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拥护整风 向政治部副主任陈力提批评意见。
我当时毫无疑问，衷心拥护这个指示，决心积极参加正风运动，求得自己有缺点和错误能在整风运动中克服。更愿意在运动中帮助领导克服缺点和错误。
我所在的铁道兵政治部毫无例外地开展了这一运动。在政治部的各种“鸣”、（毛主席提出的‘百家争鸣’），“放”（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也称‘双百方针’”会上，我对当时的主管领导、政治部副主任陈力同志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我最有意见的是，他给报社的编制定员太少。共给报社定员七人，我多次提意见也不解决，我认为陈力副主任不了解报社工作的具体情况，用一般化的方法来领导报纸工作是不行的。我在大会上算了报社的业务工作细账，来说明我们的难处。我请他到报社蹲点一个星期，体验生活。我组织报社汪军、刘涤凡等同志也发了言，对陈力同志提出批评建议。我还就铁道兵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问题提出看法，在发言中联系到过去政治运动中工作方法上的缺点和对积极分子的看法，我是本着“知无不言”的指示发言的，也相信“言者无罪”的规定。
我除了对定报社编制人数少，对陈力同志有意见外，对他个性粗暴、动不动就批评下级的作风很有意见。在部务会上，他对一些部长批评起来，像训儿子一样，我有看法，难免在同级和下级面前流露出来。我说了一句“陈主任对部处长不一视同仁。”就成了对他人身攻击的罪状。
当时规定县、团级以上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先开始整风。我自己既是整风的动力又是整风的对象。我坚信中央的指示，更愿意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领导上号召向上级提批评建议，我就把自己的意见毫无保留的提出来，我认为政治部领导在执行中央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中，重改造，轻团结。这就成了攻击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罪状。
我不认为这是反党言论
七、八月全国反右派开始后，我见报纸上刊登的右派言行后，有些我认为是对—些具体工作的看法，如人民铁道报社付总编辑范四夫提出“专业报难办，只有政治领导，没有业务领导。”这纯是对某项工作的看法，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刘宾雁说的写社论必须按着领导意图写、难写，我认为这是常情，怎么能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来批评呢？一时间、那是善意的批评、那是恶意的攻击，分不清了。我有自己的看法。千不该、万不该，我把自己的看法随意在别人面前暴露出来，这些都成为打我为右派的炮弹。
我在帮助领导整风的鸣放会上发言底稿有：
对铁道兵政治工作的几点感觉 和关于报社情况的发言（全文见后页）
.我为轻影辩护
铁道兵政治部开始转入反右派，首先抓住文工团长兼文艺科长轻影开刀。轻影也是少校军衔，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的。他是进北京后才调到铁道兵工作的，这以前我不认识他。我认为轻影有才华，在文艺工作方面有水平，但对他也有持才傲物的感觉。在整风鸣放期间，我和他对陈力的领导作风有共同的看法，就是认为陈副主在对文艺和报纸领导上太一般化、不具体。他在鸣放大会上向陈力提意见说：“陈主任对文艺工作领导太一般化，不根据文艺工作的特点进行领导。”他说话有些激动。他说：“陈主任你读过马列关于文艺方面的经典著作吗？你读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吗？”轻影这几句话确实刺伤了陈力的自遵心。所以在反右开始就把轻影拿出来批判。
在要批判轻影的党支部委员会上，我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作为政治部党支部宣传委员，对在这种情况中，也就是轻影向陈力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后，你陈主任不做检讨反而向批评者开炮。我想不通。我在这次会上提出：“对轻影不能一概否定，对他的错误要具体分析，要分析他的意见那些是错的、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中有对的，那些是对中有错的，不能一概否定。”
在这次会上，主持会议者的启发性发言中流露：反右派重点单位是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单位。我一听就反驳说：“我们报社反右派搞不起来的原因是没有教员，不仅没有右派分子，连右派言论、右派情绪也没有。糊涂认识倒是有的，批判这些糊涂认识，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不要搞得像肃反那样，连自己也不敢保，闹得人人身危。”
鉴于以往运动中，把人群分为积极、中间、落后三种状态，领导者采取利用积极，争取中间、孤立落后的手段开展工作时，在积极分子中，有些人动机不纯，有的为个人私利、打击别人，表现自己。1946年东北解放区实行.土改时，曾有一些农村“二流子”，混到贫农队伍中，胡作非为，他们不事劳动，提出分了地主分富农，分了富农分中农。破坏性甚大。当时、东北日报上公开批判这种人，称他们为“积极混子”。
我作为党支部委员，根据以上的认识，在支委会上提出：“关于积极分子问题，要加以分析：有真积极分子，他们一心为公；有假积极分子，他们为个人目的、出风头、赶浪头，比什么都坏，这是一种积极混子，不能信任。
我引火烧身
我的发言被支部书记项良文汇报到陈力副主任那里，斗争对象马上转移了。停止对轻影的批斗，转到我王学俭身上。
陈力付主任在大会上说：“王学俭用卑鄙的手段、对报社人员拉拉折折、小恩小惠，把报社造成以王学俭为首的独立王国。王学俭在报社的威信，超过党的威信。你们报社的人是跟党走呢？还是跟王学俭走？”
在以后的批斗会上，陈力付主任又说：“我一个人一个人的做报社人员的工作，才使报社人员有所转变。”.报社的人员开始揭发我日常的反党言行。.
