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我患痢疾病，啦肚子、混身无力。我还在坚持工作。军医叫我住院治疗，我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忽然发高烧，昏昏沉沉，军医用吉普车把我送到附近的我铁道兵团二师医院。住在用元本搭起的小木屋里。当我清醒后，医院登记时，知道我是“人民铁军”报付社长，准团级。就把我移出和士兵住在一起的小木屋。在一间有火炕的朝鲜民房中住下，同屋还有一位该师的保卫科长。经确诊，我是患了痢疾加伤寒。医院当即给我注射当时十分紧缺的进口“盘尼西林”（青霉素），高烧很快退去。
医生告诉我说，你的高烧虽然退了，但伤寒病就怕复发。劳累就能引起旧病复发，你要注意，复发后可不好医治。
护士告诉我说：敌机轰炸时，我们来抬你进防空洞，你可不能自己乱跑。
有一天夜里，敌机在我们驻地投弹，护土没有来得及抬我进防空洞。炸弹在附进爆炸后，震得我的房顶落土，我想：跑吧，累犯了病，危险更大。不跑，把眼一闭，死活由命吧！事后护士向我道歉，他们失职了。
医院的火食很单调，一天三餐都是流食，—碗面条。面条中加几块缶头鸡肉。住院一个多月，我闻到缶头鸡肉就恶心。高烧退后，也不啦肚子了。我要求出院，回到政治部机关后，身体很虚弱，宣传部长徐诚之同志叫我回国调养。并调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丹东。临走时，徐诚之部长又亲笔给我妻余平写了一封信，交我转她。他在信中嘱她：因学俭大病后身体虚弱，请你要特别关心爱获他。我回到北京后，留守处主任王晓薇同志就把我接到留守处机关住下，不准我回家与妻团聚。早晨有牛奶鸡蛋，中、晚饭都吃小灶，火食很好。组织上对我无微不止的关心，令我终生难忘。在留守处机关吃住了二十多天，身体大为好转，王晓薇同志才批淮我回家团聚。
我回到家中休养，儿子己经一岁多了，一见我的面就喊：解放军叔叔好！我抱起他亲了一口说：叫爸爸好！他就喊“爸爸好！”我说不清当时心中的兹味。
为了锻练身体，我经常到北海公园滑冰。有一天，北京钢铁学院的一批学生见找穿着志愿军军服，就围到我跟前，教我滑冰。并要我给他们讲朝鲜前线的故事。他们愿和我和交朋友，并领我到他们宿舍，在他们的食堂吃了饭。互相交换了通信地点。我回到朝鲜后，和他们通了几封信。后来因为业务工作太忙。逐渐就断绝了通信关系。
1953年的春节我回老家看望父母 我在北京休养到快过春节。忽然想起，我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父母都是年迈了，一定很挂念我。我应该借休养之机回家看望二老。于是我请假回家被批准了。正好我五弟王学书从沈阳来北京，我们一起回老家了。我用稿费买了10瓶茅台酒。我心想：老父亲七十多了，他喜欢喝点酒，他一定很高兴。可是到家后，他问我这酒化了多少钱？我说一瓶三元多，十瓶三十多元。他：“我老了，不馋酒了。你还不如给我买条毛毡子铺在炕上暖和。”我以后因没有办成这件事，心中总是觉得亏欠他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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