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恩来总理颁发的罗义淮任职任命书。
1961年底罗义淮返回高等军事学院工作时身份证照，时任政治部秘书长。回高院工作后，罗义淮除了干好琐碎繁杂劳累的秘书长行政工作外，还直接担负了军队政治工作教学任务。为配合学员的主课战役教学，他充分发挥刚刚参与编写全军政治工作战斗条令的优势，着重讲授我军战时政治工作，并领导政工教研组编写了系列战时政治工作教材。当时毛主席号召地方大规模地开展学习解放军的活动，许多地方机关部门、大专院校邀请高院派人作报告，传授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罗义淮曾多次应邀外出作报告，宣传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受到地方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大学生的欢迎。
上世纪60年代是中越关系友好的“同志加兄弟”岁月，高院奉军委指示，共举办过三期越南班教学（当时为了保密对外称“胡南班”），专门培训越南人民军师以上干部。罗义淮担负了给“胡南班”越军高级干部教授我军政治工作课程的任务，学员有越军总政治部主任双豪等高级干部。为感谢教员付出的艰辛，学员班结业时，罗义淮被越方授予胡志明金质奖章。
1963年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罗义淮“全家福”存照。时长子小兵14岁，长女晓英12岁，次女晓燕10岁，次子晓伟8岁，三子晓武6岁。
1964年高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整风”），从同年11月开始一直进行到1965年9月。这次军委总部派出了级别很高的工作组直接领导高院整风运动。工作组进驻之前，刘帅和叶帅都曾有过指示，对1958年高院“反教条主义”积极得反常的某位领导干部，提出质疑其是否背后有彭德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彭总几近“右倾”、“反党”的符号）的指使。院长陈伯钧、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林浩和一些曾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干部，在整风运动初期纷纷对高院的某位领导干部提了意见。然而风云突变，寓于“左”的指导思想长期在党内军内居主导地位，政治运动惯于给干部“打棍子”、“扣帽子”、“装袋子”，工作组突然把整风的矛头转向了陈伯钧、林浩等人，说高院有“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反党集团”。在陈伯钧生重病住院手术的情况下，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窃听电话，监视住所，限制身边工作人员活动，整所谓“陈伯钧、林浩反党集团”的黑材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最终通过所谓内查外调，罗织罪名，把林浩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准备开除党籍。
罗义淮早从1958年起就一直被高院这位“一贯正确”的领导干部视为异己，到了1964年社教整风运动中依然未能躲过，也被扣上“反对政治委员制度”、 “林浩反党集团”的“黑高参”、“干将”等莫须有的“大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连上小学的女儿与林浩女儿的同学交往都要受到监视盘查。罗义淮作为秘书长，与陈伯钧院长是多年上下级工作关系，公谊私交都好，对红军老资格的陈院长由衷地敬佩和爱戴，曾把“钧的生日”四个字记在自家台历11月26日那页上以备忘。不料竟被一位同事偷偷撕走送交工作组邀功请赏，成为所谓“陈伯钧死党”的“罪证”，硬逼罗义淮揭发所谓“陈伯钧的罪行”。不听工作组的话嘛，就拴在一条线上往死里整。把罗义淮上政工课的所有讲稿，都翻出来一篇一篇详查，没有讲稿就审听讲课录音，希图找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言论。结果一无所获，无证据、无名目可对罗义淮实施处分。但高院整风中一些诬蔑不实、无限上纲的“简报”上送军委、总部，下发学院各学员队，涉及全军高级干部，流毒影响很广。不仅如此，最后还在组织处理阶段给以事实上的惩处：1965年军队干部级别改套国家机关行政级别时一般正常调整均为上调两级，但对罗义淮只上调一级（应为9级干部低套为10级干部），实际是降级降薪，罗义淮的秘书长职务虽未撤，却也挂了起来，实质是“靠边站、听候处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都未分配其实际工作。
1980年，罗义淮夫人衣向璞给当时军事学院院长肖克并军事学院党委写了申诉信，不久，得到了军事学院政治部的正式回函，指出 “1964年院校整风时，原高等军事学院和原南京军事学院类似情况的人不少，当时那种做法是错误的。但由于后期未给罗义淮同志做文字结论，现在再作文字甄别，不太适宜。类似的情况都没有重新结论”。军事学院于1979年还向总政治部正式请示，请求为罗义淮等五同志就整风后期低套级别的错误予以改定级别，总政批复没有同意。虽然人已去世，改定不改定级别并无实际意义，但肖克同志和军事学院党委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是给罗义淮同志恢复了名誉，对于罗义淮夫人及其子女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宽慰。
高院整风一结束，罗义淮就被派到河北唐山乐亭县参加当地农村的“四清”运动，由于他严格掌握党的政策，与驻村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到1966年5月回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