报社人员揭发我的右派言行 ：
揭发人所揭发的事实均符合实际，没有夸大和缩小。显然，他们是在陈力同志逐人个别谈话施加巨大压力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我很感谢这些同志，他们在高压之下，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实话。以下各条都是确有其事的：
1、1957年5月间，王学俭在看完了党中央发布的关于处理罢工罢课的文件以后，在办公室，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领导上也不关心咱们，编制也不给解决，如果允许共产党员罢工的话，我就罢工。王学俭又说：我要找崔政委谈一次活，如果不解决编制问题，咱们就去请愿。当时大家都没有答话，也没表示什么，就过去了。（揭发人：芦永祥、汪军、刘涤凡）
2、王学俭在1957年6月初说：这次我们主要解决编制问题。我在会上算算工作的细账，你们可以从各个角度，从实际工作的体会，说明增加编制的必要。他还叫汪军就党委和政治部对报纸的具体领导，刘涤凡就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分别在会上发言。（揭发人：汪军、刘涤凡、李遂）
王学俭注：确有此事。既然要求向政治部领导提意见，要求大家鸣放，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所以作为报社的负责人，布置大家分工发言，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对陈力副主任对报社的领导，确有很多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为了把工作办好。绝不是反党的、向领导进攻的。且看汪军的发言“我知道我们将来是要挨整的，不管将来怎样挨整我还要提意见。政治部领导对报纸批评的多，指示的少，如陈主任从北京回来，在部务会上说报纸越办越糟，尽牿些娃娃办报。未指出那些地方糟，怎么改。在报上登出了机关首长请为士兵多着想的社论后，受到司令部处长们围剿，在这之前，陈主任要求在报上开展批评。以后陈主任打电话说李副司令员对这篇社论有意见。要社长检讨，并未指出错在那里。报社人员军衔低，看文件，开会受到很多限制。如刘司令员在师团干部轮训班传达十大关系，不让旁听的记者朱遵珩参加。”刘涤凡发言说：“张副主任说报社有多少人办多少事的话，这话消极。这等于说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如果四个版只有三个人怎么办？空一版怎么办？这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现在有人不愿回报社工作，为什么？就因为在这里得不到提高。为什么不要比我们军衔高的呢？就因为我们的棱角都磨光了。我想不能凭圆滑办事。”
3、王学俭说：“陈副主任听汇报只喜欢听原则的，不喜欢听具体的。你看姜文达就摸透了他的脾气了，原则说的多，他就喜欢。”（揭发人祝遵珩、汪军）
王学俭注：我确实这么讲了。虽然陈力副主任确有此作风，但我向下级随便讲是不妥的，有损首长的威信。
4、中央检查团批评了铁道兵党委后，王学俭说：过去李处长（指秘书处长李子华），检查大禾山工程回来向首长汇报时，还挨了首长的批评。说他光看到消极的一面。在部务会上，也老挨批评。陈副主任对部处长的看法不一视同仁。之后，王学俭由部处长与主任的关系，谈到部处长之间的关系，说部处长之间也有排斥现象。（揭发人：汪军、朱振声1958年1月29日）
王学俭注：确有此事，我这样讲了。我这样讲，是自由主义的表现。不应提到攻击领导的反党言行。
5、别人议论单身宿三人住一间挤了。他说了句：我看你们三人往一间是太挤。而且表示出十分同情的样子。（揭发人：朱振声）
王学俭注：讲过这话。把这句话提高到攻击领导的高度，作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为免太过分了。
