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教育以后，听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话，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指示和决议，这是天径地义的事。从来也不怀疑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的正确性。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历次政治运动，在主观上都是坚决拥护的。但是在后来一些政治运动中，对运动中的具体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跟不上形势，.这些情况是有的，这是党章所允许的。这不等于对“对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不满。”
我1942年考入胶东公学，这是共产党创办的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自此以后，大的政的运动我都经历了。1942年延安整风的精神，在我们胶东公学也传达过，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实际不懂什么叫教条主义。搞得大家不愿意读书，急于参加实际工作。甚至有些挑皮的学生，下课不走门，从窗口跳出去。还美其名日“反对教条主义”。
没有土改就不能打倒蒋介石
1946年我在牡丹江军区剿匪时，东北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士地改革运动。我在军队，没有直接参加这场向贫雇农分土地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前后二年多的时间内，从牡丹江地区送出五个团的以翻身农民组成的军队。这些部队政治素质很高，得到方首长的称赞。有的成为警卫中南海的光荣部队。
我参加了牡丹江军区独立二团入伍新兵的政治教育。这个教育是以士兵诉苦为中心进行的。通过谁话养活谁的大讨论，战士们懂得了劳动创造价值，剥削压迫、阶级斗争的道理，都自觉自愿的要求上前线，决心打到南京去，活抓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参看我写的“打开战士心灵的钥匙”）
从这里，我个人也深受教育。现在想来，没有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发动广大贫雇农参军，就不可能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虽然士改中曾经发过一些打死人的错误。这些也可以说是难免的。土改中的偏差，过左现象，党中央毛主席，也很重视，并及时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偏差当时都是在党的报刊上公开批评纠正。
坚决拥护镇压反革命
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个运动主要是在社会上进行。军队内部查出有问题的人也都由保卫部门处理了。我们报社有三个从华北军政大学分配来的人，由保卫部直接处理了。说是是历史反革命。我当然是相信组织了。没有异议。这三个人是：。宋树楝，据说他是因为三青团问题，送地方后，查清他是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没有反动活动。他在1954年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说是问题巳查清并有结论，他要部回部队，我把他的信交陈力付主任，他没有批准。宋特栋在天津市当中学教师一生，弟子桃李满天下。晚年过得很幸福，常给我来信。另两个叫王春富和朱鼎元。反右时保卫部的李白春批判我时说：王春富是敌特，到大学里搞破坏的，朱鼎元是伪乡长，有血债。当时捉押他的三人时，都是保卫部直接办理，我在朝鲜，根本不了解情况。王春富和朱鼎元，押走以后再没有任何消息。
肃反运动针对国民党残留下的、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那些坏人，我理所当然的坚决拥护。对处理我们报社的人员，我不了解情况，在鸣放中提出疑问，并不等于对肃反不满。
我拥护三反五反，但对运动中有逼供信的斗争方法有看法。
1952年，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紧接着的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当时铁道兵团政治部机关驻在沈阳市东北旅社。报社暂时停刊，变成三反办公室。编辑记者都到后勤等管钱管物的重点单位了解运动进展情况，及时汇报打“老虎”的进度情况。我和张希尧负责综合情况、向上级写报告。从汇报中，我也知道有体罚和逼供信现象，为了完成打“老虎”的数字，有些单位的打虎队，对管钱管物的人员，采取开斗争会，罚站板凳、用车轮战、不让休息的办法，逼着受审者承认贪污款数。什么时候承认到满意的数额才算完。所以我们三反办公室天天有“小老虎”升“中老虎”，“中老虎”升“大老虎”的报告。
运动后期，毛主席有指示，没有确凿证据不准定案。这一句话，救了不少人。没有证据，就得解放人家，避免了错案。我对三反运动，自然是肯定的，拥护的。
