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城同志在胶东时是我的连长。在牡丹江军区时，曾任二团的参谋长，1947年底他任牡丹江军区司令部科长，当时形势好转，他派他的井卫员老孟去山东接他的家属来牡丹江。协商好了：一起把我的未婚妻余平一起接来。老孟回到胶东后，到余平教书的村庄和余平商量好回来时带他一起走。可是，老孟因故失信了，余平已经辞去了工作，在家等他，结果老孟只把连城夫人和孩子领来了。
7、第二次是托老乡王嘉滨回家领她。
1949春天，我们进驻天津后，我本村王嘉滨二哥从哈尔浜经天津回胶东老家探亲。在我处驻了一天，我又托他把余平领出来。他回来时把余平领到烟台，因没有带通行证买不出船票，没有走成。
8、第三次是托老同学王玉亭同志回家领她。
1949年8月间，时任政治部保卫干事的胶公同学、海阳老乡王玉亭同志要回家探亲，我又托他回去把余平带来。王玉亭同志也确实到余平家和余平商谈好了一起回北京。可是因雨季发大水，交通阻隔，联系不上，王玉亭只得自已回来了。
9、我亲自回家、把她领回北京。
王玉亭回来后，我马上请准暇回家。这是1949年9月间，因为是雨季，路上经常迂上道路被大水冲坏，火车、汽车不能通行。在济南和青岛附近的城阳，都因不通车而多住了几天。路费也化光了。幸亏做伴同行的秘书科于化会同志把金镏子卖了，才解决了我们的吃住化销。我回家后，就到她教书的村庄，帮他辞去工作，在家住了几天，就回北京了，回来时正赶上国庆节。在北京住了几天，经徐诚之部长和组织部长张先志协商，暂时把余平分到到铁道兵医院当文化教员，医院住在石家庄郊区农村。因为当时我还不够条件结婚，所以没有结婚。
10、有情人终成眷属。
1950年，结婚条件己放宽到营级了，我就写了请批准结婚的报告，经组织部长张先志同志签字同意后，七月七月余平从石家庄来了，由报社钱宗宗、朱士录和老战友赵秋萍同志到火车站接回来。总务科给找了一间房子。搭上一个木板双人床，公家给了两床旧被，每人发给一套新的白衬衣。报社同志们集资给买了一个暖水瓶，两个茶杯。因为是“七、七”抗战纪念日，晚饭会餐。借此机会，举行婚礼。全政治部的同志都参加了。报社社长简群用白开水当酒和我碰杯，把我灌得泞汀大醉。我躺在床上高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报社编辑刘涤凡和袁华压妇夫把我的醉话都记在一张红纸上。我醒后一看：满纸的反帝口号！说明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宣传，我的反帝情感大暴露！
婚后她住了一周，就回石家庄上班去了。正赶上简群和梅雪琪结婚，就把我住的那间房子倒给他们了。我又住集体宿舍。1950年底，报社印刷厂建成。余平即调来印刷厂当校对员。建设印刷厂的工作是由编辑张健同志完成的。他不顾自己有严重的胃病，日夜操劳，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建成投产了。
我们婚后，分居的时间比同居的时间长。1951年2月份，我就做为铁道兵政治部笫一批入朝的工作组，离开北京、离开爱妻，到了炮火连天的朝鲜前线。直到1953年仃战后才回到北京。这期间虽然回来几次，但都是来去匆匆。
我在朝鲜接到家书，才知道爱妻己怀孕。到1952年我因病回国休养时，我的斑儿一见面就喊“解放军叔叔好！”我抱起来亲了一口说：叫“爸爸好！”
1953年朝鲜仃战，我们铁道兵机关回到北京。到1954年机关又搬到广西贵县，指挥抡修黎湛铁路，完工后又于1955年搬到福建南平，指挥抡修鹰厦路。妻儿留在北京。我们还是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
直到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份子，发配到北大荒，经过一年的劳动改造，摘去“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分配工作后，这才真正团聚了。从1959年10月到1985年7月她因胄癌不幸去世。这35年，我们虽过着屈辱的政治生活，但是朝夕相处在一起，再也不天各一方，过着分离的生活了。所以说坏事中也包含着好的因素。