6、关于王学俭是否说了肃反运动规定百分比问题，我现在记不清。但是我记得大概是1956年肃反运动结束，报社内部几位同志的历史问题都作了结论。在南平，报社住的二楼会议室，在闲谈时，好像还有其他两名同志，具体人想不起来了。扯起肃反运动情况，当时王学俭曾大概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肃反运动有好处，搞清了报社一些人的历史问题，在这动中免不了过头，在运动初期，领导上提出，报社是小知识分子窝，要注意。我（指他王学俭）心里就很耽心，因为报社的人，都和我（指他王学俭）在一起工作过一个阶段，都了解一些，怕搞错了，结果挨了批评。他说的原话我确实记不清了，但是，当时他说的话，确实给我留下了以下的感觉：1、他对报社工作人员是有些了解的，领导上的估计不如他确实些。（特别是在一些同志作了结论后。）2、因为他比领导上心里有底，所以没有坚决执行指示，（当时他是学习小组长）因而挨了批评。
揭发人：刘涤凡。1958年1月29日。
王学俭注：看来刘涤凡同志是在陈力副主任施加巨大压力之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写的这份材料。显而易见，他在文字上，是费了一番心思推敲的。他含许地写了我当时领导报社肃反的情况。他写的基本符合我当时的情况，实际情况是，我当时领导报社人员搞肃反运动，在政治部五人小组和陈力同志看来是很不得力的。陈力同志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右倾，像请客一样，温良恭俭让。对报社人员历史问题的看法和领导运动的方法，我和政治部领导不一致。虽然我屡屡挨批评，但我一直没搞逼供信那一套。政治部领导认为我太右倾，搞不出问题。就把报社的重点人调到政治部去整。在我的再三请求派人来支援后，把宣传部马列主义讲师刘兆询同志派来报社主管肃反运动。我主抓编报业务。刘兆询同志是三八式老同志，经验比我多，和我配合的很好，很听取我的看法。我二人很好的配合，注重调查研究，不搞无限怀疑、不搞逼供信，使运动园满结束，对有历史问题的人都作了结论。在运动结束时，也没有超出我的想法，所以我对陈力的批评很不服气。觉得很委曲。又要正常出版报纸，又要领导运动。把我累病了。往进医院。所以听了王集成副政委总结肃反运动时，用两院（即领导干部累病住医院，捉出的反革命往法院。）来形容，很有同感。
7、王学俭攻击党委的事列之一：整风开始不久，王学俭参加党委扩大会，（研究整风问题）会后，他写报导时说：毛主席说老干部对‘两百’政策有抵触情绪，一点也不错，这次党委扩大会就看得出来。如果照实写大会旁听记，就要把这些抵触情绪写进去，现在写消息就不能照实写。（揭发人：汪军、祝遵珩）
王学俭攻击党委事列之二：当谈到人民铁道报社副总编辑范四夫的右派材料中有一句‘专业报难办’时，王学俭说：我也有这个感觉，专业报就是难办，没有垂直的业务领导，有些指示文件不能及时看到，像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李一方（原铁道兵报社编辑，调南京日报社工作）在南京日报社都听到传达，我们才传达到校、大尉以上党员干部。（揭发人：汪军、刘涤凡，1958年2月17日）
王学俭注：以上两个事实都有。我都说过。这是客观事实。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何政治性质的错误呢？怎么能够提高到攻击党委的政治高度呢？
8、王学俭在支委会上的反动言论。1957年7月25日政治部支部委员会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反右派斗争，防止松劲情绪，检查学习态度，要求接触实际，要求各支部积极参与这次学习，并积极参加领导和组织学习。在讨论时，王学俭发言说：我们小组斗不起来的原因是没有教员，不但没有右派分子，连右派言论、右派情绪也没有。糊涂认识是有的，批判这些糊涂认识，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不要像肃反那样，搞得连自己也不敢保，闹得人人自危。每次运动都有一批人赶浪头，这是一种投机，或称他们为积极混子，当然有些是真正为党为人民，心地善良，这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对赶浪头的人要适当的批判。
