，编辑部的人员都不欢迎他。干了一段时间，就调回宣传部当科长了。
篡改党报方向 殷步实翻着报纸合订本，慷慨激昴，涛涛不绝、累得口角含白沫，历数我篡改党报方向的罪行。他说：“大家看看，从400期到445期，王学俭违犯了总政、兵党委的办报方向。有27篇文章片面指责军官，攻击领导、挑拨上下关系。无限的号召发扬民主，破坏了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鸣放期间，他放了35支毒箭。他否定报纸是党的机关报。只认为是群众的喉舌。把领导和群众对立起来。”他又逐篇点了报上发表的文章的标题：如《现代的过于执老爷》、《夜谈小记》《老首长谒见记》等等。正在他高谈阔论之际，陈力付主任，坐在椅子上，双手翻着铁道兵报合订本，拖着长腔说：“报纸吗-----方向吗------是党委定的。是不是篡改方向，大家可以继续揭发吗-------。”形势马上转变，殷步实马上改口说：“王学俭“企图”篡改党的办报方向。”他由原来用肯定口气说王学俭“篡改党的办报方向。”根据陈力的暗示，马上在句前增加“企图”一字，以表明王学俭只是‘企图’改，但报纸是党委（也就是陈主任）领导的。他的“企图”不能实现。
这样一提醒，批判我的方向马上由报纸问题转向其它问题。我历史出身清白，参加革命军队以来，多次立功受奖，在这些方面找不出问题。其它单位人员我接触的不多，也抓不着我有什么右派言行。.
—第八个发言的是朱振声。他是报社的记者。这个小伙很聪明，写的通讯报告比较生动。我很赏识他。他好学、好写作，让他们三个单干户住一间房，他有意见。认为不方便，我表示同情，把我的校官宿舍让出一间给他住。在将要确定我为右派的前夕，他才搬走了。
朱振声批判了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其实我们当时谁也说不清楚。但因为当时全国新闻界都在谈论批判这个问题。为了赶时髦，也得谈这个问题。他说：“去年反教条主义后，你对报纸的党性有怀疑。实际是否定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你强调了报纸的趣味性，实际是迎合了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性。起作用最坏的是发表的那些漫画。《瞎子点灯》等小品和杂文。.其它方面的批判，和汪军大体相同，就不赘记了。
陈力副主任插话：“检查一年来的报纸，不要顾虑。不要考虑责任，方向是否错了，可以大胆的争论。不要怕涉及到领导。用今天的认识水平检查去年的报纸，但要结合当时部队的情况，党委、政治部的指导思想。不可有任何的偏见。党委领导报纸方面不可能有错误，这是教条主义。应该实事求是的检查。不要怕把问题闹大。”
陈力讲话后，很少有人再提报纸犯了方向性错误，都是就事论事、就稿件谈稿件，把他们认为的错误稿件，都是因为王学俭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所致。
第九个发言者叫刘浪。他是报社的副刊编辑。他的文字工力较好。“现代的过于执老爷”就是他写的。他说：“主要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上的错误。严重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问题。”他的发言没有新意，我看他也是不得不表态罢了。
第十个发言者叫陈远谋。他是宣传部的干事，从五师调来不久。这位青年军官很有才华。他后来任新华社住铁道兵的记者、曾任铁道兵报第六任社长。陈远谋也是说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埸上，犯了很大的错误。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报。出了那么多的错误文章。他批判了我的—些错误言论，在当时，他的这种发言，已经是很右倾的了。已是不关痛痒的了。
第十一个发言者是马驰。他是从总政调来铁道兵的一位大尉军官。曾在报社任过副刊编辑。后调文化部任职。他设有揭发我的具体问题。都是根据已有事实，进行综合分析。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产生的原因，他指出：“王学俭对良心过于信赖，凭良心办事，实际上良心不可靠。良心不等无产阶级立场。”
按当时的政治形势，马驰的发言，也是不够左派标准。
第十二个发言者叫芦荣祥。他是1950年从浙干校分配来铁道兵政治部报社的，长期任资料员。他家庭出身是地主，记得他好像曾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但都向组织交待清楚了。这个青年同志，为人老实厚道，工作一贯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他曾积极要求入党，抗美授朝战争中，他到一线采访，不怕危险，表现甚好。但因出身和历史问题，总是不被批准。他反右中受我珠连，被划中右，被转到北大荒农垦局农垦报社任记者。
他的发言，也是言不由衷。他说：“王学俭立场观点不正确，理解党的政策也就不同。自然犯错误。你写的两篇社论，虽然动机是为了工作，但效果是很坏的。这反映了你思想深深的暗流。”他又说：“领导上曾点名批评你，为什么总是不改？这是你思想观点、思想方法上有毛病。”其它方面也是大家都批评过的，他又重复一遍而已。
以上十二人的发言，当时给我最深的感觉是，浦大铨和殷步实二位是真正反右的积极分子。也可以说是真正的左派。其他都不够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