.我1952年3月28日写的日记，对三反运动是拥护和肯定的。我的日记写道：“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经快要结束了，这一次运动深深教育了我。我们给资产阶级一个反击，从内部外部打击他们向我们的进攻。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有人掉队了，这是必然的。不然革命就不能前进。我们的革命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不能为了照顾那些所谓的老资格而破坏了党的纪律。坚决把脱化分子清出去，纯洁我们的队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向着远大的目标前进”。
我领导“肃反”受批评
1955年，由于胡风给党中央写了30万言的上书，被错误地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大批文艺界人士受株连。由此又在全国全军内部开展了“肃反”运动。这次运动来势凶猛。在军队中，凡有出身历史问题的人，都要接受组组审查。我们铁道兵报社的人员中，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社长简群本来派到政治学院学习，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在那里整不清楚，被送回铁道兵政治部。简群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跟着孙中山同时闹革命，是中央委员。简群的母亲在重庆时，有困难就去找孙科解决。简群读高中时，在武汉经董必武介绍去延安参加革命。正风时，挨了整。肃反时又挨整。他火了，倒下不干了，要求退党退军。后经过过批评教育，他收回了退党报告，去唐山铁道学院上大学、学桥梁工程。
其他编辑记者，没有一个是贫下中农出身。有的人，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有的人，在学校曾参加三青团。这自然就成为铁道兵政治部的“肃反”重点单位。
我这个中农出身、历史清白的副社长，就成为运动的领导者、掌握运动的五人小组成员。
我向大家说明党的政策：“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动员有问题的人，主动交待，大会上、个别谈话均可以。
经过大小会的交待情况，我基掌握了情况。正在这时，政治部副主任陈力在五人小组会上点名批评我。他说：“王学俭领导报社的肃反运动，像请客吃饭那样，温良恭俭让。”
我接受不了这种批评。我认为报社人员情况我都了解，都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家庭问题。没有必要开斗争的大会。政治部开重点人员的大会，把吴大中整的去跳江自杀，我不这样干。政治部把报社的重点人调到政治部去开会整。他们用开斗争会的方式，根据推测、想像去追问被审查者的问题，不承认就斗争，我认为不妥。我看不习惯这种方式。我认为应有证据、不能凭想像。
报社没有肃出反革命
我请求政治部五人小组派干部来报社领系肃反运动。我主抓报纸业务工作。他们派马列主义讲师刘兆询同志来报社领导肃反运动。刘兆询同志是三八式老革命，这个同志和我配合得很好，他重视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运动结束时，没有发现新问题，和我的看法一致。也就是说，报社设有肃出隐藏的反革命。大家交待的历史问题，过去都已有档案登记。我对陈力副主任对我的批评很不满意。如果按他的要求，像斗地主那样开斗争大会，用逼供信的办法，势必伤害同志感情。
这是陈力的报复
陈力指示要把某编辑清理出军队，因为他曾给家里寄过钱。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县党部头头，关压在狱，说明她立场有问题。此事我明确表态不同意，因为这位编辑事前请示过我，他父亲被押在狱，弟弟年幼有病，急需钱治病，问我可否寄点的去帮他治病。我说可以寄，人道主义吗！我和刘兆询说明了这个情况又和当时的党小组长张希尧同志统一了认识，向政治部五人小组报告了不同意处理这位编辑离队的意见。我心里明白，陈力所以要处理这位编辑离队，有个人报复行为。因为这位编辑，在抗美援朝时住在沈阳东北旅社，拒绝了陈力的引诱，没有失身。这位编辑曾向我汇报过陈力的下流行为。我把这位编辑调到朝鲜前线，远离了陈力的魔掌。此事我犯了自由主义错误，设有崔田民政委汇报，也没有向我的直接上级徐诚之部长反映。只想给陈力留点面子。没想到1957件反右时，他那样狠的报复我。
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8年的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1963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我被打成右派以后，政治上是惊弓之鸟。对一切政治运动，都按报纸上的观点口气说话。自己有想法，也决不敢在别人面前暴露。力求自己糊涂。所以在这里，就没有必要记述我那些苦恼、矛盾的思想过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