王学俭注：以上我确实这样说了。记录的符合实际情况。显然我当时没有认识到反右派和报社及我自己的关系。这种讲法是和运动唱对台戏，不合时宜。只能说明我政治上的幼稚。如果以今天实话实话的角度看，我认为，过去那些政治运动中确有投机分子，假积极者并不乏其人。林彪不就是典型的假积极吗？肃反运动中那些很左的作法，普遍抄家的做法，不是曾经闹得人人自危吗？
9、王学俭的反动言行。1957年5月15日在铁政宣传部正风鸣放会上，（地点是在文化科办公室，）王学俭说：小知识分子是一切坏事的象征。他还恶毒地说：反正宣传文化部门挨整的对象，三反向我们要老虎，肃反给我们滩派反革命数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宣传部副部长马济川等同志，会上，先是文化科长轻影发表意见。他发言的内容，也讲过，反正宣传、文化部是挨整的对象，三反向我们要老虎，肃反给我们滩派反革命数字等错误言论。接着，王学俭大肆放毒，向党进攻，后来几次会上，王学俭也讲过上述错误言论。（揭发人：铁政宣传科长殷步实1958年2月24日）
殷步实要我揭发他人减轻自己的罪行。
殷步实同志是当年批判揭发我右派言行的真正积极分子。他揭发的都属实，这次会上我和轻影的发言，都是对陈力副主任来的，中心思想是对陈力同志左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批评。我的发言感情色彩很重。用辞偏激，比如和提法不当。这是错误的。殷步实曾多次找我个别谈话，动员我主动交待罪行，主动揭发报社其他人员的右派言行，并帮我提高认识，以挣取从宽处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受组织委托找我个别谈话呢？还是从个人关心我出发呢？反正我心里明白，凡是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和漫画，都是经我审查同意的，特别是郭沫水画的讽刺漫画，都是我授意他画的，主题思想，甚至文字说明，都是我定的。我怎么能推到下级身上呢？我当时曾很激动的对殷步实同志说：如果说报纸有错误，我作为主管，应负全责。按报社人数比例，要出个右派，我王学俭一个人可以顶上，一个人也够了，不必从编辑中再抓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我这样做了，没咬任何人。至今每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很坦然，我问心无愧，从不受良心责备。
简群揭发我态度不老实。
在检举我的材料中，有一条是证明我的认罪态度不老实。是原报社社长筒群同志揭发的。他说：王学俭对他说：如果你不离开报社，我这个右派肯定是由你来当的。简群同志说的是真实的。那是1958年初，我的右派问题正处在审批等待时，简群从唐山铁道学院回来，他从后门进到我家看我。我很有怨气地向他说：你动员我留在报社工作，你走了，你脱了灾难，你若不走，这个右派肯定要由你来当。我说这话，包括了我这样一个真实思想：报纸是党委的机关报，大政方针都是党委规定的，报社负责人只是执行者。要捉执行者的责任，你简群是一把手，当然你要来担当了。
报纸的宣传方针是党委定的.
1956年下半年报纸所以以开展批评报导为主，绝不是我王学俭随心所欲这样干的。那是有文件根据可查的，是党委和政治部副主任陈力确定的。报社负责人敢不执行吗？为此事，我曾亲自找陈力同志谈话，我向他提出，报纸开展批评的方针是党委和你陈主任定的，我写的社论是你签发的，出了向题叫我一个人承担，我想不通。陈力同志说：“你是党派到新闻战线第一线的指挥员，你有你的责任。我的责任我向党委检讨，你可能想不通，也可能20年后还想不通。”我确实20年后也没想通，文革后期我到北京上访申诉时，多次找陈力同志谈这个问题，徐诚之同志也找陈力谈：“王学俭写的社论，你们签字同意了吗。怎么能叫他一个人负责？”陈力同志在他病故前也确实向兵党委写了信，承认报纸的责任由他承担，要求给我平反。公平而论，铁道兵报在开展批评报导中有缺点，但大方向没有错，是根据“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精神进行的。所谓报纸方向路线错误，那确实是在反右中人工制造出来。本来是白的按当时的政治需要，一定要说成是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