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季大扫荡结束后，我党领导的海阳县师范学校的师生陆续返校。学校就住在我的村后面的嘴子后村，学校要招收新生，我知道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就约会了以前在高小读书的一些同学参加考试。结果被录取了。我们报考进村时，遇到一位老师，我们向他行了鞠躬礼，他十分和气的说：“欢迎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学习。”后来得知，他姓王是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这位老师的话，使我感觉很新奇，也很敬佩。这和我在国民党政府时的马陵中学完全不同。那时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有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使人望而生畏。两个学校一比较，我就觉得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好。更好的是这个学校除了衣服、鞋子是自备的外，吃饭，学费，都是公家负责。当时叫吃“给养”，所以只要考上了，就能学习下去。学校是军事化管理：每个班级都有个专职的政治指导员和军事教员，专管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生活管理。
我们这个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没有课堂，每个师生都自己有一床被子或一件长袍，把这行李打成方型小包，白天当凳子坐着听课，夜里盖着睡觉。学校是根据敌情，经常流动的，都是夜里行军到新驻地。到了一个村庄后，像军队一样，学生轮流站岗放哨。找一处较大些闲房子，地上铺些麦草当床铺，白天当课堂讲课，夜里就睡在上面。吃的都是包米饼子，白菜、萝卜汤。麦收后，能吃三个月的白面。比起农民来，我们的伙食还是很好的。当时农村基本群众，不可能全吃粮食。大部分要用瓜菜代替粮食。我这个中农家庭，男劳力每餐饭只能限量吃一个小玉米饼子，其余用地瓜和地瓜干代替。家庭妇女吃的就更差了。
1943年春天，胶东公学到了我们海阳县境内。不久就与海阳师范合并成一个学校。名称叫胶东公学。这个学校是当时胶东抗日根据地里最有名气的中学了。
胶东公学是共产党领导的在胶东敌后抗日根据里的普通中学。但他和以前国民党政府开办的中学大不相同。这所学校，既有文化课：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更有政治课，军事课，还抽出时间深入农户中做民运工作，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减租减息，帮助老乡制定生产计划。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日寇“扫荡”时，师生们就分散隐藏到老乡中，和老乡一起“坚壁清野”，（即把粮食和物资都埋藏起来，不让敌人抡走）。军事课，由专职老师讲游击战术，什么麻雀战、地雷战等。每个班级都分给几个木把手溜弹，由夜里轮班站岗放哨的同学佩挂着。
我们的学校是在敌后根据地里。四周较大的城镇都有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投降派把守。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我们的工业和文化用品都十分紧缺。没有纸做笔记，就找些线装单面印字的旧书，翻过来当笔记本。教材都是用钢版刻蜡纸手工印刷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块用木板做的能折叠的黑板，上课时挂在墙上（在野外树林中上课时则把黑板挂在树技上）。学校移动时，由学生折叠起来扛着走。敌人经常对抗日根据地“扫荡”，我们学校在反“扫荡”斗争中，就要夜里转移驻地，情况严峻时，就化整为零，分散到老乡家中，认老乡为干爹干妈。
1943年秋天，为了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由胶东军区组建了“学兵团”，集中胶东地区各中学男生一千余人，学习军事技术。学员都穿军装，每人发一枝步枪，组成连队，由野战部队调来的有作战经验的干部任连长。卧、爬、滚、打，学习了一个多月，因为敌人要“扫荡”的消息传来，所以就解散回学校了。我在学兵团三连，我们的连长，缺少—只耳朵，是打日寇时，打了交手战，被日本兵咬掉的，他经常给我们讲八路坚决打鬼子的故事。我们的营教导员就是我参军后成为我的直接领的徐诚之同志。在学兵团结束的大会上，徐诚之同志的讲话，真是振奋人心，他最后高呼：同学们！让我们在反攻的前线再见！让我们在大城市再见！这话永远响在我耳边。学兵团的学习，奠定了我日后参加八路军的思想基础。两年的学习生活，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共产党，八路军的历史，也初步学习了唯物论、辩证法常识。又亲历了八路军英勇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为人民办事的生动现实，我的思想大有转变，知道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能打败日寇，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我有了这样的政治思想基础，班级政治指导员于义文就找我谈话，在政治上开导我，使我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在1943年6月填表入党，后补期三个月，九月转正。入党介绍人是于义文和薛成南，薛成南是我高小时的同学，也是胶东公学时的同班同学。我在班级里被选为“学救会的经济委员”，经常领着同学去搬运“给养”（即大家吃的口粮）帮着赶集买菜、运菜。也到火房帮厨。
现在称抗日根据地里由共产党创办的中学为“抗战中学”。我们的“胶东公学”则和延安的“陕北公学”是一样性质的。实际上是吸收培养青年革命干部的学校。这个学校很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胶公”是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我是从这个学校中，经过近二年的学习，建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比较自觉地走上革命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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