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橡胶厂工作时，外调的同志回来告诉我说38军在保定，他们在外调时见到了我的一些老战友。
1971年5月，我还在麻绳厂时，我和张英杰同志去青岛看一台厂里需要的机器设备，就顺便到保定落一下脚，看看老战友，同时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请他们帮忙把我调到保定来工作，主要是因为孩子的妈妈身体状况太差，一直适应不了东北的气候，每年冬天都病得不能下炕出屋，孩子们都还小，我作为一厂之长，工作不能耽误，所以也照顾不了家，家里负担很重。孩子的妈妈也时常唠叨，让我想办法往关里调调工作，齐市的老同志们也劝我到保定看看情况。来保之前，我给老战友写了一封信，他们都非常欢迎我来保定看看。
到保定火车站时天已经黑了，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在化纤厂当军代表的老战友113师副师长张友喜同志，他听说我已经到了保定，非常高兴，很快派车把我们接到师部招待所，并打电话告诉了一号裴飞正师长。
我和张友喜同志是真正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生死与共，患难之交，多年不见，分外亲切，打开话匣子，知心话说他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不一会，裴飞正师长打来电话，说他办公室水果糖茶都准备好了，他爱人也已经在那等着呢，让我们去他那。老战友相见，少不了的一份热情，一小时后裴飞正师长有个会，他临走前吩咐管理科长办好几件事：一是让老战友住在小招待所，理发、洗澡；二是中午的菜要有鸡和鱼；三是把原来的老同志、老首长叫来大家见见面。
中午和晚上陪我们一起吃饭的有裴飞正、朱再馨、彭朝臣、张友喜、李加荣等同志，我们都是在一个团工作过的老战友。裴飞正师长说：“多年没见面了，多住几天，到337团看看，给八连的战士们讲讲过去的战斗事迹。今晚有电影，明天派车去转。”
晚饭唠嗑，大家一直唠到了十一点多钟。第二天，军部来了电话，说不让我出去，中午军首长要请我去吃饭。上午十点多钟，军管理处长周并季同志把我接到了军部，朱副军长、李副军长早已在那里等候了。
我在任教导员和营长时，朱月华同志是我们团长，李副军长是在我当战士时我们连的副连长。老首长、老同志、老战友，大家终于又见面了，那种热情、高兴和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完整的。
白天保定地区正在开党代会，军政委徐伟同志参加会议没有时间见我，晚上派车把我接到了地区招待所，徐伟同志说；“白天开会，我没时间去看你，今天晚上体育场有场篮球赛，咱们一块去看球，边看边好好聊聊。”看完球赛后，徐伟同志又热情地邀我第二天到他家去坐坐，说张毅同志在家。因为正在开党代会，徐伟同志很忙，所以我表示了谢意。之后的两天，张友喜同志陪我们到白洋淀和满城等地转了转。
几天的战友相会，感慨万千，依依难舍，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临走时，裴飞正师长似乎还有些什么放心不下，对朱三号说：“东北天冷，给刘新元同志带件皮大衣。”并问我还有什么事需要办的，我表示了谢意。
我打算调动来保工作的事，只和张友喜同志说了一下，他认为可以办，所以也就没再和其他同志提及此事。
回到齐市，我找到了当时的军代表，说明了我打算调动的想法和理由，他表示这事不大好办，让我还是先在原单位好好干，等他请示上级以后再说。看到这种情况，我只好去找在市直机关工作的王乃富同志给出出主意，王乃富同志说让我直接去找组织部长，把家庭的实际困难情况和打算调动的理由向他汇报一下，相信有可能成。尔后，我去找了两次组织部长，汇报了我的想法和家庭等实际困难等情况，部长同志很同情我的处境，表示同意我调动，我非常感激部长同志，谢谢组织对我们全家的照顾！
我很快就把调动手续办妥了。我怀着极其难舍难分的心情，向在齐市工作的老同志、老战友和老首长们告别，向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好友和同事们告别，还见到了部队原卫生主任史德逊同志。最后又回到厂里交接了工作，同厂里的同志们告了别。办清手续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71年9月份，家人暂时留在齐市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我一个人先来到了保定。
到保定站之后，张友喜派车把我接到部队招待所安排住下，在招待所吃住了十几天，照顾的非常周到。营房科长很快帮我们找好了临时住的房子，又从后勤帮我们借去了铺板、炉灶、草垫子。10月份，孩子妈带着孩子们，全家举迁到了保定。部队对我们全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特别是张友喜、裴飞正、朱再馨等同志给了我很大帮助。
关于我来保后的具体工作问题，裴一号也费了不少心，他说要不让我到大机电厂工作吧，我告诉他张三号已经安排我到保定化纤厂了，而且住房问题也已经解决。之后，裴一号还亲自到化纤厂来看我，张三号更是常来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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