11、苦到尽头妻竟谢世。
我1958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离开北京自愿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我妻余平二话没说，就和我一起全家七口人来到北大荒-黑龙江省密山县。从此，就和我一起看尽了人间的白眼，受尽了政治上的屈辱，熬过了漫长的24年苦难生活，终于盼到天晴太阳出的1979年右派平反改正。撤消了加给我的一切错误的处理决定，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还了我的历史清白。可是我们一起才过了5年舒心的日子，她竟一病不起，于1985年7月谢世。她嫁我35年中有24年是过着苦难的生活，只有11年好日子，实在是苦多甘少。每每想到这些，我就觉得，今生欠她的这么多，无法尝还了，如有来生，我一定加倍尝还你。
12、再婚是幸福的，李玉珍是我知心人：
爱妻去世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我的三个儿子调离北大荒，回到气候适宜的华北。东方红林业局在山东威海市给我盖了离休后住房，可以到那里度晚年，并可带走一个儿子。1986年我到威海市看房子，路过大连，我到我的老首长、大连外国语学院付院长王余音家看望他们夫妻。他老伴薛观亮同志，1951年抗美援朝时，在铁道兵机关留守处第三妇干队当指导员时，我妻余平是她的文化教员。他们夫妇得知余平去世后，就动员我在大连找个老伴。我同意后，他们就把曾在东北局工作认识的好朋友李王珍同志介绍给我。他们约李玉珍在他家和我见面。定妥见面时间后，薛观亮同志笑着对我说：“学俭呀！李玉珍长的可俊呀，她比你小13岁，你们可要好好谈谈呀！”我们在王余音同志家见面了。经过相互介绍情况后，都表示同意建立关系，但要等回去和自已的儿女商量后再确定。我回去和三个儿子商量后，没有反对的意见。均遵重我自己的选择。李玉珍的两个女儿也同意。我第二次回大连就到李玉珍家和两个女儿见了面，大女正考取大连大学，小女几考取高小，李玉珍还在大连饭店上班，家中也需要我这么个人帮助看门。我们就商定：我到大连往在她家，我威海房子由我做主处理，大连她的房子由她做主处理，互不干涉。李玉珍同志同意我进大连时带一个儿子一起进大连，她愿帮我完成这事。
13、 三儿王虎随我一起进大连。
按当的有关规定，必须双方身边均无子女，才允许从外地带一个子女进大连。为此李玉珍把身边小姑娘池洋的户口迁出。他又托老领导，曾任市政协主席的郝正平同志帮助打通人事局的关系。郝老确实跟人事局长谈过此事。但是要自己找到接受工作的单位。为此事确实也犯难了。
在一个偶然机会，时任大连外国语学院付院长的王余音同志，和该院党委书记孙保贵同志谈起此事的种种困难。孙保贵同志说：“这事好办，王学俭同志是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同志，不管对方有无子女，他都有资格带一个子女来大连，这是大连的规定。人事局长是我的老部下，我给他写封信说明情况，可以办成。至于他儿子王虎的工作接受单位，可找西岗区卫生局，他们医院还没有麻醉师，正需要。”
为了尽快把三儿王虎调进大连，我打电话叫他亲自来大连办理调转的事情。他到西岗区人民医院谈妥工作：他任麻醉师，他媳妇任护士。他又持孙保贵同志给人事局长写的介绍信，到人事局交给局长，人事局长找来调配处长把信交给他说：“这事退下的老局长有过交待，郝正平主席也打过招呼，你给他办下。”调配处长即叫调配员办了调令，大连老干部局又把同意我进大连市的手续办妥。王虎回到东方红林业局办好一切手续，於1991年x月，把我的户口和他们三人的户口一起迁来大连。王虎进大连承李玉珍全力帮助，王余音同志的大力协助，顺利办成了。我心情特别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